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回忆录
翻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画卷，既有辛酸的记录，又有壮丽的诗篇。在那动乱的年代，大好山河破碎，亿万生灵涂炭；中国人民承受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苦难。然而，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不愿抛弃做人的权利，更不愿停止战斗。不仅前方战士奋勇杀敌，后方老百姓，包括那个时代青年学生也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如果说“偌大的华北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么人间天堂的杭州也再不是浙江大学学生栖身的场所。这里回忆的就是当年“浙大战地服务团”战斗在广西一带的一些片断。
一、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的成立及其一般活动
抗战开始不久，浙江大学也随之往大后方迁移。先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后来又辗转至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湄潭。记得1938年秋，浙大师生迁到广西宜山。由于战事一天天扩大，1939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钦州一带登陆，浙江大学计划进一步后撤到贵州去，但运输困难，人员物资也一时后撤不了，疯狂的日军狂轰滥炸。当时在战场上的形势，南宁成了前线，从南宁这一线上，无论伤兵后撤还是前方给养的补充都要人，沿线的野战医院和伤兵站尤其需要帮助救护；另一方面，由于广西地处边陲，交通闭塞，广大老百姓需要进一步动员起来，只有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才能最后取得胜利。在这种形势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他们利用学校迁黔期间，去广西大塘一带展开战地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
战地服务团是1939年11月成立的，成立后主要干了两件工作：一是救护伤兵，二是宣传抗日，团长是潘家苏，团员有陶光业、庄自强、蔡骅、吴恕三、潘传烈、刘昌汉、刘颂尧、戴行钧、彭世勋、冯绍昌、陈素子、周瑞华、范涛、周敏先、王蕙和我等六十余人，其中女同学约十几人，青年学生满腔热血，他们个人暗誓不告诉家人自愿上前线服务的消息。团员们身穿工装裤，背着背包，一路行，一路歌，一路宣传，每去一地有先遣队先行一步，与区公所取得联系，安排住宿，提供该地各方面的情况。到了目的地，自己烧饭吃，睡在破庙甚至猪圈里，活动内容是贴抗日标语，演抗日话剧，唱抗日歌曲，还抽时间去民间访问，动员老百姓支援抗日，坚决不与日本侵略军合作。团员们热情高涨，台上演戏，台下抗日歌曲不停歇，激昂悲壮的抗日歌曲回荡在山谷村镇之间。我们当时常唱的几首歌曲有：“红日照遍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墙铁壁，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高高山上牧绵羊，王家三姐好模样，东洋强盗进南乡，杀得鸡飞狗跳墙。王家三姐奸淫死，高高山上不见羊，牧羊人儿暗悲伤，背起刀枪上战场……”团员们从一地到另一地，都是步行，几十里、上百里的山路、小路，连女同学也坚持下来了，毫不气馁，那时军民合作如同一家人，有时我们在公路上行走，发现军车一招手就停下来，让我们上车。但我们很少坐车，大部分时间还是坚持步行。要说当时服务团的生活，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常开生活检讨会，要是晚上没有演出，团员们往往聚集一起，总结当天工作，布置来日任务。在那种场合下，我不大发言，只是静静地听。
二、前线活动纪实
由于战事需要，前方迫切需要人帮助救护伤兵员，浙江大学服务团的同学又自愿组织了一次上前方的服务活动。地点由以大塘为基地向前推移宾阳。这里离南宁已非常近了。活动内容则以宣传和救护并重。由于离前线更近了，战场上的枪声随时都能听到，战地服务团原不让女同学再向前线走，但陈素子和我等少数几个女同学，还是坚持要去，回忆这一段生活，更为紧张、激烈。日军的飞机来袭击，我们就分散活动，飞机一去集中搞宣传。有时飞得低得连戴航空帽的飞行员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宣传活动照常进行。由于有老百姓及当地区政府的支持，每当演出时，道具的安排、现场的布置都搞得井井有条。提及救护伤兵，当我们看到由前线后撤的伤员，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急需医药和手术，心中无不悲痛愤慨，我们女同学禁不住偷偷流泪，把原来想好的慰问词也给忘了，我们帮助做些临时护理工作，如给药吃、做些简单包装之类的事。可恨的日本侵略军，弄得我们家破人亡，想起这些，又目睹现场惨状，一腔怒火，热血沸腾，就什么也不顾了。
记得临近过阴历年时，敌机轰隆，又发出了防空警报，我们5个女同学在郊外一个岩洞里去躲空袭，从早上一直到下午，警报不见解除，饿得我们饥肠辘辘，陈素子出洞去看看有没有东西可找来吃，她一出去，就听到当地老百姓喊着：“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她立刻进来，叫我们4人一齐出去，跟着老百姓往小路上跑。一夜间也不知跑了多少路，在一个小村庄与十几个男同学汇合了。陈素子不幸得病发高烧，由我和同行的刘颂尧陪着。我们3人一步步地找到了区公所，区里派人抬滑竿，继续向前赶路。那天已是1939年阴历除夕了，我们暂住在一位老大娘家，她听说我们是战地服务团的，马上烧水让我们洗脸，还准备了广西的过年点心——萝卜糕让我们品尝。就这样，我们三人在她家度过了难忘的大年三十。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继续赶路，赶到宜山，又向贵州遵义转移，当时浙江大学以往贵州移迁。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的活动到1940年2月告一段落。当服务团的团员聚集在遵义清点人数时，一件后来想起来非常有趣的事就发生了。
三、趣事若干
清点人数后，大家发现少了一个人，服务团总务组长戴行钧。戴是宁波人，是学农业化学的。大家听到这消息，先是十分吃惊，急得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一直打听到火线处的镇长。那镇长说，经了解确实有一个穿黑制服的已牺牲了，尸体已埋掉了，无法辨认。我们根据镇长的形容，料定戴已经牺牲在前线了，同学们无不感到悲痛。在遵义，我们开了戴行钧追悼会。追悼会上，同学们伤心地流泪，唱着自己谱的挽歌，歌词是吴恕三写的，刘颂尧谱曲。参加追悼会的竺校长更是悲痛万分。时光流逝，大约半年以后，（我们当时在湄潭上课）有一天我在一家小面馆里突然发现了戴。虽然在此之前有关戴还在的消息有所传闻，但当他突然站在我面前时，我还是不禁脱出了一句：“你是人还是鬼？”据戴说，他被日本鬼子抓了去，后来在南宁附近一个地方审问时，一个日本军官问他是哪儿人，为什么要参加战地服务团，戴回答说，自愿为国家效劳。那个审问军官说，他也是被征调出来的大学生。出于对大学生的同情，并了解到戴的家确实在上海，就放他回去了。后来戴经香港回到了上海，可又辗转了一段时间，在半年之后回到了湄潭。
战地服务团的生活紧张、激烈、艰苦，但也充满了学生时代的激情。抗日的决心，御敌的怒火，青春时代的热情，有许多事情即使数十年也难以忘却。有一次一位团员和我一起烧饭，我负责添柴，由于过度疲劳，火焰把他头发引着了自己还没有发觉，到他惊呼时才发现头发已烧掉一大把。这也难怪，因为那时实在睡得太少了。尽管我们经常睡猪圈、牛棚之类的地方，还常有臭虫、跳蚤之类的袭击，但只要一倒下去就呼呼入睡了，一直到第二天一早值日生的哨子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抹一抹惺忪的睡眼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检讨会也不常常是沉默和冷静的局面。记得在一次会上，为了一张从已死的日本兵身上缴获过来的未婚妻的照片，赵鸿举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最后还是我从他口袋里把那张照片硬是抢了过来作为“战利品”，我一直将这张照片保留到现在。
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从1939年11月到次年2月初，大约历时两个多月。两个多月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当时我们这批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投身于这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去，并在其中贡献了我们应该贡献的一分力量，现在回忆起来，确有其怀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