商周天下：中国与四方

商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在夏朝并无确切考古和文字证据的情况下，目前许多国内外学者把商朝看作中国最早的朝代，并认为中华文明从商朝开始，逐渐进入了统一国家的门槛。从时间上看，二里头文化的后期可能已经进入了商朝的时代，两者有所承接。

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考古证据不足，围绕商朝这一古代文明，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其中一个有趣的谜团就是：商朝的地盘有多大？

湖北黄陂盘龙城紧邻长江，1974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商朝遗址。这是一座典型的商朝城市，里面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发掘出来的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考古学家在郑州附近的商朝都城遗址里的所见相同。

从湖北黄陂到商朝的核心地带即今河南黄河流域，可谓相距千里，如果这里的商朝遗址也在商朝的版图内，那么商朝的疆域之广真是太惊人了，光是从都城向南就扩展了至少千里，更不用说还有北面、西面和东面的疆土了。从这座长江边的商朝城市判断，商朝的疆域似乎很广大。

然而根据周朝初年的文献记载，周武王伐纣灭亡了商朝之后，在原来商朝的王畿区设立“三监”管理，即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商朝都城，并将商的王畿区划分为卫、鄘、邶3个封区，分别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总称三监，以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这三监的具体地域范围，大概在今河北中南部、今河南大部，以及今山东局部地区。这个范围就是商朝晚期商王直辖的控制区域了，也就是方圆一二百公里的一片面积不大的区域。由此看来，商朝的疆域似乎又很小。

那么，商朝的地盘到底有多大呢？

有考古学家指出，商朝的王畿区和整个疆域并不是一个概念。根据商朝甲骨文记载，商朝把国土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就是王畿区，即商王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而外服则是周边臣服于商朝的一些方国。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把这些方国也算入商朝的疆域里，那么商朝疆域的确十分广大。

不过从甲骨文记载分析，我们真不能高估了商朝外服的地盘，因为商朝周边那些方国，基本上都没拿商朝当“天朝上国”，它们屡屡与商朝兵戎相见。

就拿商王武丁来说，他在位59年，以武功最为显著，按说那时候商朝不弱了。可是就在武丁的时期，商朝的西北，即今山西一带，居住着几个强大的部落，比如工方、土方和鬼方这几个方国，它们与商朝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一片甲骨上，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大意如此）：有一天，坏消息从西方传来，工方侵入我方领土，掠走75人。另一天，占卜师问，未来10天还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上的裂纹后说，有麻烦，可能会有不幸的事发生。过了几天，果然有坏消息了，土方又攻入我方西部领土，占了我方两个邑。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武丁时期，而且在不到一个月内边境频频告急。

为了平定西北方向的威胁，武丁动员了5000名将士，首先选择对土方用兵，还与自己的妻子妇好一起出征，终于擒获土方首领，并使其余部远遁。平定土方的威胁后，武丁转而进攻势力更大的工方。这个部落似乎是游牧民族，向来出没无常，很难寻觅。为了达到打击工方的目的，武丁几乎每次战役都亲自出征。甲骨文中记载，武丁曾多次向祖先占卜询问，究竟应该征集5000人还是3000人进行讨伐。

商朝最大的一次征兵数额记载，是商王带兵万人，加上妇好的3000名将士一起出战。这样的军队规模，已经占了当时商朝总人口的1/10，几乎可以算是举国作战了。

商朝其他方向上也都是不好惹的主儿。为了稳定国家，武丁曾经大举讨伐南方的荆楚和更靠西北方向的鬼方；妇好带领军队参加过对羌方、土方、巴方和夷的一系列战争。商朝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宗族武装，兵员来自各宗族，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争的时候跟随本族首领，在商王的带领下出征。

总的看来，四周这些方国都和商朝是敌对关系，肯定不属于商朝疆域。商朝就算有某些方国“小跟班”，其实力和疆域应该也十分有限。

商朝地处中原地区，从好的方面说是身处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但是从坏的方面说，四面受敌，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国际生存环境太恶劣。商朝的灭亡也归咎于这种糟糕的国际环境。

商朝晚期，威胁主要来自西方和东方。在西方，周人的势力崛起，拉拢各个方国准备向商朝的地盘发展；在东方，夷人势力大增，频频入侵。夷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方国，而是分成了许多国家，包括夷方、林方、盂方等，分布在今山东、今安徽等地。早在商朝中期，几任商王就曾经兴兵伐夷。

而到了商朝晚期，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在位时，夷人的威胁让帝乙不得不亲自东征。这次出征在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商王带领大军，联合了诸侯攸侯喜的军队，用了130多天对夷方和林方作战，然后又花费了同样的时间返回都城。但是显然这次大规模会战并没有解决夷人对商朝的威胁。直到商朝末年，商纣王仍然不得不继续派出重兵，向东南方向的夷人进攻。

公元前1046年，西面的周人趁商朝的大军在东南被夷人牵制，王畿空虚之际，挥兵东进，直逼商都朝歌。商纣王仓促应战，与周人的大军战于牧野。留守商军终因兵力悬殊而被击溃，商纣王败亡后收拾美玉金帛，和娇妻相拥自焚而死。驰骋中原几百年的商朝就此终结。

商朝的灭亡告诉我们，自始至终商朝都处于强敌围绕的尴尬局面，商王控制的区域不会比王畿区大多少。其实商朝人自己也很谦虚，用甲骨文记载战争时，称呼自己为“商方”，意思是本国与其他方国都是平起平坐的，强不到哪里去。

既然商朝的疆域十分有限，那么我们怎么解释长江边上出现的商朝城市盘龙城呢？盘龙城显然是商朝的贵族率领一批人马建造并长期经营的，这个远离商朝疆域范围的孤城肯定负有特殊的使命。

商王们虽然也希望扩大疆土，但毕竟国力有限，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融合在自己的版图内，恐怕商王做梦也没这个奢望。他们的现实追求是疆域之内的安定和周边“国际环境”的和睦。有没有事半功倍的方法呢？

正如二里头文化借助文化输出来扩大自身影响力那样，商朝历代君王一定也明白文化输出的重要性。

文化输出就要拿出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考古学家经常说，没有青铜就不成商朝。

商朝铸造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包括重达800多千克的后母戊鼎。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青铜器共有468件，其中青铜礼器就有200余件。我们后人看到妇好墓的随葬品，觉得大量的青铜器让人目不暇接。那么真正的商王的大墓中，青铜器随葬品该有多么辉煌？虽然现在的历代商王大墓早就被盗，空空如也，但我们可以猜想，历代商王在下葬的时候，青铜器随葬品比起他们妻子的随葬品要档次更高，也更加丰富。

要铸造青铜器，就需要有高质量、大批量的铜矿。商朝疆域内的铜矿远远不能满足铸造青铜器的需要，于是任何有铜矿的地方，就成为商朝人垂涎之处。而长江中游地区，正是铜矿富集的区域，为了获得那里的铜矿，商王必然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黄陂的商朝城池应该就是商朝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而建立的。通过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商朝人可以获取珍贵的铜矿资源，当然也可以顺便收获长江流域的一些其他资源。

可以想见，商朝人为了控制铜矿和其他资源而建造的孤城不会只有一座。所以除了王畿区外，商朝在广袤的大地上也建设了一些据点，它们大多是为了获取资源而兴建。因此，商朝所谓的“疆域”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疆域，商朝的疆域不是一个整块，而是以都城为中心，控制了一小块王畿区，然后四周远近分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归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这些据点间的空隙地带并不一定听命于商朝，有可能是人烟稀少的“无主之地”，或者控制在与商朝敌对的方国手中。

疏而有漏，这才是商朝疆域的真实情况，这才是商朝的“天下”。

青铜器对于商朝人的国内稳定和国际关系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从国内来说，商朝人祭祀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没有青铜，祭祀典礼就没法进行，商朝人的社会生活也就乱了套。所以商朝贵族们都将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青铜器，视为圣物世代保存。在这种情况下，青铜制造的“锅碗瓢盆”就不仅仅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的必需品。没有青铜器，商朝就不成国家，商王也就无法治理本国。

面对周围的方国，青铜器是商朝“国际外交”的重要文化输出物品。由于青铜器制造技术掌握在商朝人手中，属于一种垄断高科技，通过赐予或者不赐予青铜器，可反映商朝与其他方国之间的亲疏远近，友好或敌对：“想要青铜器吗？那就和我们站在同一阵营吧！”

比如，考古学家在今山东济南的老城区附近发现了商朝的墓葬群，出土了一些青铜圆鼎、方鼎，有些青铜器上还带有族徽和铭文。这说明商朝时期济南地区的“据点”与河南安阳商朝“本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商朝很可能是通过拉拢这里的部落，来达到控制遥远的东方大片区域的目的。

商朝不论是疆域还是文化影响力，都要比二里头文化大，甚至在长江流域都建有飞地，但实事求是地说，商朝并没有让广阔区域的族群都认同它的权势和文化。因此，说商朝建立起了真正的朝代，总是感觉很勉强，它只能算是一个正在迈向朝代级别的地区性政权。

中华文明中“天下”概念的初次形成和传播，是周朝时候的事情了。

周朝吞并了商朝的疆土后，把陕西、河南、山西这些远古文明区域整合起来，再通过向四周扩张、建立军事据点的方式，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以及更大范围的间接统治，同时继续发展和传播礼制文化，在广阔的区域内建立起了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而且，周朝继承了商朝的文字，通过把青铜器赠予各诸侯国乃至周边的政权，使汉字文化圈扩大开来，诸侯至少在名义上接受了周王为天下的共主。所以周朝不仅用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也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乃至商朝的礼制衣钵，用文化力量实现了广阔区域的思想意识上的统一。

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在推翻商朝统治之后，周朝君主还派遣王室成员及其亲密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最早，这些军事据点的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岸及太行山脉两侧，后来又扩散到其他地区的战略要冲。这些军事据点的首领被周朝王室授予了不同等级的爵位，爵位及其特权是可以世袭的。慢慢地，许多军事据点逐步扩展成为城邑–国家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诸侯国。

为了对诸侯国进行控制，周朝的创建者们创立了一套宗法制度。

其中，嫡长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大宗”，庶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小宗”，因此，所有诸侯均属于周王室的“小宗”。周朝形成了所谓的分封制的国家结构，天子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下面分封了一些服从天子的诸侯，在诸侯的下面是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在卿大夫的下面是士。

在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基础之上，周朝还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礼仪体系，规范王公贵族在不同社会场合的举止行动。

到了西周时代，鼎作为等级的标志，出现了列鼎制度。所谓列鼎，是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数量成单数排列的鼎。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祭祀时这些铜鼎中都盛放各种肉食。与鼎相配的是盛放饭食的青铜簋，它使用的是偶数组合，也有多少之别。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

古书《周礼》将周朝的政治结构描绘成一个以周朝王室为中心的整齐划一的体系，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国与国之间紧密相连，井然有序。后世包括孔子在内的大量古代学者都赞美周朝建立的这种礼制社会，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天下治理模式。

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

回到周朝的前期看一看，与商朝类似，广袤的大地上人口并不多，各个诸侯国的据点之间距离相当远。从管理上说，周朝的前期只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大联盟，大家虽然依靠青铜器和礼制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周王室对于各个诸侯国的控制力仍然是十分微弱的。

不管怎样，周朝毕竟建立起了一个广大区域的松散政治模式，让大量诸侯国名义上团结在了周王室的周围，在思想上融合在一起。因此，如果说商朝只能算是一种朝代的半成品，那么周朝就是名副其实的朝代。即使到了后来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春秋无义战”，但大小诸侯国名义上还都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给周王一个面子；战国时期，七雄争锋，大国之间或合纵或连横，但许多诸侯国都有与周朝近似的天下观念，认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天下统一。

那么，商周时期的人们到底是怎么看待“天下”这个概念的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里的名言，似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下”就是天空之下的所有大地。其实，这是后人对于商周时期的“天下”的一种误解，拿后来的认识替代了早期的认识。

在商周人心目中，“天下”是用来区分自己和外界的概念，是区分内与外、“中国”与“四方”的概念。这里所谓的“中国”，在商朝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今河南、今山东一带，在周朝前期也没有扩张太多，在“中国”的外部，还有不属于自己的“四方”或“四裔”。在商周人看来，“中国”就是“天下”，范围并不大。

只是到了后来，周朝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的“天下”才逐渐向外扩展开来，一些原本属于“四夷”的地方逐渐进入了“天下”的范围，而这些“四夷”之外的更遥远的区域，变成了新的“四夷”。

周朝“天下”的扩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周王室既要有软实力的青铜器，也要有硬实力的军事强权，才能将自己的理想传播到远方。在周朝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有一个势力始终不服，并且让周朝吃尽了苦头，这就是活跃在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国。

楚国早期的历史晦涩难解，大致上人们认为楚国先民不断南迁，最终发展为一个南方大国。楚国君主的一块心病是，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中，他们只是子爵，封号太低了，与楚国的强大国力并不相称。第六代楚君熊渠扩张到汉水中游后，说了一句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从这句话中人们可以看出，当时周朝的“天下”确实是不包括四方蛮夷的。而熊渠说出这句话，就是表明楚国不愿继续存在于周朝的“天下”体系中了，以后可以自行其是，不需要看周王的脸色。

其实楚国早在西周初期就与灭掉了商的周朝有分庭抗礼的态势。第四位周王即周昭王多次亲率大军征讨楚国，其中大约公元前982年伐楚时，周朝最为精锐的西六师竟然被楚军全部歼灭。周昭王后来在第三次率军伐楚时再次失利，史书记载他“南巡不返”，其实就是暗示周昭王战败身死，据说他是在败逃中淹死在汉水了。

周楚征战给两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周来说，征战导致元气大伤，从此之后周朝的武力扩张基本上停止了，只能依靠礼制及青铜器“温柔地”管理各诸侯国，再无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强大军力了。

楚国的桀骜不驯，代表了商周沿袭而来的“天下观”在传播过程中有着颇多阻力。没有“以力服人”的实力，就没有“以礼服人”的底气。客观地看，至少在周朝的前期，还没有哪个政权有实力兼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圈。

对楚国来说，从此自信心爆棚，逐渐不把周王室的权威放在眼里，甚至有了平起平坐的态度了。楚国强大起来后，干脆一脚踢开周王，在春秋前期的楚武王时代就自称为王，脱离于周朝的那套礼制之外。公元前704年，第17代楚君熊通荡平邻国，征服江汉平原，又向周天子请求提高封号，再次被拒绝了。熊通大怒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他自立为楚武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

时至今日，武汉人要表达自己不服气、不甘心的时候，会说“不服周”，这句简单且倔强的话语可能已经从春秋时期开始，流传了两千多年。

当然，楚国“不服周”的态度也并非夜郎自大，而是因为一方面楚国在军事上确实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另一方面当时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虽然迥异，但同样辉煌灿烂。

诸子百家中，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应该与楚国关系密切。老子学说源于楚人的思想传统，而庄子在楚国做过官，《庄子》著作里涉及了大量楚地的人和物。在文学上，楚国屈原的《楚辞》绮丽、奇诡、想象丰富，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和《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北方文学的质朴、写实风格区分明显。

还是回到周王室的话题。日渐衰落的周王室经常受到来自周边的挑战，特别是南方的荆楚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终于在公元前771年，犬戎与周的两个诸侯国——申国、缯国联合攻打周朝，洗劫了西周的京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周幽王被弑。第二年，平王被迫东迁到东都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周开始，纷乱的春秋战国也拉开了序幕。

而盘踞在长江流域的楚国国运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末期，最终通过战争融入了“天下”。秦灭六国，将楚国也纳入了大秦帝国的版图之中。

但楚国的文化其实并没有消失。

比如在取代秦朝的汉朝，楚文化就颇受推崇，如果追究秦末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或者汉朝的创立者刘邦，从地域上看，他们都是楚人。所以《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偏爱楚声、楚舞、楚服，他的《大风歌》也是楚地风格。而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楚汉相争，本质上是楚人和楚人之间的“内战”。

秦国用军事灭掉了楚国，与中原商周文化长期分庭抗礼的荆楚文化最终与前者合流，长江流域不再只是商朝的盘龙城飞地，或者周朝自欺欺人的分封之地，而是与黄河流域一起融入了同样的天下。商周的天下从整体上实实在在地向南扩大到了长江流域。

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到秦朝一统江山，禾的世界持续扩张，终于囊括了包括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由于相近的语言、文化也广布于这片地区，因此禾的世界不仅实现了疆域的整合，也在进行着文化上的融合过程。

那么，这段禾的世界的扩张历史，能代表早期中华文明的全貌吗？

答案是不能。因为从宏观的中华文明的视角看，不仅有禾的世界，还有与禾的世界正在并驾齐驱地发展着的另一个世界——草的世界。

历史贴士·商朝灭亡要怪雅利安人吗

武王伐纣的故事尽人皆知，周人在两代明君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领导下，励精图治，终于推翻了暴虐的商纣王，建立起辉煌的周朝。周人从西向东扩张，消灭了商朝，目的显然不是小说里描写的要教育一下酒池肉林的无道商纣王。如果我们的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就会发现，周人的向东扩张是与当时世界的大变局息息相关的。

公元前20世纪开始，原来居住在中亚草原地区、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兴起，他们越过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兴都库什山脉，向南涌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西北，并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雅利安人的强势扩张得益于他们最早把铁和马匹用于战争。对当时的古代战争来说，无论战车还是骑兵都可以算是超级武器，所以雅利安人取得了空前的战果。

比如公元前1450年，一批雅利安人驾着马车从中亚草原南下，首先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就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区域，随后又向西兼并了叙利亚地区，向东兼并了伊朗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雅利安人国家，史称米坦尼王国，后来这个王国亡于亚述人之手。

从公元前1500—前600年，雅利安人一波又一波地南下，其中一支甚至远征印度河流域，开创了印度文明史上的雅利安时代。

那么东方的中华文明境况如何呢？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杀入中亚和伊朗高原，把当地的吐火罗人赶到天山以东，直至黄土高原边缘。而吐火罗人控制了天山山麓和河西走廊一带，迫使当地的游牧族群羌人、戎人向东逃跑。如同一张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原本居住在黄土高原西北一带的周人，在羌人和戎人的压迫下，被迫向东、向南拓展生存空间，恰好遭遇盘踞在中原的商人。

商人作战很少使用马和马车，而长期与西北游牧族群打拼的周人却早已学会用马拉战车建立军队。军事技术上的劣势，加上大量商军主力被牵制在更东方的对夷人的战争中，商纣王被周人偷袭得手，武王伐纣大获全胜。如果追溯因果关系，商朝的灭亡和雅利安人扩张有着间接的联系。

获胜的周人自然不会告诉天下人，他们是因为顶不住西方的攻势而向东进发的，这多少有点丢面子。他们编织出了商纣王荒淫暴虐的故事，来标榜自己战争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