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一二·九”运动
——一个高工一年级生的印象
“一二·九”运动是我一生所经历的第一个政治运动，那时我15岁，是浙江大学高工电机科一年级新生，入学刚3个月。高工的全名是“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共22字，恐怕是古今中外最长的校名。奇怪的是，高工并没有自己的校址，教室和实习工场都是在浙江大学工学院内，与大学部共用，在浙江大学校园内外根本找不到标有高工校名的标志；学生穿的是与大学生一样的制服，胸前佩的也是三角形的浙江大学校徽；而教师有3/4是大学教授兼的；甚至有的课本也同大学一样，如高工电机科二、三年级的一门主课“电工”用的就是大学机械系三、四年级用的教材（Dawes: A Cours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分《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两卷）。
许良英
当时法西斯逆流肆虐欧亚大陆，浙江大学和笕桥的航空学校成了蒋介石安在自己家乡的两大法西斯奴化教育基地。行为心理学家郭任远自1933年3月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即推行法西斯教育，对新进校的学生加强军事训练，开始军事管理。1935年8月又成立军事管理处，郭自任处长，并兼一年级主任，军管更加严格，企图使浙江大学成为一个兵营，一、二年级生和高工学生一律过军事化生活。每天早晨听军号后就集合、升旗，校长常来训话；三餐饭前、饭后都要排队，并限定吃饭时间；晚上睡觉前也要排队、听训。对这种军事化生活，同学们很反感，吃饭时，常有很多人用脚踩地板表示反抗，不过这大多是大学生干的，我们高工同学没有这个胆量。好在这种法西斯管理制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连同郭任远一起被打倒了。当时浙江大学文理、工、农三个学院的学生共只550人左右，高工学生250人，高农学生50多人。郭任远大概以为高工学生年幼无知，容易管理，把他们和大学生合在一起，可以壮大声势。
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我们是第二天从报上知道的，晚上浙江大学学生开了大会，我们高工学生没有参加。由浙江大学学生发动的、12月11日下午在湖滨体育场举行的杭州市中学以上学生抗日大会，我们是跟随大学生队伍参加的。那天天气寒冷、天色阴沉，飘着雪花，但群情激昂，大家把多年压在心底的怒火爆发了出来。会后游行示威，沿湖滨北上，经宝石山东南麓的日本领事馆时，我们挥拳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我“九一八”以来最为振奋的时刻。“九一八”时我是小学六年级生，从那时起养成天天看报的习惯，害怕自己要做亡国奴，十分憎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政府，不准报刊上出现抗日文字，把“抗日”一律改称“抗X”，1935年7月还给刊出一篇议论日本天皇文章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判了14个月有期徒刑。现在，我们面对日本官方机构可以自由地高呼抗日口号了。那个动人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我们离开日本领事馆后，折返官巷口、清河坊，转到佑圣观巷浙江省政府和国民党省党部，也高呼了抗日救亡口号。以后从报上知道，杭州是最早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我有幸参加，感到自豪。但在整个浙江大学队伍中，高工一年级学生是最后的尾巴，而我是年纪最小的，又来自偏僻的山区，也就最幼稚无知。
12月16日，北平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后，浙大学生自治会建议刚成立的杭州市学联组织学生于21日去南京请愿，由于学联会议未开成，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自己单独行动。20日下午，我们听到紧急集合军号，被军训教官带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只有我们高工学生，没有一个大学生。郭任远陪着浙江省保安司令宣铁吾和杭州市警察局长赵龙文向我们训话，威吓我们不准去南京请愿。我们觉得非常可笑，因为高工学生并没有打算要去南京，而决定要去的大学生一个也不在场。第二天吃早饭时，高工高年级学生代表告诉我们，昨夜军警进入校内抓走大学部学生自治会代表12人，但大学同学还是在天亮前冲到城站，现在他们被军警包围，希望我们去支援。当时校园所有出入口早已被军警封锁，我们从健身房边上一个平时不开放的校门出去，经清泰门，沿着铁路赶到城站，和大学同学回合。车站上见不到一节火车，四周满布军警，我们站在月台上，不时高呼抗日口号，一直坚持到下午。教务长郑晓沧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等人一再劝说我们回校，学生代表提出先决条件是释放被捕同学。最后，12位被捕同学自由地回到同学队伍中，省政府秘书长黄华表也来到车站向我们道歉，我们就整队回校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
那天，返校吃饭后，高工和高农学生也参加的浙江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有人指出，昨夜便衣特务进学生宿舍抓人是军事管理处的职员带来的。大家怒不可遏，异口同声要求把郭任远连同军事管理处一起赶出校门。运动由此转入驱郭斗争，开始无限期罢课。在表决是否罢课时，我心里很矛盾。因为我幼年丧父，家境困难，虽然从小喜欢读书，几经周折才勉强上了初中；初中毕业时尽管成绩居全班第一，但家里只能让我考免收一切费用的杭州师范学校，可是我拙于口才，而最大兴趣却在物理和数学上，经过竭力争取，终于也让我同时报考宁波高工和浙江大学高工。进浙江大学高工电机科是我当时的最高理想，显然也是我最后的读书机会，而高工的学习条件使我十分满意，特别是后门与我们宿舍相通的浙江图书馆，更使我喜出望外。我担心，如果长期罢课，学校会被解散，自己就永远读不成书了，因此，表决时我没有举手。但当大会通过罢课决议后，我当然无条件支持。
罢课期间，经常举行全校学生大会，我们高工学生也都参加。会场上有时秩序不太好，有点乱哄哄，但当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一上台发言，台下就鸦雀无声。施尔宜是农业植物系四年级学生，口才好，能力强，大家都服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有魅力的英雄式人物，显然斗争经验丰富，能沉着应变。为了自卫和保护校园内安全，学生自治会组织纠察队，由全体同学昼夜轮流站岗、巡逻。大概为了照顾高工低年级的小同学，不让我们守卫大门，而只定时在工学院门口附近执勤。我们也曾分成许多小队到市区茶馆、酒楼宣传抗日，由于我害怕说话，只能跟队凑个数。这段时间，在开会和集体活动之余，我大多时间在浙江图书馆的阅览室度过。
驱郭斗争的罢课坚持了一个月后，1936年1月21日早晨，我从宿舍楼上看到外面路上有武装军警加密站岗，求是桥前后有便衣分子往来，感到气氛紧张。随后我们被召集到文理学院的大礼堂，原来是蒋介石来到浙江大学，以软硬兼施手法，处理学潮。他以“浙江父老”自居，对我们“训话”。他伸出袖口，夸耀自己衣服穿得如何单薄，批评我们怕冷穿大衣，没有资格抗日。他威胁我们，必须立即停止“闹风潮”，恢复上课。在此前一天，教育部向浙江大学发来电报，开除学生自治会正副主席施尔宜和杨国华的学籍。但我们没有被吓倒，蒋介石走后，依然继续罢课。这迫使他不得不收回开除施尔宜、杨国华学籍的成命，并终于同意免去郭任远浙大校长职务，而任命开明学者竺可桢出掌浙大。至此，我们的斗争完全胜利，浙江大学也开始了新生。
蒋介石到浙江大学后的第二天，我去浣纱路浙江省教育厅秘书金剑青（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是许绍棣小学时的老师）家，他告诉我：昨天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跟随蒋介石到浙江大学，蒋先找施尔宜谈话，说：“施尔宜，你进过反省院，怎么还没有反省？”我当时以为施尔宜无疑是共产党，而共产党是要坐牢、杀头的，我回校后不敢把许绍棣告诉金剑青的话转告任何同学。16年后（1952年春），我去上海参加华东青委召开的各省市学生部长会议，专门拜访了当时的华东青委副书记施尔宜，问起蒋介石那次说他进过反省院的事。他说蒋介石是胡说，他从未进过反省院，但这却成了他历次审干时的一个历史问题。他又告诉我，他是1938年初在浙南入党的，“一二·九”运动时浙江大学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以后我进一步了解到，从“一二·九”，也许更早，到抗日战争中期以前，浙江大学没有共产党组织；1943年开始才有党的组织关系，而党支部直至1947年才建立。（当时仅有三个党员，我是其中之一）对比之下，北平几所大学以及昆明的西南联大都一直有强大的党组织，可是，在历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没有党组织的浙江大学也和他们一样走在斗争的前列。1931年的“九一八”，浙江大学是最早冲到南京请愿的；1935年的“一二·九”，浙江大学是第一个以行动响应北平学生的。
浙江大学学生为什么会有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对当代青年有启迪意义的问题。根据我自己先后在高工、浙江大学学习、工作、生活十年的亲身感受和近二十多年来的反思，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浙江自南宋以来人才辈出，每逢民族患难，浙江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安危，前仆后继，为民抗争，为国捐躯。永垂青史的于谦、黄宗羲、张煌言、吕留良、秋瑾，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峥嵘傲骨。这种浩然之气，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莘莘学子。其二是，浙江大学所固有的求是传统学风。作为中国四所历史最悠久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的浙江大学（比北大还早一年），建校之初以“求是”命名，以培养“讲求实学”的人才为宗旨，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崇尚“行诣笃实”的科学精神，即求是精神。从此，求是就成为浙江大学的传统，竺可桢出掌浙大后，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并指出：“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求是就是追求真理，要追求真理，必须具有甘冒风险、不怕牺牲的决心，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牺牲精神。求是精神在早期就哺育了五四时期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呼喊出以人权、民主和科学救治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也哺育了“铁肩担道义”、为新闻自由而牺牲的无畏记者邵飘萍。受求是精神哺育的求是学子，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尽心尽力，以至献出生命。
1977年12月5日于北京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