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移民的人口特征

在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之中，人口是参与其中的行为主体。人口所具有的特征，会对其在某一社会环境下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后果产生特定的影响。同样，当外来移民进入美国后，他们自身的人口特征，包括移民群体的年龄、性别结构以及家庭婚姻状况等，直接影响着他们在美国的经济参与状况，决定着他们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融合程度以及最终所产生的经济影响。

一 菱形的年龄结构

总的看来，1965年以来美国的新移民在年龄结构方面，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菱形。也就是说，在移民群体当中，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青壮年是主体，而老年人口及儿童相应较少。例如，在1973—1983年，美国共接纳了532.27万合法移民，其中，15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占23.37%,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5.8%,15—59岁者占70.82%，而20—44岁处于最佳工作年龄的青壮年占49.8%。此后，尽管移民数量在90年代再次急剧增加，但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年龄结构特征并未发生变化。

在1990—2000年间，美国共接收1063.12万合法移民，其中15岁以下者占16.58%,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仅占6.44%,20—44岁的移民占56.33%。至于大量入境的非法移民，由于他们多数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地区，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在美国寻找就业机会，进而改善自身的经济境遇，因此青壮年比例无疑更高。

新移民年龄结构的菱形特征，反映了全球范围内移民群体的一个共性，即能够做出迁移决定的多是青壮年人口。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跨境迁移不仅要以一定的物力、财力为基础，而且还需要个人拥有较强的异域适应能力。尽管当代日趋发达的交通、通信手段等使得远距离的迁移越来越容易，但是在陌生环境中生活所产生的情感孤独与文化隔阂等，通常会阻止那些相对安于现状的老年人做出背井离乡的迁移决定。至于儿童及青少年，由于受到心智发展的限制，他们从来不是迁移决定的直接拍板者。当然，在当代美国的外来移民中，一个新趋势就是年幼和年老的移民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在1965年移民法的家庭团聚原则下，更多儿童和老年人口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得以入境。这一转变，反映了“美国移民政策特别是‘家庭团聚’原则走向中心舞台的变迁”。尽管如此，青壮年作为入境移民主体的现实，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从平均年龄来看，与美国土生人口相比，入境移民群体相对较为年轻。这是因为尽管移民儿童数量较少，然而移民群体中青壮年居多，并且老年人口相对有限。例如，据统计，1970—198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其在1980年时平均年龄为26.8岁，而当年所有美国土生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0岁。从年龄段分布上看，77%的移民为15—64岁，而处于该年龄段的美国土生人口的比例为66%。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以外国出生人口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通常会得出其平均年龄高于美国土生人口的结论。例如，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当前人口报告（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认为，在2000年时，外国出生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1岁，而美国土生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4.5岁。同样，美国国会预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在2003年，外国出生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4岁，而土生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1岁。这些论断，似乎与上文强调的移民相对年轻的看法相左，但事实上却并无矛盾之处。这是因为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中既包括新入境的移民，也包括先前到达的移民。尽管所有移民群体在入境之时，其平均年龄比土生人口的低，但自从进入美国后，他们本身会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变老，而他们在美国生育的子女却被划归为土生人口。例如，在2003年，仅有9%的外国出生人口小于18岁，而小于18岁的土生人口却高达28%。因此，在所有的外国出生人口中，除小部分新到移民较为年轻之外，更多的却是那些不断变老的早期入境移民，这两部分群体的平均年龄超过了土生人口的平均年龄。概言之，从入境移民群体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比美国人年轻；但若从外国出生人口的角度来看，他们却又老于美国人。

二 女性移民增多

在美国当代的外来移民中，一个新趋势就是女性人口不断增多，其比例还超过了男性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例就一直高于男性的比例。在1960年，外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比例达到了51.1%，超过了男性的48.9%；到1970年，女性比例达到最高水平，为54.2%，而男性仅为45.8%。此后女性人口的比例又稍有下降，但到2000年时，其比例为50.2%，依然高于男性的49.8%（见表2—1）。

长期以来，在美国所接收的外来移民中，男性移民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移民。这是因为按传统分工，男性通常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女性则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向外移民这一活动中，男性通常是移民行为的策划与主动实施者，而女性移民多是作为男性移民的依附者，被动参与其中。因此，男性移民远比女性移民活跃。从美国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在20世纪上半期，外国出生人口中男性的比重一直高于女性。其中，在1910年时男性比例最高，为56.7%，女性比例则相应最低，为43.3%；虽然此后男性的比例呈持续下降之势，但到1950年时，男性比例仍为50.8%，高于女性的49.2%。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移民的数量开始迅速增长，美国外来移民的性别构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即女性移民超过了男性移民。尽管两者所占的具体比例在不同年份有所起伏，但这一趋势却一直持续至今。

女性移民数量的增长，在近年来入境的合法移民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根据图2—1，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美国每年入境的女性合法移民占全部合法移民的比例均有增长。例如，1985年时比例为49.8%, 2004年上升至54.5%。其中，自1993年起，女性移民都占合法移民的50%以上，近53%的移民签证都颁发给了女性。在21岁及以上的移民当中，女性的数量在2003年比男性多出68000人，在2004年则多出85000人。

60年代以来，女性移民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从全球范围来看，女性移民构成了当今世界移民人口中日益增长的一部分。在1960年，全世界所有生活于自己出生地之外的人口中，女性比例为46.7%，然而到2000年，该比例上升至48.6%。在某些地区，女性移民的增长则更快，例如在大洋洲由44.4%上升至50.5%，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由44.7%上升至50.2%，在非洲由42.3%上升至46.7%。对此现象，学者凯瑟琳·多纳托（Katharine Donato）和伊夫林·帕特森（Evelyn Patterson）将其称之为“移民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因此，当前美国女性移民人口的增长，乃是全球“移民女性化”趋势的一个现实反映。其二，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为女性移民的到来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美国在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中确立了家庭团聚原则，在其设置的七类优先限额中，四个优先类别分配给寻求家庭团聚的移民，占全部限额的74%，从而便利了移民的妻子、母亲、女儿等女性亲属的入境。其三，女性独立与追求幸福的意识增强。在当代的女性移民中，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为追求自身事业而来到美国，部分已婚妇女为增加家庭收入，也纷纷加入移民大军之列，因而“越来越多的妇女以工人而非依附人口的身份进入美国，并展现出了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还有部分女性选择移民是出于自身幸福的考虑。正如有学者在分析墨西哥的女性移民时指出，“当她们的丈夫在美国工作时，年轻女性不愿重复其母辈所经历的孤独和不得不忍受的困苦”，因此“不愿继续留在城镇”，纷纷踏上前往美国的求亲之路。其四，随着战后以来美国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部分产业部门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因而吸引了大量女性移民的到来。例如，加州的一些较大城市为墨西哥女性移民提供了繁荣的就业市场，其中包括大量儿童看护、清扫房屋与办公室、熨洗衣服之类的就业机会。在圣迭戈，墨西哥女性移民可以挨家挨户从事一些房屋清理的工作，而在以前这些工作专属于男性。在加州的制衣厂、蔬菜园、水果罐头厂及包装企业等无须太多技能的生产领域，墨西哥女性移民仍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不仅如此，针对某些职业领域中女性劳动力不足，美国政府还制定政策直接从国外招募女性移民。例如，在“二战”后不久，美国政府就从菲律宾招募了大批护士，以补充该领域的劳力。在1965年后，有13000余名韩国医学专业人士进入美国，其中大多数是女性护士。其五，近些年来，某些新的商业途径也便利了女性移民，例如伴随着网络婚介的兴起而出现的“邮购新娘”（mail-order bride）业务。根据研究者的调查，仅在2005年，全球约有59万个从事“邮购新娘”业务的互联网网站，而美国每年大约有4000—6000桩跨国婚姻是通过“邮购新娘”业务而实现的。此外，人口贩卖等非法活动日益猖獗，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女性移民的增长，加剧了当前移民的“女性化”趋势，因为妇女是最主要的受害者之一。美国国务院曾估计，每年大约有14.5万—17.5万人口被贩卖至美国，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移民的比例又开始有所下降。如表2—1所示，外国出生人口中女性所占的比例，由1970年的54.2%，逐步下降至2000年时的50.2%。同样，在成年的外国出生人口当中，女性人口的比例也逐渐减少。例如，女性占成年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由1960年的50.6%上升至1970年的54.6%，然后下降至1980年的53.9%，到1990年的51.9%，再到2000年的50.4%。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在于70年代以来非法移民的迅速增加。尽管非法移民当中也存在许多女性人口，但男性毫无疑问是非法入境群体的主体。以人数最多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为例，根据墨西哥移民计划（Mexican Migration Project）收集的数据，在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中，女性的数量自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颁布后开始增长。在13岁及以上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之中，女性的比例在1980—1986年估计仅占25.7%，到1987—1992年其比例上升至34.3%，到1993—1998年该比例又有所下降，为32.5%。不难看出，男性始终占非法移民的2/3左右或更多。正是因为大量非法男性移民的到来，自70年代起女性移民占全部移民的比例相对减少了。

三 家庭与婚姻特征

作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与投资等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经济主体，其日常行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联系。移民家庭有着不同于美国本土人家庭的诸多特征，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产生着重要影响。当前，新移民群体中青壮年占主体以及女性不断增加的事实，直接影响着移民群体的婚姻状况与家庭构成。与美国土生人口相比，当代移民在婚姻与家庭方面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在婚姻状况方面，与其他美国成年人口相比，外来移民群体中成年人口的结婚率相对较高，离婚率和分居率相对较低。在20世纪70年代入境的移民当中，15岁以上者的结婚率高于本土人口，但离婚率低于后者。一份较权威的研究报告对1995年入境的移民群体和土生美国人的婚姻状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在25—34岁的移民与土生人口当中，男性移民的结婚率为63.9%，女性移民的结婚率为79.7%，而土生男性和女性的结婚率则为54%和60.8%；在离婚状况方面，男性移民的离婚率仅为1%，女性移民的仅为1.1%，而土生男性和女性的分别为7.3%和9.8%，后者远高于前者；在未婚状况方面，男性、女性移民的比例都稍低于土生男性与女性，前者分别为34.8%和18.8%，后者分别为36.1%和25%；在分居状况方面，男性、女性移民的比例也都低于土生人口，前者分别为0.2%、0.2%，后者分别为2.5%和3.8%；在寡居状况方面，男性、女性移民与土生人口的差别并不明显，前者分别为0.1%和0.2%，后者分别为0.2%和0.6%。此外，在35—44岁、45—54岁、55—64岁及65岁以上的移民群体当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尽管其未婚和寡居的比例在不同年龄段有所变动，但相对于土生人口而言差别不是太大；而在结婚率方面，移民远高于土生人口，与此同时，其离婚率和分居率却又远低于土生人口。由此可见，移民的婚姻状况相对稳定。

新移民的婚姻状况之所以相对稳定，其原因在于：其一，美国1965年移民法中的“家庭团聚”条款有利于移民的已婚亲属入境。例如，在教育与技能水平等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位绿卡获得者的妻子与一位单身女性竞争一个移民限额，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显然会优先前者。因此，移民群体呈现出较高的结婚率是不足为奇的。其二，相对于其他美国人而言，多数新移民群体的文化背景更强调家庭观念。像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东亚移民，尊崇家庭价值观，强调家庭的和谐，普遍将白头偕老作为婚姻的最高境界，而将独身、离婚等视为不孝、不义之举。同样，与美国其他的低收入者相比，墨西哥移民之中出现家庭破裂的也较少见。墨西哥妇女的离婚率比白人的低，且不到黑人和波多黎各妇女离婚率的一半。在墨西哥裔家庭里，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比例仅有12%，而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家庭分别为31%和34%。其三，女性移民不断增多的现实，也对移民群体的婚姻状况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当前美国的种族融合日趋加强，但在各移民群体中族内通婚仍是主流。大量女性移民的到来，相应扭转了某些移民群体中长期存在的性别失衡现象，为其实现充分婚配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且，由于婚配双方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婚姻关系相对稳固。

第二，在家庭规模方面，移民家庭普遍大于本土人家庭，这一点现有的许多研究予以了有力的证明。例如，《198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70年代入境的移民普遍有着较大的家庭，平均而言，每个移民家庭为3.8人，而美国本土人家庭为3.3人。随后，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在80年代入境的移民，其规模也大于本土人家庭，移民家庭平均为3.85人，而本土人家庭平均为3.16人。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尽管“household”和“family”所指代的家庭含义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从“household”意义的家庭（“H”家庭），还是“family”意义的家庭（“F”家庭）来讲，移民家庭的规模都大于本土人家庭。在此，笔者以2000年外国出生人口的统计材料为依据，来证实这一点。首先，从“H”家庭的角度来看，2000年时美国共有1.047亿“H”家庭，其中，外国出生家庭为1160万，占全部家庭总数的11.1%。平均而言，每个外国出生“H”家庭为3.26人，而本土人“H”家庭为2.54人。其次，从“F”家庭的角度来看，2000年时美国共有7200万“F”家庭，其中，外国出生家庭为900万，占全部家庭数量的12.5%。每个外国出生“F”家庭的规模平均为3.72人，相比之下，本土人“F”家庭仅为3.1人。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在美国的各类人口统计当中，外国出生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总是低于外国出生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这似乎与外国出生家庭的规模较大这一结论相悖。例如在2000年，美国有1160万外国出生的“H”家庭，占全部1.047亿“H”家庭的11.1%。然而，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为2840万，占全部总人口的10.4%。之所以出现这一奇怪现象，其原因在于外国出生家庭是依据户主的出生地而确定的。在这些家庭中，很多子女是在美国出生的，根据美国的相关规定，他们属于土生人口而非外国出生人口。在2000年时，每个外国出生家庭平均有3.26个成员，其中既包括2.18个外国出生成员，也包括1.08个土生成员。土生成员占外国出生家庭所有成员的33.1%。从绝对数量上看，2000年总计有1260万土生人口生活于外国出生家庭之中。因此，外国出生家庭的规模较大与外国出生人口占美国全部人口的比例偏低的事实是并不矛盾的。

第三，相对于本土家庭而言，移民家庭通常有较多的子女。移民家庭规模较大的原因除了亲属、好友喜欢生活在一起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移民女性的生育率较高，子女相对较多。以1980—1990年入境的女性移民为例，将她们与美国同龄女性人口相比较后发现，无论是在哪个生育年龄阶段（15—24岁、25—34岁、35—44岁），移民女性的生育率均高于美国女性的生育率（见表2—2）。当然，由于移民女性的生育率相对较高，移民家庭中子女的数量相应也多于本土家庭。例如在2000年，平均每一个外国出生“H”家庭中18岁以下子女数量为0.99个，而本土家庭中则为0.65个；平均每一个外国出生“F”家庭中18岁以下子女的数量为1.25人，而本土家庭中则为0.94人。

移民家庭之所以有较多的子女，主要与移民来源地的生育观念有关。通常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当地生育率的高低。在经济发达地区，其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体制、紧张的生活节奏、女性较强的独立意识以及抚养子女的高额费用等，都会促使人们选择养育较少的子女甚至不生育。与之相反，在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受到现代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冲击相对较小，因而依然维持着较高的生育率。在当代美国，来自相对落后的拉美和亚洲地区的移民，通常有着较高的生育率。例如2000年时，在美国所有的外国出生的双亲家庭中，有一个或更多的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达61.3%。其中，来自相对发达的欧洲地区的移民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35%，而来自拉美地区的移民家庭中这一比例却为73.4%。墨西哥移民家庭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0.4%。同样，在这些外国出生家庭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比例为16.1%。其中来自欧洲的移民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5.1%，来自拉美的移民家庭中这一比例为24.4%，而墨西哥移民家庭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31.9%。当然，移民家庭的高生育率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他们在美国的同化程度日渐加深，特别是发展到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时候，其生育率基本与美国其他土生人口持平，家庭规模也开始不断缩小。

总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来自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移民不断增加，不仅移民的种族构成发生了变化，而且移民群体在年龄与性别结构、婚姻与家庭方面，也都展现出新的特征。移民群体的这些新变化，在给美国社会带来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例如，移民的种族构成变化及其对当前和未来美国人口的影响，已在文化和心理上引起美国人的强烈震撼，一些人士甚至惊呼美国白人即将变成少数族裔，另一些反移民主义者则担心新移民将造成未来美国“在语言和精神上的分裂”。移民的年龄、性别、家庭与婚姻等方面的特征，又直接关系着移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形成，它既影响着移民群体如何实现自身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融合与社会经济同化，同样也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