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记》研究的历史和课题

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前91）完成了《史记》，誊写两本，正本藏于家中，副本收入汉室书府。文采终于可以表于后世，他死而无憾了。汉宣帝时，《史记》由司马迁外孙杨恽对外宣布，遂开始流传。不久就产生影响，相继有十七人续补《史记》。最有成就的是东汉的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加以扩充，独立为《汉书》，体例基本模仿《史记》，由此确定了纪传体史书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主导地位。班固在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是部信史的同时，又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赞》）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史公三失”，对《史记》的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逐步演化为《史记》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班马异同研究”。

《史记》传至东汉初，部分篇卷亡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又自注说：“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指出亡佚的具体篇名，并说至“元、成之间褚先生补”其中四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所引张晏说）由此引发了对《史记》亡篇和补篇的研究，时至今日，仍是《史记》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纪传体史学的大发展时期，史学著作大量涌现，《史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名称也由最初名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到东汉末桓帝、灵帝时开始称《史记》，三国时则成了普遍认同的专名。《史记》的注释也呈现繁荣的局面，据《隋书》及两《唐书》等三书史志记载，这个时期出现的《史记》的注释书多达十五种：晋徐广《史记音义》十二卷，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梁邹诞生《史记音义》三卷，唐许子儒《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唐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史记地名》二十卷，唐李镇《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唐王元感《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陈伯宣《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徐坚《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裴安时《史记纂训》二十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十五家《史记》注书大多亡佚，只有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流传下来（晋徐广的《史记音义》大部分被裴骃引用于《史记集解》之中），世称“《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最初均是独自成书。据目前所知，最早将“三家注”合为一书始于南宋黄善夫刊本，而“三家注”单行本均已亡佚。现在流行的《史记索隐》单行本，是明代毛晋据所见“北宋秘省大字本”刊刻，与《索隐》原本有所区别。“三家注”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字考校、注音释义，到注释人物、地理、史事、天文历法、山水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不仅训释音义通假，而且分析虚词用法，或点明句读，或揭示司马迁的作文之法等。就其特点来说，“三家注”各有所长：《集解》以广征博引、订定文字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订正史实、说解详密为著；《正义》则以详于地理沿革见长。同时“三家注”又依次相注，互为补充，关系紧密，对阅读理解《史记》帮助极大。可以说，“《史记》三家注”是魏晋隋唐时期《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目前《史记》研究的重要领域。今人通过对“三家注”的研究，对开拓《史记》研究领域、推动《史记》研究的深入起了重要作用。如钱穆作《史记地名考》、程金造作《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均是利用“三家注”展开研究的成功典范。尽管如此，目前对“三家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它将是今后《史记》研究值得重视的重大课题。

这个时期，由于修史蔚为风气，史学著作大量涌现，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论著——刘知幾的《史通》也应运而生。《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史通》论述的重点内容，对正史的体例、修史的态度、技巧等进行了阐述，从理论上总结了《史记》在编纂方面的得失。尽管刘知幾的论述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但却开了研究《史记》编纂方法的先河。至宋代郑樵作《通志》，对《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例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促进了“《史记》编纂学”的诞生。

唐代是我国文学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史记》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促进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韩愈、柳宗元等人针对六朝骈俪遗风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古文运动，而《史记》是古文运动的一面旗帜。韩、柳等人的文章，不但在风格、文法、语言艺术上效法《史记》，在人物传记上，也得“龙门神髓”。而在此之前，从唐太宗贞观三年至二十二年，编撰完成了《北齐书》、《梁书》、《陈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这八部史书都注重修辞和文采，都善于用纪传体的形式刻画人物。尤其是《晋书》、《南史》、《北史》，以异闻琐事入历史人物传记，最具“小说”特色。可以说这种表现手法是受了《史记》的影响。以上两种因素相结合，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史传文学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研究势头久盛不衰。

宋代的学术特点是崇尚空疏，士人有好发议论的习惯。表现在《史记》研究上，是开了评论《史记》的先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二程、罗大经、刘辰翁、黄震、洪迈、郑樵、吕祖谦、晁公武、王应麟、叶适，以及秦观、黄庭坚、黄履翁、陈振孙、朱熹、辛弃疾等数十人，都对《史记》作过分析评论，与今人的“《史记》宏观研究”有些相似。评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有“史公三失”、“马班异同”、《史记》文章风格、《史记》人物等。但这些评论多是随己所欲，即兴而言，只是浮在表象上的就事论事。虽也不乏个别精彩之处，可是总体而论，学术价值不大。在众多评论中，有一定成绩的，当推郑樵、王应麟二人。如前所述，郑樵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史书的编纂学上。他在《通志》中对《史记》五体的定位及《史记》各体的评论都有新见。王应麟是宋代杰出的文献学家，以擅长考据著称。他对《史记》的考证，多有创见，其成果大多收入所著《困学纪闻》之中。在宋代注重义理之学的风气下，王应麟能以考据为主，又兼通义理，故成绩斐然。

宋人评论《史记》的风气，至明代有了大发展，成为《史记》研究的主流。这与明代流行空疏的学风有关。其特点是改变了宋人因人因事立题的单篇散论和随兴札记的形式，而以在《史记》原文上作夹批、眉批、总批的形式为主，或是收集前人的论说，标注在《史记》相关的正文上。后人称之为“评林本”。评论的内容十分庞杂，有总体分析，有细事发微，有人物评论，有史实考证；或论编纂体例，或评文章风格、艺术手法，几乎无所不及。总体上看，这些评论虽有一些精当的见解，对初学者理解《史记》有一定的帮助，但大多是空洞虚浮之言，对《史记》研究并无补益。集前人的论说标注在相关的正文之上，似乎方便学者，实则大多有割裂文意之嫌，容易引人误入歧途。所以，引用“评林本《史记》”的评论，一定要慎之又慎。

《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是清代。清代学者将考据学方法引入《史记》研究，运用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涉及天文、地理、典制、人物、事件、文字、体例等诸多方面，对《史记》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何焯、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在《史记》考证上下过一番功夫。他们注重实证，力戒空谈，穷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末”，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必以多项证据定是非，因此他们的考据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卓著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史记》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其中以梁玉绳的成绩为最大。梁玉绳以十九年的精力撰写完成《史记志疑》，对《史记》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疑难问题均作出较为精审的考证，而且多有不易之论。可以说《史记志疑》代表了清人《史记》研究的最高水平，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誉之为“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钱大昕《史记志疑序》）其他著名学者的专著也都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王念孙《读书杂志》、洪亮吉《四史发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张照《馆本史记考证》、汪越《读史记十表》、王先谦《汉书补注》、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何焯《义门读书记》、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方苞《史记注补正》、沈家本《史记琐言》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

清代学者将《史记》研究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巅峰，为近代《史记》研究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学者的《史记》研究基本上是继承了清人的研究余绪，但研究内容更具理论性，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如崔适的《史记探源》、朱东润的《史记考索》、余嘉锡的《太史公书亡篇考》、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专著。而王国维把他开创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于《史记》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他依据殷墟卜辞考证殷商王族世系，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出土文物与文献相结合，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叙的殷商王族世系基本是正确的，开了用新方法研究《史记》的先河；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据有限的资料，探赜索隐，对司马迁的生平活动作了概括总结，逻辑严密，论说平允，是司马迁的第一部年谱，并首次明确提出关于司马迁生卒年这一研究课题。到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对王国维的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遂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讨论。虽然学者们或从王说，或主郭见，观点没能统一，但是，公正地说，至今也没有一家的说法能够动摇王说的根基和主导地位。王国维以他卓著的成就，给清代的《史记》研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开创了20世纪《史记》研究的新风。在这种新风的直接影响和带动下，20世纪的《史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预示着21世纪《史记》研究的前景将会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