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室的天命论
殷王室尽管深于迷信，但当时的文化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在工艺技术上，尤有惊人的成就。周是后进的部族，它的文化原较殷商为低。周克殷之后，周公一再叮咛官员，要听取殷代有德者的言论，到各处去访求殷代先哲王的政教（《康诰》：“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要大家思念殷代先王的德行（“我时其情殷先哲王德”），并学习殷朝的刑罚（“师兹殷罚有伦”）。《洛诰》篇记载周王还举用“殷礼”（周公曰：“王肇称殷礼”）；周室不但承袭殷礼，实际上，无论观念形态、政治制度到工艺技术，无不承袭殷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宗教观，亦复如此。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殷朝治者率领着人民事奉鬼神（“率民以事鬼”），这或许是单纯地出于宗教迷信，也许是有意识地以宗教信仰为手段而达到统治的目的。所谓“先鬼而后礼”，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视宗教祭祀过于君臣朝会的礼仪。“先鬼而后礼”，说明了殷室统治者的迷信程度超过了政治上的运用。可见，殷室还不善于利用宗教来神圣化他们的统治制度。这要到了周朝，宗教迷信才被成熟地运用，以达成其重要的政治行动，他们能圆巧地运用天命的观念，以强化他们政权的来源的合理性，使宗教天命观成为西周王室的主要意识形态。
（一）周室的政教合一
周人宗教信仰承于殷室。例如，金文中的祭名，十分之九因于殷商；宫庙，半数因于商；周人天神的拟人格化与祖考的拟天神化，亦因于商；此外，商、周二代划分上下为两个世界，似亦相同(4)。从典籍上，也可看出殷、周宗教的相承性，《诗经》写文王在上帝左右（《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分明是殷代先公先王在帝身旁说法的翻版。遇事卜问的习惯也沿于殷。《尚书·盘庚》篇上说：“大家不要违背占卜去办事（“各非敢违卜”）。”《大诰》篇上说：“宁王惟卜用。”可见，文王袭殷俗而用占卜。
周室宗教迷信观念除了学习商之处，还懂得妥加运用，以达到政治的目的。例如殷武庚叛变，周公便利用占卜，邀请各国诸侯共同讨伐武庚（见《大诰》篇）。显然，占卜只是诱人来相助的一种手段。又如周公营雒邑之前，曾到各处去观察，最后选择雒水一带，说是占卜吉利，这很可能是周公利用迷信的手法来选定新都，以达到迁徙殷朝强豪而便于监视的目的。
国人最独特的一种宗教信仰——祖先崇拜——也源于殷俗，周人更将它与宗法封建制结合；祖先崇拜的宗法观念，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与伦理观念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祖先崇拜也导致了厚葬的习俗。
周室宗教方面最重大的发展，还在于建立天与人王的亲属关系，以及天命观的提出。
殷时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统关系。殷周天帝观念最主要的分别，在周有天的观念而以王为天子（《卜辞综述》，第581页）。陈梦家曾说，商之“帝”为“生活上（或生产上）之主宰”，周人之“天”，若上帝，为“政治上之主宰”。这说法精到地指出了周室宗教政治化的程度。周室把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这是殷室所未曾有的，殷朝统治者们可能还不懂得拉上这层关系吧！《尚书·召诰》篇说：“有王虽小，元子哉！”“元子”便是指上帝的长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室不仅表露了君权神授的思想，还建立了上帝与人王的血缘关系。
（二）天命观的运用
从《尚书》等官方文献中，可以得知周初时哲学思想并未成熟，而成为官方主导思想的，乃是宗教的天命观。
周室宣称，政权的取得乃是天所命的。他们一再说：“天乃大命文王。”（《康诰》）“丕显文王，受天有命。”（大盂鼎）“惟天降命肇我民。”（《酒诰》）天命成为他们政权来源的基础。他们并宣说，统治殷民，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意志，乃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例如，周公告诉商朝官吏说，“夺取殷国”是上帝发布下来的命令（《多方》篇：“有命曰：‘割殷！’告敕上帝”）。敉平武庚的叛变后，周公把他们迁到雒邑，以便监视，而又借口“奉行天命”（“时惟天命”）。在西周的统治者中，周公是最善于利用天命帝令的了。他深知恩威并用的手法，一方面表示要优厚地录用殷朝的贤民（《洛诰》：“其大惇典殷献民”），另方面又警告那些不听命令的，就要执行老天的惩罚（《多方》：“尔不克劝忱我命……我则致天之罚”）。
周室的天命观看来似乎矛盾的：一方面说“天命不僭”（《大诰》），表示承袭殷室的肯定天帝命令的不可动摇性；另一方面又说“天命靡常”（《诗·文王》），却表示对天帝的命令起了怀疑。实际上，肯定天命的绝对性，乃是对殷朝旧属而说的；怀疑天命的可靠性，乃是对自己的部属所说的(5)。当周室面对殷民时，便不断地抬出天帝的意旨，使笃于迷信的旧朝官吏接受他们的统治。当周室面对同僚时，便又不断地晓喻殷鉴不远，以提醒自己政权的得来不易，当好自为之。如《大诰》篇上“天棐忱辞”，是成王告诫各国诸侯时说的；《康诰》上“天畏棐忱”、“惟命不于常”，是武王对他弟弟康叔封的诰辞；《君奭》上“若天棐忱”、“天命不易”、“天难谌”、“天不可信”，是周公对召公说的。可见，周室的开国者处处以天命不可恃而相互警惕。
《诗经》上说“天命靡常”，《尚书》上说“天棐忱辞”、“惟命不于常”、“天命不易”、“天难谌”，这些都是“天不可信”的意思。“天不可信”，指天命不常给与一家一姓。“天命靡常”或“天不可信”的命题，虽然仍未脱迷信的“天命”观念，然而对于统治者而言，上天的给与政权已不是无条件的。这在思想发展史上，起了重大的意义，它透露了人为的重要性，显示了人类主观性的努力在人类历史上所担负的作用。
“天命靡常”或“天不可信”这命题，蕴涵着这样的道理：世上没有万世不坠的一家一姓的政权，历史上没有永恒不灭的制度。
（三）天命论中见民情
在思想史上，由“天命不僭”的观念到“天命靡常”的观念，是个重大的转变。天命的给与由无条件而演变成有条件的，这种转变是有它的现实背景的。殷纣的亡国，给予周人极大的教训，殷代在纣王时候尚不弱，他的迅即亡国到现在还是个谜。《尚书》片面而零散的记载，说出了几项原因：一是君主的淫佚放诞（《西伯戡黎》：“王淫戏”；《多士》：“大淫泆”、“诞淫厥洗”），这应该包括了酗酒（《微子》：“沉酗于酒”；《酒诰》：“翅王酣身”、“荒腆于酒”；《无逸》：“酗于酒德”）和听信妇言（《牧誓》：“惟妇言是用”）等行为在内。二是用人不当，说是明智的人都隐藏起来而害民的奸人都在位（《召诰》：“智藏瘝在”）。三是殷朝官吏无论大小都在作奸犯科，非法妄为，横征暴敛，以致引起人民的仇视（《微子》：“殷罔不大小，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仇敛，召敌仇不怠”）。殷政权这般“暴虐于百姓”（《史记·周本纪》），遂导致内部人民普遍起来反抗（《微子》：“小民方兴，相为敌仇”），这恐怕是殷政权垮台的最主要原因(6)。在殷、周两军对垒的一场决战中，殷师前倒戈，“纣师虽众，皆倒兵以战”（《史记·周本纪》）。人民对于殷政权的叛变反抗的事实，给予周朝掌权者很大的警戒，使他们深刻地体认到人民力量的不可忽视性，体认到人民的支持力和政权存亡的相关性。这一认识，影响到他们天命观的转化，促进了他们政权性质的更新。
殷亡的鉴戒，使周代的开国者感悟到天命的给与政权是有条件的，条件乃在于“保民”（语见《尚书·梓材》篇）；保民在于慎刑、用贤、上下勤恤。天命给与的条件，固然规范了为政的内容，反过来也规范了上天的性格，《周书·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天意乃得由民意而表现，则天意的内容也受民意而规定了。
殷亡的鉴戒，使周代的统治者们深自警惕，面对着新国的建立，“若涉渊水”（《康诰》），“若游大川”（《君奭》），把建国的任务看成“大维艰”（《君奭》）之事。怀着如此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承担，去克服，这种心情正是责任感的表现。他们在生活行为上，勤苦自励，不贪图安乐（《康诰》：“无康好逸乐”），对人对事，怀着“敬”心“恤”意（《君诰》：“无疆惟恤……奈何弗敬”），所谓“无疆之恤”（《君奭》），即是对社会事务所表现的至诚关切的心态。治者们一再晓喻同僚，要把百姓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康诰》：“恫瘝乃身”），要顺从所不愿意顺从的意见，要勉力去做所不愿尽力的事情（《康诰》：“惠不惠，懋不懋”），要和小百姓融洽相处，要顾畏人民的言论（《召诰》：“其丕能诚于小民，用顾畏于民碞”）。这些话固然是“政治性”的，但也可以见出民意的受重视和民力之不可忽视了。所谓“民情大可见”（《康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已成为施政之主要趋向。
周代的开国者颇知勤俭建国、敬事恤民的道理，这比前一个时代里把人民当作神奴或人奴而言，确是个大进步，同时也开启了春秋战国诸子中的民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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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商汤、盘庚、武丁以迄周代列王，只有天子才可以称“余一人”（见胡厚宣撰《释“余一人”》，《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2) 范文澜说：“《尚书·洪范》篇，据说是周史官记录箕子所说殷政治文化的纲要，大体可信。”（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21页）
郭宝钧说：“此篇文字或经周官修改，而其实质当为殷人的底稿，因其所说的和所想的正具有原始素朴性，不类颇进步的想法，而已能条分缕析，纲目毕举，正代表童年阶段对周围世界观察的知识体系。”（见《中国青铜器时代》第五章“青铜器时代的精神文化”，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77页）
案：《洪范》篇旧说是武王访箕子时，箕子所发表的一篇谈话。可能是西周史官追述殷事所作。篇中充满着神权思想，其中晓喻周王要大公破私（“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有它的意义。
(3) 见董作宾《殷代礼制的新旧两派》，此文刊在《大陆杂志》第6卷第3期，后收入《甲骨学五十年》，台湾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
(4) 参看陈梦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学报》第19期。
(5) 此说已见郭氏《中国青铜器时代》及傅斯年《性命训辨证》。
(6) 殷政权垮台的因素说法很多，《左传》说是由于纣王对外战争耗损过度的缘故，有“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昭公十一年）和“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宣公十一年）的说法。近人也有注意到经济因素方面（如郑合成《中国经济史研究》，台湾古亭书屋，1970年版，第64—65页），张秉权《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中说：“殷纣王帝辛的亡国，固然与东征人方，耗尽国力，大有关系，但是他对于农业生产的漠不关心，亦未始不是原因之一。”（《史语所集刊》四十二本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