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传》的思想特点

三传之中，《穀梁传》和《公羊传》非常类似，都采取问答的形式来铺陈《春秋》大义，寄褒贬于其中，这种解经方式与《左传》大相径庭，故历来多有将公、穀进行对比，二者相似的同时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将二者比较而言，《穀梁传》在思想上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尊尊亲亲

《穀梁传》非常强调“尊尊亲亲”，“尊尊”就是在下位者要尊敬在上位者，“亲亲”就是亲人之间要相互亲爱。

鲁成公元年经记载“秋，王师败绩于贸戎”，《穀梁传》云：“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提出了“尊尊亲亲”的说法。

“尊尊”在《穀梁传》中明确地体现为尊王、尊周、尊君，除了前一例为周王讳败，还有诸如鲁隐公三年“天王崩”，《穀梁传》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大（tài）上”是说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意思。又如鲁庄公十六年，诸侯“同盟于幽”，《穀梁传》认为是：“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说诸侯结成同盟是因为共同尊奉周室。诸侯之间，肯定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才结盟，如此解释颇为牵强，却也反映出《穀梁传》强烈的尊王思想。

《左传》和《公羊传》也同样强调尊王思想，其中《公羊传》更是在开头就提出了“大一统”的观念，公羊学派在西汉时更是提出了“三世递进”说与“三统说”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察其所指，都是在反复地强调“王者无敌”、“王者无外”，意在强调在大一统的社会里，天子是至高无上的，是唯一的中心。《穀梁传》的“尊尊”思想在对天子尊贵身份的强调上与公羊学非常类似，但在看待这种尊贵身份的来源上又有细微的区别，公羊学代表人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赋予了“天子”这一身份神圣的光环，将“天子”与“庶民”区分开来，这与历史文献中记载圣人感天而生的思路是一致的，强调君权来自神圣的上天，他们生来就与普通人不一样，是神圣而光辉的。

而《穀梁传》在庄公三年对“天子”的诠释则是：“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强调了不论“天子”还是普通人，都是“三合”而生的，称谓的不同只是尊卑有别而已，《穀梁传》将天子和普通人都视作有同样来源的“人”，而非受命于天的“神”，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天子”身上的神性。最后说出“王者，民之所归往也”，也是指出天子之所以为天子，并非因为有上天的帮助，而是由于人们愿意追随，即君权来自人们的选择，而非上天的选择。而这又与孟子保民而王的思想非常类似。

《穀梁传》“尊尊”思想与《公羊传》的异同同时也反映出儒家思想在孕育发展初期的丰富和多样。

《穀梁传》“亲亲”思想在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中有最明显的体现，指出：“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对于这段经文，《左传》详细叙述了共叔段叛乱的前因后果和过程，《公羊传》是逐字解释了经文，认为郑庄公杀死弟弟是恶事。《穀梁传》对这一事件的基本判断与《公羊传》类似，认为郑庄公对弟弟赶尽杀绝太过分。但不同之处在于，《穀梁传》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缓追逸贼”的解决方案。兄弟争位的情况自古便有，胜者如何处置败者是棘手的政治问题，《穀梁传》指出当弟弟叛乱了，哥哥可以攻打他，但当弟弟无法再造成威胁而逃跑的时候，哥哥不应该穷追不舍，应该给弟弟一个逃脱的机会，这就是把亲人当做亲人的对待方式。

同时，在文公二年“跻僖公”这件事上，三传基本保持一致，对此都持批判态度，《穀梁传》则更进一步地说出了“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的原则，就是说在国家大事上，亲亲之道要服从尊君之义，这一论断在后世的关于庙次顺序的争论中屡被提及，影响深远。

二、保民善政

三传之中，保民在《穀梁传》和《左传》中多有体现，在《公羊传》中则少有提及。鲁隐公七年“城中丘”，《公羊传》和《左传》都认为是耽误农时，认为民力在此时应该用在耕种而不是筑城。《穀梁传》对此也持反对态度，但《穀梁传》的出发点则不在于如何使用民力效率更高，而在于“保民”要有方：“城为保民为之也。民众城小则益城，益城无极。凡城之志，皆讥也。”意思是说城池是为保护百姓而修筑的，百姓多城池小就要扩建城池，扩建城池就没有穷尽。应当以德保民，国人众志成城，国无危殆，所以经文凡是对于修筑城池的记载，都有同样讥讽的意思。

鲁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公羊传》对此仅仅解释了“以”的字面意思，而《穀梁传》则结合“民”对“以”的内涵进行了挖掘，说：“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强调“民本”思想，并且以民本思想来作为判断统治者行为正与不正的标准，这一点是显著区别于围绕“大一统”这一思想阐释的《公羊传》的。

鲁庄公三十一年，庄公于春、夏、秋三季筑台于郎、薛、秦三地，《穀梁传》说：“鲁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一年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恶内也。”认为鲁庄公的疲民行为是恶政，保民善政的思想非常明显。而《公羊传》对于这三次事件的阐释均是认为三次选址不合适，并未从民生的角度出发考虑。

鲁僖公二年十月至三年正月、四月，经文三言“不雨”，《穀梁传》解释说“不雨者，勤雨也”，“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将“勤雨”作为鲁僖公体恤民情心系民生的表现。僖公三年，六月“雨”，《穀梁传》又说：“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对于忧虑民生的国君赞赏有加。而《公羊传》这一系列与“雨”相关事件仅仅解释为“记异”，即记载反常的自然现象而已。这两种阐释哪种更为准确，我们不方便判断，但是这两种迥异的解经思路背后是《公羊传》和《穀梁传》对“民”的不同看法，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穀梁传》的保民意识和倾向。

此外，《穀梁传》较《左传》不同的地方还在于非常注重“时日月例”。《穀梁传》认为《春秋》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格式的不同蕴含着不同的意义，比如鲁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眜”，《穀梁传》认为：“不日，其盟渝也。”就是说结盟本来应该记载日期，这里只记载了月份而没有记载日期，是因为盟约后来没有被遵守，所以只记月不记日，以示批评和贬低。《左传》则没有对日期的记载有特别的阐释和重视。

关于《春秋穀梁传》大概的情况便如前所述，阅读与研习《穀梁传》对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与思考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但由于作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错误难免，唯祈博雅师友同行，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