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孙九娘》的描写及其历史背景
《公孙九娘》是《聊斋志异》中最隽秀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它之所以被人喜爱，不只在于取材于农民起义，还在于创造了在农民起义失败中的悲剧性格，通过这些悲剧性格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屠杀手段的凶狠，控诉了清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
于七起义是清朝初年山东境内许多次农民革命中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一次。清杨士骧修的《山东通志》卷一一七“岳防志”记载：
五年（顺治）栖霞民于七集亡命于锯齿山，肆行剽掠。七年攻宁海，知州刘文淇死之。时海内初定，朝廷以反侧者多，每招抚之。登州知府张尚贤权授于七为栖霞把总，令其擒贼自效。人多畏其强御，折节与交，故事后颇有株累者。十八年春，于七之弟于九与莱阳人宋彝秉有隙，宋诣兵部告变，称七谋不轨，遂檄官兵往捕，会七他出，七妻使于九、于十拒伤官兵。七惧，与其党尹应和及和子秉雘等叛入山。……有旨命靖东将军济席哈，率舒穆禄图喇等及总督祖泽溥统兵会剿，济席哈抵莱阳，图喇领兵七百疾驰至栖霞，获城中从贼者三百余人，因趋螯山，贼闻风逸去。十二月朔，大军云集列营山下，七负嵎撑拒，凡两月余。康熙元年春，七溃围窜走，尹应和、尹秉雘等俱擒斩，其屯于昆仑、招虎诸山者，副将刘进宝以次捕治之，余众悉降。
虽然作者的立场反动，其所写资料不可全信，但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亦可了解于七起义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元年整整坚持了十四年的历史，其中被镇压最惨的一次是顺治十八年。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曾调山西总督祖泽溥到山东去镇压，“破其寨，斩馘无算”（《贰臣传》卷三《祖泽溥传》）；授济席哈靖东将军，“讨栖霞土寇于七，击破所据嵎岠山寨”（《清史稿》列传二九《济席哈列传》）；又派庐凤提督杨捷去征讨，“捕治其党五十余人，诛之”（《清史稿》列传四八《杨捷传》）。他们对广大人民的屠杀惨绝人寰，“知县（莱阳）邹知新力陈于三大帅，保全甚多，然犹戮数百人。既又搜索莱阳、栖霞两邑之与于七相交，凡通一刺者，皆系于县狱，株连绅衿又数十百家，三年始雪”（光绪修《登州府志》卷一三）。这就是《公孙九娘》产生的历史环境。
顺治十八年，蒲松龄正是二十二岁，虽然我们还考查不出来他和于七事件的直接联系，但是他最推崇和最敬仰的施愚山的朋友宋荔裳却是受牵连的一人。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载：“先生（宋荔裳）与逆贼于七通谋，遂讦之官，系狱二年乃白。”这件事必然对他产生影响，并且实际上给他思想感情造成深刻的印记，因而他就抓住了这一题材，写成了《公孙九娘》。
在《公孙九娘》的开篇，作者便怀着沉痛的心情叙述道：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
接着转入正文：
甲寅间，有莱阳生至稷下，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税舍于下院之僧。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距于七事件的发生已经十余年了，这与九娘诗中所谓“十年露冷枫林月”的时间也是符合的。这时蒲松龄已经三十五岁，那么这篇作品最早可能是蒲氏三十五岁写的。其中的莱阳生当然不是作者自己，但却渗透了作者的一些思想、感情和观点。整篇作品是通过莱阳生在稷下僧院的见闻经历为中心线索而贯串起来的，所见所闻都是于七事件的被难者，他的外甥女，“俘至济南，闻父被刑，惊恸而绝”，九娘母子二人“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同邑朱生，亦死于于七之难者”，都是“千里柔魂”，“言之怆恻”的人物。莱阳生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愤慨，“叩寓归寝，辗转申旦”，“治装东旋，半载不能自释”，同时也概括了作者自己深邃的内在情绪。
但是，《公孙九娘》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创造了在于七事件中牺牲的两个悲剧性格——莱阳生的甥女和公孙九娘。这两个人物在性格上虽然有很大差别，一个谦恭知礼（莱阳生的甥女），一个伶俐活泼（公孙九娘），但在精神面貌上却表现出一个共同倾向，就是有一种难言之隐，总是忍恨吞声，不肯正面表叙。像莱阳生的甥女见了自己的舅舅，或是“迎门啜泣”，或是“凝眸含涕”，或是“殊为恨恨”，除了讲些有负自幼抚养不能报答之话外，别的便很少谈论。她对九娘的介绍也只是说：“今亦穷波斯，落落不称意”，此外什么也没讲。但是，作者却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去揭示他们这种精神状态的内在秘密，去揭示他们悲剧性格的社会原因。这，集中地表现在九娘和莱阳生成婚之后：
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
当莱阳生问她此村何名时，她说：
莱霞里，里中多两处新鬼，因以为名。
这是全篇的重心，也是作者对她们悲剧性格的社会根源揭示最深刻之处。它透露了清朝统治者杀戮之惨，和人民对这件事的愤懑不平和遗恨，用死难者的乡里来命名，永志不忘。民国王丕煦修《莱阳县志》卷末“兵革”同样记载着这一事实：“今锯齿山前，有村曰‘血濯亭’。省城南关，有荒冢曰‘栖莱里’，杀戮之惨可知矣。”九娘和莱阳生甥女的冤恨、隐痛即根源于此。
九娘最后与莱阳生分别，曾以遗骨相托，言辞凄切，甥女也出门相送，相对汍澜。他们就是这样地依依、默默含泪而别。作者并未让他笔下的人物说出一句指责时政的话，却是通过他们的思想、情绪、行动和性格对现实社会表示了他们的态度、看法、愤慨和不平，作者把他们的冤恨、痛苦和愤慨性格化了，并通过这些性格，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阴森黑暗的社会现实。这篇作品所创造的两个悲剧性格的意义，就在于它以动人的艺术力量说明了清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镇压的残酷，也说明了被屠杀者虽然忍恨吞声地牺牲了，但死后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们以自己的血泪伴随着幽咽的声调，对清朝统治者进行了尽情的控诉。
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性格时，特别着重运用抒情的笔调。它是一篇小说，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一首抒情诗。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注入了自己深厚的感情。像莱阳生重回济南时一段描写：
复如稷门，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势已晚，息驾庭树，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宅，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
这完全是一种抒情诗的境界，抒发对清统治者的愤慨之情和对被迫害者的怜悯之情。至于篇末的“异史氏曰”，我看没有什么更深的含义，不过是说莱阳生之不见谅于公孙九娘，犹如屈原之不见谅于君，太子申生之不见谅于父的情况相同，作者是在为莱阳生鸣冤。全篇的真正意义和艺术力量不在这里，而在对两个悲剧性格的创造。
那么，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蒲松龄对农民起义的死难者是同情的；其二，蒲松龄对清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抱有强烈的不满。下面想再谈一下他对农民起义的态度。
《聊斋志异》中正面描写农民起义的篇目并不多，但是从侧面作为社会背景而接触到的却不少。无论从正面或侧面的描写看，蒲松龄对农民起义都是反对的，称起义的农民为“盗”、“贼”，甚至在《白莲教》、《小二》里说他们“左道惑众”，劝诫已经加入农民军的人脱离革命，改邪归正。他父亲蒲槃也曾“屡与谢‘贼’（指谢迁——笔者）抗”（《淄川县志》），这必然对他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他对农民起义的死难者却是由衷的同情，除了《公孙九娘》中所表现的之外，在《宅妖》中对谢迁领导的农民军被屠杀也表现了同情。他描写被屠杀的惨状：“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磷飞，墙角鬼哭”，这些冤鬼大声疾呼：“我死得苦！”“因而满庭皆哭”。一片阴森悲惨的境象，简直变成人间鬼域了。作者对屠杀者的残酷给予谴责，对被屠杀者表示无限的悲悯。《野狗》篇虽然未表现出这样鲜明的态度，但也揭露了那些刽子手的凶狠。可见蒲松龄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反对农民起义、敌视农民起义；一方面当起义农民被屠杀，特别是对受株连者，又表示深切同情。基于这种对被迫害者的同情，他在作品中也就不能不写出一定的历史真实来，写出农民革命所造成的动荡的社会环境：“值大寇叛乱，三年不得归”（《柳生》），“以流寇之乱，家人离逖”（《庚娘》）等等，到处皆是，不胜枚举。又于咒骂农民起义为“贼”为“盗”的同时，也描写出起义农民的子女的高尚道义行为：“会山左大饥，人相食。女乃出菜、杂粟赡饥者，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小二》）不得不赞叹道：“乃盗也有是女耶！培无松柏，此鄙人论耳。”（《柳生》）并且进一步写出农民起义的威力：“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盗户》）可见，蒲松龄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有矛盾的，我们在研究蒲氏思想及其作品时，不能予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当作具体的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