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记体散文的形成与发展

记文的散文语体，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逐渐成熟，至南宋趋于稳定。以散文概念来比量记体文，从其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比“文章”“古文”更恰当、更富蕴涵的概念。但我们首先需要对散文的概念作一辨订。

一 散文概念的形成与辨析

今人所谓“散文”，是基于西方文章分类学的一个概念，指与小说、戏剧、诗歌并列的一类文学样式。以“古代散文”一词来限定研究范围，是今人对古代作品进行返观时使用的一个新概念，既有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性归纳，又涵载着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因而在使用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歧义。

“散文”这一名词在近代重被提起，始终与“美文”“纯散文”“文学散文”等观念相伴随。近人刘半农在《新青年》1917年5月号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首次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指出“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从而规定了近代散文的性质。以之返观古代文学作品，很容易就引起关于古代散文“文学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文’需要用两条线界定它，一条是把戏剧、小说、诗歌划出去，另一条是把非文学的东西划出去”。“写《中国散文史》，就是用现代的散文概念去衡量哪些有文学性，哪些没有文学性，也就是用现代的散文概念对古代所有的散文进行一次大调整。”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散文从一开始就和纯文学不一样，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如果排斥这些学术性、应用性的散文，那么中国散文史就一下子单薄多了”。主张从民族特色上考虑，进而提出古代散文的研究方法，“应该有一套从古代接受下来的概念，用它才能讲得清，而不能用一般的什么形象性、生动性，等等。……古人写文章，在章法、句法、字法上都是极有讲究的，……我们应该对古人丰富的创作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关于散文与骈文、辞赋的关系，许逸民认为“传统的‘散文’是与骈文、韵文相对而言的，……假如把骈文、辞赋包括进去而仍用散文这个概念，这就和古代的散文原意不符了，是很容易造成混乱的”。韩兆琦则说“散文实际上就是古代的文，它包括了古代的散文和骈文”。这两种观点都常见于目前散文研究的论著。

种种争端歧见的产生，除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还源于今人对古文论的研究方法抱持着的不同观点。是将古代散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尽可能的还原研究，还是以现代的“散文”概念去衡量古代的文学作品，摘取出符合今义的散文篇章？相应地，我们在研究时是遵循古代的“散文”概念，还是单取今人“美文”的散文概念？以是否具有“文学性”来衡量古代文章作品，势必将大量文章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更何况这里的“文学性”本是一个模糊含混的概念，以之确定研究范围，必然出现大量有争议的文本。若将古代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也仍存在着难解的问题。首先在古代文章领域内，“散文”这一概念，自形成以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使用，文士们更多地用“文章”或“古文”的概念。其次“散文”一词伴随着古文运动而出现，是骈、散论争的结果，它能否涵盖全部的古代文章作品？今人在写散文史时常会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境地。“散文”本是与骈文对举的概念，散文史却包括了骈赋等文章体式，等于除去了诗词的“文章”概念。

我们试从辨析古代文论范畴内的“散文”概念入手，来解决目前这种纠结繁杂的局面。暂时悬置现代的散文概念，还原“散文”命名和形成的历史情境，结合当时文章创作实际与理论，探求“散文”一词所包含的内蕴。

南宋时，始出现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概念：

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

益公常举以谓杨伯子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借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苏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杰，然皆不能作诗。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

东莱先生曰：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语须浑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对而失大体。

散文当以西汉诏令为根本，次则王歧公、荆公、曾子开。

晋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伐蜀檄》之类。

这些现存较早提出“散文”概念的资料，均属他人间接记载，而非本人直接的专门著述，所以仅为零星碎语。我们将这些相关的论述相互参证，结合当时的一些文学观念，来探究时人使用“散文”这一概念的意图。

第一则材料中，朱熹实际上是将散文与诗并提。今人在辨析“古代散文”的文体范围时，常引用朱熹的这一论述，认为古人将散文与诗歌对举，因而古代散文应当包括诗词之外的所有文体，一些散文史著中分专章介绍骈文，也正是遵循着这一思路。这种理解在以“散文”概念梳理整个的文章发展史时，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当时的语境。第二则材料，宋人将“散文”与“四六”对举，这一观念，深具内涵。“四六”有着时代的特指性，是揭开时人使用“散文”这一概念意图的关键。今人在研究这类资料时，却未曾加以深究，仅简单地将它们理解为“骈”与“散”的对立，可谓见木不见林。

宋时的“散文”概念多与“四六”对举，四六既指“骈四俪六”的语言体式，也指使用这一语体的文类，是骈文发展到唐宋的特殊种类。四六最初是指四六字句间隔组成扇对的句式，后来成为骈文最突出的文体特征，这种四六文经过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创变，成为一种新体骈文，后人称为“宋四六”。四六文相较前代的骈体文，从内容到体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就骈体文的发展而言，中唐时期，元结、独孤及、韩愈等人尝试以单行散体写作文章，本使用骈体的山水、祠庙等记文语体皆得改易，但当时文章的常用形式仍是骈文，古文只适用于论、记、序跋及书信等个体化程度较高的文体，一般日用的行政文体如章、表、笺、启、表、状、判等，必须用骈文写作。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虽影响深远，但并没有立刻改变文人使用骈体的习惯，晚唐至宋初，骈体再一次成为文章写作的主要语体。北宋中期欧阳修重振古文运动，最终改变局面，使古文一跃成为文坛的主流，除了表、启、笺，状、疏、青词、乐语等应用文体及部分制诰还用骈文写作外，其他文体几乎都被古文垄断。四六文的应用范围缩小至“制诰”“表启”及“奏疏”等公文的写作，其外的大量文体皆为散体文所垄断。这样“四六”便真正退为极少数文体的专用形式，受到严格的运用限制，成为与古文互补、特殊分工的文体。到了南宋，古文的发展已基本稳定，四六批评也形成高潮，那么散文的概念恰逢此时提出，当是对古文区别于四六语体特征的体认，是对这一时期古文发展成果的总结。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第三则材料。东山名长孺，字子伯，号东山潜夫，人称“杨东山”，乃南宋杨万里之子。他讲“文章各有体”，用了一个广义的文章概念，文章各“体”包括诗、碑铭记序、史、四六、奏议、小词、散文等。这里的“体”严格地说，并不能解释为“文体”，用法更接近于“文类”，在这个总名为“文章”的集合里面，散文首先与诗、词对举，“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异类”；其次与四六相区别，“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这种区分并非文体的差别，而是附着于各文体表现出的语体差异。因碑铭记序已全用散体，故与四六相区别，称为散文。从历时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唐虽经韩愈等人的文章创变，以散体写碑铭记序文章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盛行。至北宋，欧阳修等人再倡古文运动，以实际创作探索散体作文的手段和技法。南宋时，散体成为记文的普遍写作体式。至此，“散文”方能取代“古文”称名碑铭记序等文体。

可见，“散文”这一概念的产生，首先与古文的创作发展相对应，古文进入稳定阶段，方用“散文”一词指称古文篇章；其次是对古文区别于骈文的单行散体特征的总结。这也与骈文文法理论的研究密切相关，在古文体式成熟以后，文人研究骈体，又常以古文的语言体式为参照系。陈柱《中国散文史》也说：“原散文一名，清之骈文家最喜用之，孔广森答朱沧湄书云：‘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袁枚胡稚咸骈体文序云：‘散文可蹈空，骈文必征实’。”在研究骈文文法时，从反面格外强调了古文散行的特征。

“散文”的概念在南宋产生以后，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文士仍继续使用“古文”或“文”的概念。陈柱在《中国散文史》中叙罗惇蠡辨骈散之流变后说：“罗氏之言，皆以骈散对举。详其意谊，盖散文亦不过古文之别名耳。”今人在论及散文、古文时也常归为一义。从概念所指向的实体来看，二者等同一义，但辨其名义，我们可发现，“散文”与“古文”之命名，各有其强调的侧重点。在古代文章领域内，“散文”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骈体对偶相始终，因而散文的第一要义是指文章单行散体的语言特征，“古文”的含义则相对较为繁复，今人对此亦有论争。一般论者多将“古文”释为与骈文相对的散体单行的行文体制，张安祖则认为“韩愈心目中的‘古文’应是体现古代圣贤思想精髓，具有创新精神，而在辞句运用和语言形式上则视表达内容需要自由安排的文章，与骈散无涉”。此论虽偏颇，却道中“古文”命名的原义。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皆强调为文“明道”，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欧阳修也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因而“古文”一词，总以强调“明道”“经史”为要。袁枚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讽刺文章家“挟圣人以占地步”的习气，正深切说明古文写作所具有的强烈的“明道”意识。那么文士通常使用“古文”而非“散文”来称名文章，当亦与文以明道、载道的传统文章观念有关。

二 记体散文的发展分期

从上文的文体溯源中，我们可以看出，记体散文无论是语体还是文体，其形成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文人不断地摸索总结，最终发展出体式成熟的记体散文，使其从应用性质的纪事纪功转变为贴近文人生活的文学散文，即一种融记事、议论和抒情为一体的独立的短篇散文。

（一）唐——创体时期

记体文兴起于唐，初唐时期，已出现山水、亭台、祠庙、寺观等记体文类，此时的记文多使用骈体，且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质。到了中唐，元结、李华、权德舆、梁肃等人始以散体大量写作记文，其中元结作记寄情寓志，于文章精心结撰，奠定记体文发展的基调。其后韩愈、柳宗元大倡“古文”，继其轨迹而发扬光大，从理论到创作提升了记体散文的格调和体式。韩愈“记”虽仅九篇，但题材广泛，体式富于创变；柳宗元则以大量的创作实践促进各体文类体式的成熟，其中尤以山水游记成就卓著。韩、柳之后虽继者鲜少，但其创体之成绩已基本确立记体文的范围、文类及体式形态。

韩愈之于记体文的贡献，不仅在于改变作文意识，而且在于记体散文体式的创变。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对于前代文章的拯溺救弊，首先就表现在作文意识的改变上。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论及对“文”的基本要求：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

从这段话中可看出韩愈关于作“文”的核心思想是：能自树立，不因循。他在《答李翊书》中论学文途径时说：“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从文章立说上即区别于当时文字，其涵养方法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养胸中浩然之气，作文时才能“郁于中而泄于外”。论者多注意到韩愈在文辞上的创新要求：“惟陈言之务去”，在师古圣贤时“师其意，不师其辞”。结合其创作实际来看，韩愈所谓作文时的“深探而力取”，当包含对文章表情达意需要的各种要素的揣摩精究。

陈寅恪先生曾经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因见近年所发现唐代小说，如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法人事之职任。”他举出两个墓志的例子，指出其写法完全雷同。有鉴于此，提出“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认为古文之流行在于其便于创造，可代替从文辞到体式因循沿袭、形成格套的骈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模式化不仅是骈文末流带来的弊端，更与文体自身的应酬性质密切相关，是应酬文字难以摆脱的痼疾。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谓之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将古文与俗下文字作对比，一般论文者认为，此处指骈俪对偶之文，但韩愈从道德的角度说“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那么这里当指受人请托作的应酬文字。韩愈所谓以古文“用于今世”，并非指不作应酬文字，墓志、记文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应用性质，而是在应酬文字中贯彻其为文主张，改易因循格套的文章体式，化腐朽为神奇。

厅壁记本为“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的应酬文字，当时流行的体式为先叙官秩设置、职能要求，次记任职官在位时的人品功业，结尾总提作记原由，或振弊起废，或表明受人请托。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各部分内容的安排皆合旧有体式，但又处处出人意表。文章入手叙丞之职，为“于一邑无所不当问”；既而转折，接着论述丞遇事避嫌，以致官尊势弱的现实弊政；再记任职官崔斯立的人品德业。这本为厅壁记的惯常体式，但因后文的转折而颇具意味。其人“种学绩文”，初任职胸怀大略，却被丞职束缚拳脚，不得施用，被迫敛去锋芒。那么前文对崔斯立“泓涵演迤、日大以肆”的称美，就不只是应酬的虚美之辞，其中包含着作者深切的叹惋，且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崔斯立遭遇的愤慨与同情；结尾交代作记之由，因丞厅毁坏，故记漫漶而更新，文章至此本已进入收尾阶段，作者却从丞厅的修缮引出另一段文字，从丞厅说到庭院老槐，添加斯立于其中灌溉吟诗，不问政事一段。似无意道出，却推动文章转向深入。文章处处贴合旧式，又时时背离，在若即若离中，摆脱了应酬文字的套路，达到推陈出新的效果。文以叙事为主，在本该议论的地方，却选取最有典型意义的情节和语言，作具体而生动的描绘，使当时情状跃然纸上，完全采用小说家的诙谐笔墨。钱基博评论此文时说：“此记短章寥寥，老健简明，愤激而出以诙诡，惑慨而寓之萧闲，命意最旷而逸，盖脱胎《太史公书》之《万石张叔列传》者也。”最为恰切。

本为应酬文字，因韩愈寄寓其中的感慨、推陈出新的体式而广泛流传于后世，其“收名也远”。《新修滕王阁记》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亭台楼阁记向以记自然景物、官吏政绩及修造过程为基本要素，韩愈在记文中一一提及，却完全不落俗套。文章从对滕王阁景观的向往和倾慕入手，围绕欲至而不能至一唱三叹，在感慨之中圈出滕王阁景观之美、王公政绩之高及修补缮新之妙，储欣称之为“创格绝调”。《燕喜亭记》稍逊，但亦别为一种创格。修造亭台之人王弘中因贬谪而至连州，韩愈在记亭台时一反褒奖政绩的惯例，将重心置于人物的人品德行。文章直接从发现胜地、立屋以游观入手，接以景物亭台命名，其中隐伏颂德之意，最后倒叙王弘中贬官而来，却不把贬官作为重点，反而历数路途所经胜地，来反衬燕喜山水尤胜一筹，又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点出王弘中喜好山水，正与其德行相谐，是其仁智之德的外在表现，由此引出“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的祝语，语意层叠，一路撇清，一路上扬，使人不一览而尽。

在作这类应酬文字时，韩愈为避免“与世沉浮”，首先在文中注入真情实感，所谓不平而鸣，至少尽量规避曲谀奉承的意味。其次胜在文章裁剪布局，既为更好地传情达意，也追求记物叙事条理精整的效果。如《画记》《河南府同官记》，同为繁琐叙事之文，韩愈通过剪裁文字、变换句式，取得“该而不烦，缛详而有轨律”的叙事效果。

韩愈用力甚深的古文，不仅是有别于骈体的单行散体之文，也与一般平庸的应酬文字相区别，其古文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今人常视为艺术散文发展的重要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古文运动的成就，提供了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文体，便于明畅地表达思想，便于形象地描写人物和事件，也便于自由地抒情或抒情气氛的渲染，从而提高了一般‘古文’的文学因素。”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古文的“文学因素”呢？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古代散文艺术性的认识多集中于形象性和抒情性，研究的重心落在人物形象鲜明的传记、寓言、杂文或具有抒情意味的游记上。80年代以后，研究者将奏疏、辩驳议论等散文纳入研究范围，对散文的艺术性也有了更深入广泛的理解和认识。除形象性与抒情性之外，散文的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结构布局等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内容。如王水照先生在《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一文中说：“文学以形象地反映生活为特性，散文的艺术性即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形象性和抒情性上，自不待言；但是，从我国古代散文历史形成的具体特点出发，似不宜把散文艺术性理解得太狭窄。我国古代文论家强调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强调结构、剪裁、用笔、用字，强调间架、枢纽、脉络、眼目，等等，对于述意、状物、表情都是极其重要的表现手段，理应属于艺术性的范围。”结合记体文在中唐的创变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散文的艺术性鲜明地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文章的主体性，韩愈等人以古文写作记体，于其中发抒胸中的浩然之气，摆脱记体因应酬性质而带来的俗滥冗套。散文因其中的主体精神，叙述说理更显渊雅有神；二是语言运用上的刻修文辞，经过“深探而力取”，确定最合适表情达意的文辞形式。

记体散文的体类格局基本确立于唐代，其创体意义鲜明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记体各文类的基本形成与确立；二是古文家在进行记文创作时对散文语体的探索及运用；三是记体散文格调的提升，由应用应酬文字提升为文章之一体。孙昌武先生在《研究古典散文的几点意见》中所言颇为中肯，他说：“在中国古典散文研究中，区分一般文章和文学散文，非常重要的标志是语言运用，即在使用语言的技巧中所体现的审美意识的强度。韩愈《原道》《原毁》本是哲学或政论文章，但同时被看作散文作品。这不是决定于内容，而是因为它们的艺术技巧，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语言运用的技巧。”以语言的运用而非文章体类来区分艺术散文与非艺术散文，更符合古代散文的创作实际。

（二）北宋——变体时期

记体至宋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叶适《习学记言》云：“韩愈以来，相承以碑志序记为文章家大典册，而记，虽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如《吉州学》《丰乐亭》《拟岘台》《道州山亭》《信州兴造》《桂州新城》，后鲜过之矣。若《超然台》《放鹤亭》《筼筜偃竹》《石钟山》，奔放四出，其锋不可当，又关钮绳约之不能齐，而欧曾不逮也。”“始尽其变态”，“关钮绳约之不能齐”二语最恰当地概括了北宋古文家的记文创作。

宋初，记体文承晚唐、五代之旧，文章仍以骈文为主，徐铉、杨亿、宋祁的记文多出以骈体，在体式上也遵循惯常的记文模式。王禹偁、范仲淹等人以突出的创作成就扭转这一态势，余靖、尹洙紧随其后，创作大量的记体散文，至欧、苏、曾、王四大家出现，完全打破记文原已形成的套路模式，尝试各种记事达意的体式和手段，“尽其变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式多样，二是主体性增强，使得记体完全脱离了应用性质。

宋记体文体式的多样性首先表现为文人不受旧格限制的新变意识，欧阳修与苏轼的记文创作体现得尤为明显。欧阳修的记体文在体式上承继了韩愈迂回曲折的体式特征，并加以变化出之。方苞在评韩愈《新修滕王阁记》时说：“回环作态，欧公所记之本。”认为欧阳修记体文纡徐风格的形成，实借由韩愈古文开悟。以《有美堂记》为例，文章开篇记梅公出守杭州，作有美之堂，次论天下山水之美与繁华之乐不可得兼，以罗浮、天台等为证，虽山水秀绝，却地处僻陋的下邑小邦。至此点出金陵、钱塘，兼山水之美与富贵之娱。既而以金陵遭受兵火之乱，独尊钱塘，又于钱塘的观游胜景中，单取有美之堂，以其能尽得钱塘之美，结于叹语云：“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陆翔评云：“此篇全用脱卸法，文情极波委灵属之妙。”其层层脱卸、层层上扬的体式与韩愈《燕喜亭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怪茅坤评《燕喜亭记》时说：“淋漓指画之态，是得记文正体，而结局处特高。欧公文大略有得于此。”欧阳修在记文中规摹韩愈，又有所变化，《燕喜亭记》最终落点于称美王弘中的人品德业，仍为亭台记文记物以颂人的套路，《有美堂记》行文则紧扣“有美”二字，文意跌宕起伏，始终以发明“有美”之义为务。虽为叙事之文，实则行以议论，与亭台记的惯常体式相去甚远。欧阳修记文在韩愈基础之上又创出新的体式。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论欧阳修文时说：“特其文学韩愈，而能自由变化。韩愈之不可及者，在雄快而发以重难，而修之不可及者，在俊迈而出之容易，韩愈风力高蹇，修则‘风神’骀荡；然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而不可以一格拘，此所以不可及也。”其中论欧文“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而不可以一格拘”，可谓深中肯綮。在欧阳修的诸篇记文创作中，即使是同一文类，也以不同体式出之，如同属亭台记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岘山亭记》《游鲦亭记》，或从山水游宴入手，或抚今追昔，发之感慨，或议论以规抚，皆因物命意，因文立体。

作文不拘常格，在宋人身上已成普遍趋势。与欧阳修相较，苏轼表现尤甚。他以山水记文议论，以画记阐画理，以赋体记游，至于《超然亭记》《放鹤亭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等亭台记，也各有其独特的体式。此外，曾巩、王安石等作文亦然，都根据内容探求最具表现力的文章体式。曾巩以山川考证作堂记，王安石以政论入厅壁记、学记等，皆是对记文体式的探索和新变。更能体现宋人作文不拘一格的是此时记人记事等杂记文的写作。唐时王绩、白居易等人已有记事记物小文，或为小说家语，如《醉乡记》《三梦记》《枕中记》《歌者叶记》，或仅为记事，或借物事以寓意，如《养竹记》《植竹记》等。宋时古文家对此类小文尤为留意，如苏轼《睡乡记》描绘一个道家的理想无为的境界，欧阳修《伐树记》借伐树一事，由庄子的材与不材之说，引发“君子所欲全者”为性而非身的议论。苏洵作《木假山记》，其中寓托升沉之慨。于记事小文中自由叙事说理，蕴涵主体情志。宋文人尝试各种表达方式，创作出前所未有的文章体式，大大拓展了记体文的题材样式。

宋人记文体式的新变还表现在叙事、议论、抒情等写作手法的灵活应用。一般认为唐代记文为叙事之文，宋人则以论为记，通过研究唐宋记文创作，我们可看出，即使在唐代，记体文也不是单纯叙事之文，正如贺复征在《文章辨体汇选》中说：“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唐宋记文的差异性表现为：唐代记文中记事、议论部分常分而列之，宋人则表现出融合议论、叙事、抒情的倾向。不仅议论、叙事错杂使用，且以叙事行议论，在议论、叙事中融入抒情成分。陈衍评欧阳修文章时说：“永叔文以序跋杂记为最长，杂记尤以《丰乐亭》为最完美。……一波三折，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其中所云“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虽表述不免玄虚，却道中欧阳修记文的行文特征。《丰乐亭记》记游观之亭，从五代干戈用武的议论说起，从海内宴清说到滁州太平无事，中间贯穿“丰乐”之义。记李秀才东园亭，从郡国入题，记有美堂则从大处开合，束于“有美”之堂，皆将事物置于主题下曲折叙出，在大的空间、时间范围之内，造成延展的视角。欧阳修记文的布局特点在于：延续和拓展叙事的时间与空间，将今昔时空杂错，通过烘托、对比等方式将所记之事逶迤叙出，造成以虚出实的叙事效果。在错杂叙事中，贯之以意绪，出之以感慨。《庐陵文钞引》:“宋仁庙尝谕庭臣曰：‘欧阳修何处得来？殆亦由此。序、记、书、论虽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苏轼作文主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又说：“某生平所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注1他的记文手法比前人更为自由，将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杂糅在一起，信笔写去，又总不离意脉，触处皆合。

注1 （宋）何撰：《春渚纪闻》，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3页。

唐代古文运动以来，韩愈等人创作记文，已有意识地规避其应酬性质；到了宋人手中，记体文逐渐成为文人抒情志、阐见解的文章体式。王水照先生说：“宋人兼重意理，辅以议论，升华意识，所谓‘必有一段万世不可磨灭之理’；故陈师道说‘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从主题意义上解释宋人以论为记的新变，可谓精见。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文人作记时，常保持着较高的言说姿态，着力说明其中关乎人事或政教的重大意义。比如苏轼《密州通判厅题名记》，厅壁记向来容易流于“媚己”“媚人”，苏轼面对“吾将托子以不朽”的希冀，却“虽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数百年之后，得此文于颓垣废井之间者，茫然长思而一叹也”。以百年之后，断井残垣、世事皆茫然而应之。又如欧阳修《仁宗御飞白记》，记陆经宝藏仁宗所赐的御飞白书，本为炫耀臣子荣遇，颂赞海内太平，为歌功颂德之文，欧阳修却写得格外诚挚。何焯评论此文时：“较东坡文为深厚，公事仁宗久，自然尤言之沉挚也。”以记文抒发个体情志，多一唱三叹的韵致。

（三）南宋——定体时期

南宋的记体散文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首先表现为创作数量大大增加，据《四库全书》及《全宋文》粗略统计，已达7000余篇，是北宋记文数量的三倍多，唐代记文的七八倍。其次是名家增多，李纲、汪藻、孙觌、朱熹、王质、王十朋、陆九渊、洪适、杨万里、陆游、叶适、张栻、魏了翁等人都创作了大量的记体文章。从记文的源流发展来说，至南宋，记体散文从文体到语体都趋于成熟和稳定，是承继唐、宋以来的记文定体时期。

如若说唐与北宋的记体散文发展重在创变，至南宋，记体文则处于一个涵咏定型的阶段。南宋文人积极学习北宋文章的优良传统，至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文人宗尚欧、苏，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研习前代古文，出现宋文的又一次发展高潮。唐宋大家对记文体式、语体及表现手法的探索，在学习尊尚前代古文大家的浪潮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习得，成为记文写作的定体。记文一体成为文人创作时习见的文体之一，其地位也日益见重。

记体文的定体首先表现为记体文类及体式的发展定型，记体各文类形成于唐，发展于北宋，至南宋则基本定型。亭台记是南宋记体文篇目最多的文类，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又以斋堂记居重，其基本体式延续北宋一路，以斋名之义为题，抒写文人的情怀志意。其中孙觌《思乐斋记》，王十朋《四友堂记》，杨万里《宜雪轩记》，陆游晚年所作《书巢记》《居室记》等，在记叙书斋生活时，于胸襟志意之外，又别显文人情趣，如《四友堂记》：

若夫晓色动而窗牖明，夕阳尽而灯烛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气袭而书帷温，南窗辟而熏风来，竹簟设而凉飚生，帘幕垂而红炉然者，室中之四时也。吾与三友相从乎一室，无言而妙意得，不想而万虑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于是而我忘也。彼有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奔走于势利之门，老死于忧乐之途者，吾不为也。

命其堂为“四友”，作记以表忘我忘物的人生态度，其中记室中朝暮与四时，既为忘物忘我之生活情状，又体现出其人不同于俗世的文人意趣。如此类记文，在北宋文的框架中作局部的创变，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南宋时期记游观亭台之文，多能承续欧、苏等人融合议论、写景、叙事的写作手法，并加以灵活运用。相对于北宋，南宋记文中写景成分比重增加，如叶适《烟霏楼记》《醉乐亭记》，杨万里《山月亭记》等皆以写景状物著称。此外，南宋山水游记虽兴起于中唐，其中元、柳创作取得极高成就，但总体而言，创作人数寥寥，其基本体式虽已形成，但创作尚不成规模。北宋山水游记颇多创变，苏轼、王安石等人以议论出之。南宋文人承接唐代山水游记的基本体式，在写景方面又吸收宋人偏重意境的写景成就，发展出体式成熟的山水游记，下开元明之先路。

学记至南宋，也进入“众体皆备”的时期，理学家以学记阐述其论学主张，林纾称学记为“说理”之文，正是对此时学记的总结与论述。南宋记体文的发展成型，不仅表现为各文类的成熟，也包括个别文类的衰歇。书画记因与书画题跋和书目著录文体交叉，仅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南宋题跋文兴盛，书画记已难觅其踪，亦为文体成熟之一证。

南宋时期，散体作为一种语言体式真正成熟起来，且趋于稳定。记体可完全用“散文”命名，其中间用骈体，也局限为一种修辞手法和语言体式。这突出地表现于山水游记的创作中，可以说，散文语体的成熟是南宋山水游记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此时文人行文以散体又不免使得造语拖沓冗长，南宋古文被讥以“冗弱”亦与此有关。

记体散文至唐宋始成为独立的文体形式，其中文体与语体的成熟都经历了漫长的阶段，在与各文体的交叉丛生中逐渐独立生成。记体散文独立成体，首先是单篇成文，进入文集，成为“篇什之文”，就与记杂史杂事的笔记区分开来。记体散文亦承续碑文的部分内容和体式，及其他唐宋新兴文类，逐渐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文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