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富国们”是如何变富的

起源^[1]

现代经济系统既错综复杂，又相互影响，它们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才产生的一套制度。我们共同的先祖是“线粒体夏娃”——她在15万年以前居住在非洲；4万年以前，她的子孙克罗马农人才来到了欧洲，取代了尼安德特人。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但我们的确知道，在克罗马农人的栖息地，我们找到了一些物品，而这些物品是用几百英里外才能找到的材料制成的。而尼安德特人们使用的工具，用的只是当地能找到的材料。克罗马农人一定从事了贸易。他们同样进行了创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工具演变中看出。而语言，也可能是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之间的重要差异。^[2]沟通，是专业化和交易中至关重要的。

大约8000到1万年以前，在受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灌溉滋养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其“肥沃新月地带”出现了农业^[3]——我们现在把这片地区叫做伊拉克。人们一直“拥有”衣服和工具，但是，农业则需要人们对土地和牲畜具有所有权；而且，这些权利必须编纂成法，并获得公认。这些新制度的出现，也为接下来的技术创新创造了机会。随着人们对庄稼的培育、牲畜的驯化，对种子和牲畜的所有权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新的技术和制度，从发源地逐渐拓展到了其他地区。^[4]

顺着河流，横跨平原，技术和制度迅速传播，然而在山区传播的速度较慢。人们的农耕活动，沿着东西向横轴的传播，要比南北向的传播来得快些，其原因在于，东西向移动带来的气候差异变化较小。时至今日，富裕国家大多位于温带地区，这和1万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气候没有太多差异。

经济现代化演进的下一步，发生在欧洲。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能够组织起生产和交易。商业和管理的概念，也被创造出来。不过，这些并没有受到当时的哲学家和作家的太多尊重。^[5]知识分子阶层对市场化的东西表示鄙夷，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

在雅典，观光客们仍然可以去古代的市场参观——这里是买主和卖主们碰面的地方。这些市场属于由国家提供的公共设施，旨在协助商业发展。希腊人发明了“政治”这个概念。在政治领域内，才有可能形成政府——政府的经济活动，却和政府控制者的利益有所区别。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没有私心的政府。

古代的希腊是一个多元社会。古希腊的公民们，已经开始探寻自然界的本质，以及社会组织的结构。这种永不停歇的精神，在“黑暗时期”中一度归于静默，但到中世纪时它又重新复苏。^[6]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其突出特点正是在艺术、建筑和文学领域的多元主义和实验方法。然而，这种多元主义和实验方法，延伸到了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新的创业企业。在风险市场与资本市场逐渐培养起来的同时，你不仅可以交易商品本身，还可以交易商品的纸面权益。以上就是现代证券市场的开端。这个时代发展起来的企业——例如贸易公司和银行——与之前个人独立经营的企业是截然不同的。它们的账本是通过复式簿记的方式加以记录的。^[7]

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

文艺复兴之后，接下来发生的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中心是英国和德国，它们抛弃了之前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教会权威。欧洲经济发展的焦点移到了北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建筑遗产（石头建筑）恰好表明了它们在当时宗教改革时期和现如今的相对经济地位差异。

宗教的多元主义，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其二者之间真的存在某种联系吗？经济机构的发展和新教发展之间的相关性，看上去难逃干系。天主教盛行的意大利和爱尔兰，直到20世纪后期才变成了富裕国家，西班牙直到21世纪才变成富裕国家。而在各种宗教人口混居的国家（例如瑞士、德国和荷兰），新教徒们的经济地位之高，与其人口数目几乎不成比例。

然而宗教和经济发展的这一相关性的本质却一直引发争议。马克斯·韦伯的解释是，正是新教徒们对的“天数预定”的信仰，使得他们养成了朴素禁欲和勤劳工作的品质——我们称之为“新教伦理”。而R.H.托尼和罗伯特·莫顿，则对神职人员权威主义瓦解之后的“知识界的骚动”的作用，进行了重点强调。他们认为，这让人们有了对那些根深蒂固的理念和惯例提出质疑的机会，这对新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是不可或缺的。^[8]道德上的严格要求和对事物的自由质疑，构成了“有纪律多元主义”的基础——这也是成功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

于是，市场经济的轮廓开始浮现出来。英国和荷兰成为了17到18世纪的主要贸易大国。早期西班牙的殖民开拓者，不过是一群去淘金的军人；而英国和荷兰的殖民行动，则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等企业所运营的——其目的在于商业开发。18世纪初叶，正是一个快速金融创新的时期，这阵繁荣一直持续到“南海泡沫事件”才最终归于破灭。

市场经济横渡大西洋

美国移民的先祖们，从英国经荷兰，来到了美国的普利茅斯。于是，在17、18世纪，两国在经济制度发展前沿方面的联系，在现代美国的萌芽阶段便建立了起来。美国东北部的殖民者们将家乡的技术和经济制度带了过来。不到20年，第一台钢铁厂就在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建了起来。殖民者们还带来了志同道合的人。这些殖民者不仅是新教徒，而且还是新教徒中的极端分子——正因如此，他们才会逃离欧洲。他们鼓励那些与他们保持同样观点的人移民。贵格会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意见的人在欧洲经济领域格外成功。他们所强调的努力工作和个人诚信，也在殖民地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和特拉华山谷的贵格会教徒，是两股中坚力量，他们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发展出一套经济制度，形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框架，在美国引发了跟英国和荷兰类似的工业革命。^[9]除了英语国家的殖民者之外，占据了哈得孙河谷的荷兰人是最重要的一群外来者。独立战争胜利50多年之后，托克维尔依然写道：“尽管远隔重洋，但我却不认为美国和欧洲是两个割裂的部分。我觉得，美国人民就是英国人民的一群，他们身负委托，探索新世界的丛林。”

所以，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同，在19世纪初，英国、荷兰和美国在经济发展领域是共同的领军者。有一点差异至关重要——该差异本身为殖民提供了论据。欧洲的土地越来越不堪人口的重负；而在美国，人均土地占有率情况却截然不同。这对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平衡有重要意义。1776年，与美国独立运动同年，广受尊敬的现代经济之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他说：“毫无疑问，今天，英国比北美洲的任何一个地区都富裕得多。然而，北美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任何一个地区都高得多。”^[10]

弗吉尼亚有所不同。新英格兰、哈得孙和特拉华河谷的殖民者们主要是中产阶级宗教异见者。而美国南方则多是些背井离乡的贵族，他们希望在美国重建的经济制度，是曾经在欧洲带给他们身份地位的制度的翻版。缺乏劳动力的问题不是通过高工资来解决，而是通过进口奴隶，从而使这些地区主要保持着农业经济，并复制了许多贵族生活方式，以及欧洲传统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方式。对于发生在欧洲西北部的技术和制度创新，这些南方殖民地兴趣缺缺。

直到南北战争之后，北方才最终确立了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南北战争的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美国的金融中心位于国家东北角，传统工业基地也主要分布在北方诸州。

市场制度最初是从欧洲引进到美国的，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通过改革，在19世纪结束之前，美国已经成为了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中心。20世纪，美国成为管理理论和产品创新的主导力量。到20世纪末，美国人已经真心以为，市场经济是美国的发明，而且是一项相当新的发明。

《纽约时报》的汤马斯·弗里德曼是全球化的记录者，他说：“如果100年前，你来到世界的建造者跟前，告诉他，2000年，世界会被所谓的‘全球化’系统定义，他会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来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竞争获胜呢？答案是，他会设计出一个跟美利坚合众国十分相像的玩意儿。”“世界只有10岁。”他宣称。^[11]然而，弗里德曼错了。如果你认为世界只有10岁，那你一定是个相当无知的家伙——不管是对市场经济，还是对美国在市场经济中最初的角色。

殖民地

美国并不是唯一的殖民地。现代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新西兰，也是由欧洲殖民者建立的。这些移民者们摒弃了母国的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当地人的文化。他们的法律体系以及政治社会制度都源于欧洲。他们使用欧洲西北部的语言，大部分是英语，魁北克讲法语，阿根廷用西班牙语。某些殖民地不是富裕国家，如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这些地区的移民占极少数；有些殖民地的移民者人数众多，但也不富裕，比如南非、肯尼亚或西印度群岛。

殖民者们建立的国家不仅从西欧引进技术和制度，他们还引进熟悉这些技术和制度的人才。在欧洲殖民地，不鼓励（在殖民主义末期之前，通常是不允许）当地人学习或影响引进的文化。技术和制度的交流既表面又短暂。

然而，尽管市场经济的建筑模块可以引进，但这些新国家还是必须独立解决一个问题。殖民者的本质决定了，当殖民者们来到一片空荡荡的土地上的时候，是没有现成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土地其实并不是空荡荡的，当地已经存在土地权属，只是不是欧洲模式下的土地所有权而已。然而殖民者们无视了这些权利，或者消灭了这些权利。）要创造新的财产权，有两种主要方式。要么由国家进行分配或售卖，要么由政府承认殖民者实际占领的土地权利，并将其合法化。^[12]

授予或出售大片空置土地，令政府可以轻松地进行资助和获得收益。但是，华盛顿或伦敦做出的决定，未必会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土地上发生。^[13]殖民者们会形成当地规则来定义和保护彼此的权力。在淘金热中（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最为高涨），政府无作为。很快便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性秩序，掘金联盟管理并强制执行彼此的权利主张。^[14]这些模式影响到了土地权利的总体发展。最终，移居者权利——即非法占用公地的权利——成为英语定居地的主要财产权，但在英语殖民地或西班牙语定居地并非如此。这种差异造成了持续性的后果。

阿根廷和新西兰

阿根廷和新西兰，是以上早期殖民地国家之中的两个——它们曾经都是富裕国家，而现在却已经不再富裕。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算是低成本的农业生产国。你甚至可以搭乘11个小时的直飞航班，从新西兰首都奥克兰来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观看两国之间进行的国际英式橄榄球赛。然而，两个国家之间也有很多差异。阿根廷最有名的人物，莫过于伊娃·贝隆——这位电影明星是一位阿根廷人民党独裁者的夫人——以及争议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而新西兰最有名的人物则是欧内斯特·卢瑟福，他首先分离出了原子核（在英国），以及爱德蒙德·希拉里，他是第一位征服了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阿根廷的国家象征是“高卓人”（南美牧人），而新西兰的象征则是奇异果。新西兰人民对于新西兰伊丽莎白女王怀有的感情，恰如阿根廷人对艾薇塔（贝隆夫人）怀有的感情一般。

然而，在地缘方面，两者都是位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地理上的相邻性，对西欧那些富裕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两个不再富裕的国家，恰恰同样处于偏远地带。

交通运输成本，很难被用来解释一个世纪之前的富裕国家，现在为什么不再富裕了。本书第24章中，我将会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所提出的，尚未得到公认的“依赖理论”进行探讨。普雷维什认为，所有的“边缘国家”都应该是落后的。然而，边缘的位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它给予了该国更大的自由度，使其能够追求与其他富裕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在欧洲，地缘感染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效果却并不明显。无论是阿根廷还是新西兰，都利用了这种自由度，然而效果却是负面的。艾薇塔和她丈夫的名声，并非来自管理国家经济的技能；而新西兰也备受失败的经济试验的困扰。

阿根廷从来没有像澳大利亚或是新西兰那样富裕过；然而，当游客们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那些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物，还是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些建筑物并不输给19世纪其他富裕国家的华丽首都。然而，城市周围的蹩脚环境，正好能够说明阿根廷日渐衰落的经济地位。阿根廷这个国家的发展一直在遵循着多元主义（时至今日，阿根廷的文化生活还是由这种多元主义带来的）。从意大利来的移民和从西班牙来的移民，几乎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尽管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亚的“威尔士领地”十分出名，但它吸引来的北欧移民却并不算多。然而，英国经济的影响却是遍及阿根廷各地的：英国人不仅仅建造了有轨电车和铁路，还给阿根廷的肉类制品建立了秩序井然的市场。^[15]

不过，经济制度仅仅是和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构架的一部分而已。在英语系殖民地的经济增长与英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英国经济表现的时候，西班牙语系殖民地的经济增长却无法赶上西班牙——西班牙自身的经济增长状况，其实也非上佳。而且，在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殖民地之间，在经济方面还存在一项重要差异。在英语系殖民地，因为财产的分配而引发的紧张关系，绝大多数是以对移民者有利的方法解决的。而在拉丁美洲，土地分配方面却存在着有效的中央集中控制。即便是到现在，拉丁美洲的土地所有制结构，也仍然是由少数创始家族的后裔所控制。

于是，不在的业主，就成了贫穷的业主。然而，这种做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后果，却变得更加重要。对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分配，实际上缺乏合法性。以上所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不均使得阿根廷的政治，自从地主阶层在1827年推翻里瓦达维亚政府，直到2002年发生的街头示威，都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对立性。^[16]

新西兰的问题则是在最近才出现的。与英国相隔12000英里的新西兰，却变成了以英国市场为主的农业生产国。即便到了1960年，新西兰一半以上出口的目的地，仍然是其母国英国。然而，随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越走越近，这种关系逐渐崩塌，新西兰的出口目的地也变成了澳大利亚和亚洲。

新西兰只能通过更低的价格，来寻找替代市场。它的经济表现也因此而恶化。1975年，罗伯特·马尔登出任新西兰总理。他的口号是“往大处想”；他对铝矿和石油化工工厂的修建事业进行扶持，并偏好事无巨细的经济干预。大多数“往大处想”的项目，最终却以巨大的损失一笔注销而收场。

在1984年的大选中，马尔登败下阵来，^[17]新上台的工党政府任命罗杰·道格拉斯为财政大臣。道格拉斯热衷于追求市场经济政策，以格拉厄姆·斯科特为首的一干能力很强、主张一致的财政部官员对此十分支持。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曾经由经济学家运行，那么这个国家非新西兰莫属。从1984年到1999年，新西兰一直遵循着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管制的政策，并在追求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的同时，对社会福利进行了缩减。在这一段时期，新西兰是富裕国家中经济表现最差劲的。从1998年1月发生的那件事中，就能无奈地窥见经济衰退的窘境。奥克兰市中心的商业区域，因为供电线路故障而停电。整整7个星期之后，供电才恢复了正常。^[18]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1984年之后的新西兰那样，处心积虑地对美国的商业模式进行照搬模仿——鼓吹利己、市场为基础，并对国家的功能进行重新划定。^[19]甚至连美国自己也不曾这么做过。当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在立场方面表现出强势时——例如，在里根政府时期，或1994年到1996年共和党占据国会时——就会受到美国政府内部的权利制衡。英国给新西兰建立的一会结果，对执政当局的限制很少（新西兰的立法机构甚至是一院制的）。1999年，厌倦了经济实验的新西兰全国选民，让支持传统政策的政府重新上台。经历了这3个不幸的经济实验阶段——一个属于外部创立的，而另两个则纯属“自作自受”——之后，新西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60年富裕国家平均值的125%，跌落到2000年的60%。^[20]

亚洲的强烈对照

为什么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和西欧，而并非从中国的东南部发源呢？^[21]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十分难解的谜题。在11世纪初，中国的科技水平完全能与西方分庭抗礼。在18世纪前半叶，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无论是在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方面，在国民平均资本方面，还是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可用耕地的压力方面。

然而欧洲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导致的现象。当时存在于中国的各种制度，比它的生产能力更加落后。对西欧的科学技术和制度起到重要作用的多元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之前就是——现在多少来说更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欧洲却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差异完全可用来加以强调：中央帝国式政令，在中国大片领土上的效力很难确定；而欧洲的分裂状态虽然会给军事冲突方面造成劣势，但却在经济竞争方面创造出了优势。而更弥足重要的，则是国家和社会上的多元主义程度。

当时，英语中已经有了来自中国的“Mandarin”（官话）这个词汇。这个词的本义，是中国（满清）法庭上的公务人员，他们所推崇的价值，是那些传统价值和惯例仪式。在18世纪初叶，一位走访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写下了这样的话：“他们（中国人）更偏好那些残破不堪的古董，却不喜欢那些最完美的现代化事物——这和只喜欢新事物的我们完全不同。”150年以后，另一位传教士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任何一个天才，只要想到他的努力会给自己带来惩罚，而不是奖赏的时候，他就会立刻陷于麻痹。”^[22]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经济表现无法赶上欧洲的状况，变得越发明显。随之而来的排外恐外情绪，不但使得之前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还强化了内部的极权主义，以及人们对外来影响的抗拒。华人们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有到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地的移民——却都获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在经济上的失败原因，大多要归咎于制度之上。

而从1639年起，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23]：外国人不得在日本居住，只开放两个港口进行贸易。但从国内情况来看，比起中国，当时的日本要更加多元化一些。日本的政治组织是地方分权，欧洲金融市场的很多特征，在这里都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当然，一味地抗拒外来的制度和技术上的创新，只会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不过，自从1853年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那一年，美国海军司令佩里到达日本，将美国的商业模式也带了过来。一年以后，佩里再度前来，利用坚船利炮的帮助，要求日本将美国商业模式坚持下去。

日本开始采用了西方的技术，但对西方制度的引进步伐，则要缓慢的多。接下来，随着明治天皇重掌政权，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形成。这引发了军人集团对政治的过度干预，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到达高潮，并于广岛和长崎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后结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1945年来到东京，强迫日本接受了之前佩里司令所忽略的，美国商业模式的要素。

麦克阿瑟将军的目标，是要对日本的制度加以改革。日本天皇地位的世俗化，动摇了这个国家独裁主义的根基。尽管公职人员们仍然大权在握，但接下来登场的政治领袖们，却像一盘散沙一样起不到实质作用。控制日本所有大规模经济活动的五大“财阀”^[24]，也遭到了解散。

接下来，日本的工业开始专注于生产高品质的消费品。丰田公司从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商，转型成为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的主要竞争对手。而松下财阀则化身为大型综合企业，成为电子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商，旗下品牌包括松下和JVC等。索尼公司和本田公司则是由充满标新立异精神的个人所创立。索尼公司的缔造者盛田昭夫，成为了日本最有名的企业家。从1950年起的40年之内，日本经历了经济大国中最为迅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日本的两个前殖民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成就，可以与日本分庭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和台湾脱离了日本的控制，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发现自己位于中国和美国对抗的火线上。麦克阿瑟将军调到韩国后，朝鲜内战爆发，最后升级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1953年，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成了南北两方。接下来，南北两方的经济之间，表现出极为显著的差异。这要比东德和西德，或是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差异大得多。若非发生意外或是南北两方再统一——韩国即将成为一个富国。而朝鲜除了拥有核武器以外，还有遍地可见的饥荒。^[25]

在1949年被占领了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击败后，国民党控制了台湾。和韩国一样，通过一系列受到美国和日本双方影响的政策，台湾经济逐渐繁荣起来：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政策，强烈的出口导向政策，开放外资和国外技术政策，以及几个多元化产业集团之间展开的竞争。

两个小小的“岛屿地带”——拥有英国的制度基础和华人的人口基础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变成了富裕国家和地区。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虽然依然贫困，但经济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而饱受战争蹂躏的印度支那半岛，目前仍然是经济境况最差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也仅有1000美元出头。不过，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相对和平，经济也随之迅速成长。和非洲亚撒哈拉地区同样贫穷的国家相比，这几个国家——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前景似乎更加美好。

亚洲究竟是拥有一个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抑或其经济成功只是由于引进了西方的模式？^[26]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很多不同的结构，尽管它们之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但却拥有各自独特的发展途径。或许，我们问的问题并不应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此迅速？”而应该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获得如此迅速的进步？”

西欧的很多重要制度和技术，都已经在亚洲存在了。然而，这种发展潜力却被中国的政治结构长期阻碍。毛泽东主义治下的政权，对经济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害。然而在亚洲其他地区，如日本和中国香港，在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潜力。

图5.1显示了西欧富裕国家的地理位置。这个“富裕国家组”从中心地区稳定地向外扩张，逐渐渗透到了周围地区。而在亚洲，地理上的邻近关系似乎也同样重要，只不过正好方向相反——图5.2显示，富有的国家位于周边地区，就算是在中国内部，沿海地区也享有更高的收入。它看上去仿佛就像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片经济荒漠——这或许才是正确的看法。

高生产力水平的经济体，富裕国家

在18世纪下半叶，西欧的生活水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差不大。^[27]19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如今的产出占全世界产出的3/4，在当时不过占世界产出的1/4。而现代格局于1820年才建立起来。经济历史学家们重建国内生产总值的历史数据（甚至估计了100万年前的国家收入统计人员们计算的数字），^[28]我们可以对1820年26个国家和地区的估计值进行大致的比较。^[29]当时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是英国，然而在这2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超过英国的一半。其中只有一个国家（西班牙）今天是富裕国家。其他10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两个（芬兰和日本）现在是富裕国家。历史明显大有关系。

而且，以现代标准来看，1820年的生产力差距也比较小。当时，最富裕的国家（英国、荷兰）的人均产出，不过是最贫穷国家（印度、中国）的3倍。如今，这一差距是30到50倍。两个世纪以来，差距几乎一直在扩大。19世纪上半叶，几个国家开始拉大距离。之后的每个时期，都会有几个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这些追上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生产力水平一开始就比较高的国家。而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几乎总在这些早年生产力水平就比较高的国家之列。

所以，如果历史很重要，那地理也同样重要。1870年有10个生产力发达的经济体——比利时、丹麦、德国、荷兰、瑞士、英国，还有4个欧洲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欧洲队连成了一片。^[30]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又有3个欧洲国家进入了生产力发达国家之列——奥地利、法国和瑞典。这几个国家都毗邻前文所述的国家。20世纪上半叶，挪威第一个独立，并成为了一支重要经济力量。二战之后，芬兰、爱尔兰和意大利也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地理集群进一步扩展。

再来考虑一下可能在2050年前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的“准发达国家”，依然少不了地理因素。捷克、希腊、匈牙利、波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31]，都与现有的富裕国家毗邻。有人声称，全球化、通讯和运输的进步，已经令经济和地理互不相关，这就是最有力的反驳。地理，或者跟地理紧密相关的某些要素，至关重要，并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

表5.1 穷国和富国，1820年^*

市场经济是如何实现的

卡莱尔说过——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那些伟人的传记而已。或许真的是这样，然而市场经济的历史，却并不是哪个伟人的传记。市场经济史上，既没有保罗·里维尔来召集工业革命，也没有哪个领袖能够像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确立政治制度结构那样，来确立经济制度结构。在市场经济史上，我印象中的少数几个英雄，无一不是新机械的发明人。那么，农业、保险、银行业、企业，又是谁的发明创造呢？没有人发明它们。这些东西都是逐渐演变出来的。备受尊敬的现代经济学创立者亚当·斯密，也并没有发明或设计出市场经济——他只是将其按年代做了记录而已。

农业生产的确立；公共市场的创立；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发展；公司组织的发明。以上的每件事，都是经济制度、社会发展、技术创新的共同演化中的一步。之所以称其为共同演化，因为这些事物之间并没有线性的因果关系：每条发展脉络，都是互相依存的。

市场制度，是在一系列其他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方面、文化方面、政治方面，以及社会组织方面——若是这些方面的进化不曾出现，市场制度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不过，在这些演变过程中，多元主义都是不可或缺的。现代科学方法的产生，能够对新的假说进行验证。科学原理能够催生新的技术；知识分子的生活强调了理性主张，超越了传统的权威。政治制度也从专制向民主转变。

以上这些，就是有生产力的经济体和富裕国家及地区产生的共同背景。从这个共同背景中浮出水面的经验教训——市场制度的进化发展、这些市场制度嵌入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必要性、多元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这些将成为本书中不断重复的主题。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它们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制度演化。正是那些最初情况之间的差异（有些国家之间的差异还相当小），能够解释出为什么是这些国家，而非其他国家，会变得富裕起来。在下一章中，我将对以上制度中的一些做出说明，并对某些最为重要的制度的演变进行追踪——例如：农业制度、就业，以及有限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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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所讨论的问题，请参见Diamond（1997），Landes（1998）和Baumol（2002），从科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对比。

[2]Stringer and Gamble（1993）；Diamond（1997），40-41，Tattersall（1995）；Wells（2002）.

[3]Tudge（1998）.

[4]Flannery（1973），Smith（1995），Grigg（1992）.

[5]Aristotle（1984），1258a39-1258b7.

[6]如Dickens（1977）。

[7]Goethe（1809）称之为：“人类思想最美好的发明之一。”

[8]Weber（1930），Tawney（1926），Merton（1936），Samuelsson（1961）.

[9]见Fisher（1989）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欧洲起源的论述。

[10]Smith（1976），bk.1，chap.8.

[11]Friedman（2000）.

[12]关于这些问题，Soto（2000）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观点，此处的讨论便反映了他的观点。

[13]North（1990）强调1787年的《西北条例》对于在美国建立安全的财产权机制的重要性。其中有几个重点。英国的财产法仍主张土地权属于皇室，而在革命后的美国，该主张难以为继。《西北条例》的通过，奠定了现代财产法的基础。然而，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试图以联邦政府取代皇室成为土地权的拥有者的尝试，基本上失败了。参见Soto（2000）。

[14]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黄金，当时旧金山总人口约800人。仅1849年，便有8000人迁往加州（“49一代”）。与华盛顿之间沟通的滞后，以及相对于现有基础设施人口流入的过大规模，令政府无法对发展进行控制。Rohrbough（1997）.

[15]Marshall（2000）.

[16]事例参见Shumway（1991）和Bethell（1993）。

[17]也有个别富裕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可能比马尔登更差劲，但是不多。选举失败之后，为了维持外汇汇率，他依然令国家在外汇储备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他被解职下台。

[18]新西兰1998年汞能量查询报告。

[19]关于新西兰改革有着大量的文献资料。几乎所有文献都庆贺改革的发生。如Evans（1996）等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但并未对改革效果进行实质性讨论，便从改革的“成功”中得出了结论。Douglas（2002）等也与之类似。改革的结果是有益的，这一点或许不言而喻，于是其后续效果便无需深究了。关于美国商业模式的很多论述都具有这一特征。Dalziel and Lattimore（1999）给出了事实背景，Hazledine（1998）则对新西兰发生的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评价。

[20]参见Kay《金融时报》（2000年8月30日）。

[21]Pomeranz（2000）描述了该问题，此处采纳了他的观点。Landes（1998）的论述与此处观点思想相近。

[22]引文分别语出Louise Le Comte和Evanske Hue，见Landes（1998），342。

[23]Kornicki（1998），Buzo（1999），Jeffries（2001）.

[24]三井、三菱、第一劝业银行、住友、三和。

[25]见经济情报组（2002），Buzo（1999），Jeffries（2001），Amsden（1989）。

[26]关于“亚洲经济奇迹”有着广泛的探讨。世界银行1993年的演讲引起了Krugman（1994）、Young（1995）和Little（1996）的回应。

[27]此处论述主要基于Maddison（2001）。

[28]de Long^w.

[29]Maddison（2001）.

[30]按照惯例，忽略了狭短的跨海距离。

[31]欧盟候选国（除了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两个小岛国之外）大都是中等贫困，有几个国家十分贫困。贫富差距比起希腊和葡萄牙加入时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