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实业救国”思想形成

商人历来被视为重利轻义的群体，而侨居日本多年的“红帮裁缝”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明大义。日本横滨是早期中国革命党人的聚集地，为躲避清政府追杀，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曾在此筹划成立同盟会，并争取当地华侨界的支持，其中就有服装行业的华侨。当孙中山“第一次至横滨，就有服装行业的华侨参加接待工作，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和支持者。在横滨期间，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经常去鄞县茅山人张方诚经营的‘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并将创制新服装的想法告诉张方诚等服装界的华侨”。在这批“红帮裁缝”的鼎力支持下，由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黄兴构思，由“红帮裁缝”鼻祖张尚义的传人亲手缝制的中国第一款中山装在日本横滨问世了。

第一款中山装的面世，是“红帮裁缝”在中国服装史上的一大创举，它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自参与设计，并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这套服装全新的设计理念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追随者们，吸取维新派的失败教训，彻底推翻清政府，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伟大决心。服装是文化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西服和中国传统服饰相比，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穿着效果，都有很大不同。从传统服饰到西装，再到中山装，这种服装样式的彻底改变，不是服饰上的简单变革、推旧出新，而是思想意识变革的外在彰显。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使得我们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历来重视礼仪文化，而礼仪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服饰。中国历朝历代服饰被统治阶级施以严格的等级划分，服饰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使用意义，而样式统一的中山装的问世恰恰体现着中国全新思想意识、社会风气的逐渐形成，近代革命者思想意识的彻底觉醒通过服装样式这一外在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民国时期，政府对国民礼服做了统一规定：“民国政府的服饰改革首先从官员做起，以新礼服代替旧式官服。第一要义是在礼服中贯彻平等的原则，不分级别的高低，也不分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凡在国家任职的官员，一概统一着装。”中国传统服饰以平面裁剪为主，而西服和中山装都是立式裁剪，裁剪手法不同。民国时期对旧式传统服装的彻底摈弃，使得擅长立式裁剪手法的“红帮裁缝”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经营市场由早期开放的几个通商口岸，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在全国各地开花。在这场服装变革中，“红帮裁缝”为中国近代服装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血雨腥风中，早期的革命者与旅日华侨之间的关系甚密，无论是从远离国土，同在异国他乡谋求不同生存之路的创业者角度来说，还是从同在国门之外，大环境下共同接受西方思想意识来讲，抑或是从经济角度来讲，在日本的这批“红帮裁缝”是支持革命者的。旅居日本多年的张方佐在这些侠肝义胆的父辈人影响下，潜意识里是关注革命党的，进而对革命意义、对国家命运、对救民众于水火也是关注的，这些间接地影响了年轻气盛的他。在此期间，他不甘受辱、不甘落后的倔强性格，在其青少年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侨居日本期间，日子再苦再难，也没有阻挡住张方佐的求学之路。由于离家较远，他每天要走十多里路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无论严寒酷暑，他都风雨无阻。正在长身体的他，从早晨吃过简单而匆忙的早饭开始，一天早晚的路程和白天的紧张学习，中午就只靠从家里带来的一个饭团来果腹。饥饿和困难都没有把他打倒，支撑他的就是不屈不挠的斗志。天道酬勤，1919年，凭借刻苦努力的学习，张方佐以优异的成绩顺利从华侨志成中学毕业，并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公费攻读纺织专业，1924年毕业。以下二三事或许更能说明他的倔强性格。

“东亚病夫”是当时历史环境下，日本和西方列强对每一位华人的蔑称，侨居海外的华夏子孙更是为此饱受歧视和侮辱。为了改变这一屈辱形象，振兴民族尊严，张方佐开始想方设法强健体格，利用住处靠近海边的便利条件，“他坚持体育锻炼，经常下海游泳。有一次竟和同学打赌，一天一夜爬上了富士山，从此以后，他的同学再也不敢轻视中国人了”。

在清朝统治时期，清政府强制推行剃发令，使国人留辫子的风俗流传下来。早期旅居日本的华人中，长袍马褂、背后一条长长的发辫是其特有的标志，是区别于其他亚洲人的显著特征。20世纪初，西风东进，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统一着装令的颁布，使国人的长辫成为历史，但以留小辫子为标志的亚洲人形象却成为侮辱华人的一个典型印记，而张方佐就遇到了以长辫来侮辱中国人的事情。据他的子女回忆，在日本时，“一个日本理发师给他理发的时候，有意在他的后脑勺上留下一撮头发。父亲忍无可忍，当即找到警察评理，直到那个理发师向他赔礼道歉为止，表现了一个炎黄子孙不可侮的骨气”。

由于国势颓弱，在外华人远离祖国的庇护，更加懂得团结奋进，更加在意祖国的荣辱兴衰。经历了第一代的艰苦创业，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已超越亲邻相帮的境界，他们将团结的范围拓展得更加广泛。作为长年旅居日本的华侨，张方佐的父亲张有德等“有”字辈的张家族人和革命者有过亲密接触，受革命者影响，打心底里有追随和支持革命的意愿。早期革命先驱者的流血牺牲，令他们同情；国内腐朽没落的统治者对革命党的迫害，令他们愤怒。作为“方”字辈的这一代，深受其父辈的影响，张方佐积极支持或参与革命。据张方佐子女回忆，他在留学期间，曾参加了当地华人学生组织的“青年联谊会”，青年联谊会当时是旅日进步华人的一个秘密组织。这说明：当时的张方佐已经有了追随革命的意愿，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彻底改变了这个目标，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我同族60余人中有32人遇难，全市房屋除钢筋水泥建筑物外，全成瓦砾，煤气管被震坏，引起大火，全市化为一片焦土。日本人遭此大劫，移恨于朝鲜侨民，当时被杀者不少，我也被误当作朝鲜人，大刀架在脖子上，两把刺刀从两侧直逼着我，幸被熟悉的华侨作证救下来，方免一刀。

在这32位遇难的同族人中，就包括了张方佐的第一任妻子陈月琴和刚满半岁的儿子。而他在地震发生时，从屋里逃离火海的过程中，被屋顶掉落的木板砸中，一枚大钉子钉入了大腿，来不及包扎救治，刚跑到大街上，就被抓住，险些被当作朝鲜人而遇害。刚刚从火海里逃生出来的张方佐，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而这个“死神”就是险恶至极的日本军国主义。

“关东大地震”因天祸引起，致死伤无数，受灾民众哀号遍野，而随后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则是人为的。造成大屠杀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一贯奉行的对外扩张政策。日本是岛国，地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加之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堪忧。为求生存和发展，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工业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增强，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逐渐强盛，其侵略野心日益膨胀，近代以来曾多次蓄谋并有组织地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朝鲜和中国的东北是日本窥视已久，在战略上需要尽快征服的领土，因此，借地震的由头，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大肆屠杀。在日本大岛町发生的“东瀛惨案”中，近700名年富力壮的中国华工被日本人残酷屠杀，“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也发生了屠杀华工的事件”。日本官方后来回应称华人是被误杀的，而事实的真相直到有逃难的华人回国才被披露出来，一直被蒙蔽、抛弃前嫌、灾后还在热心救助友邻的国人一片哗然，各地纷纷开始了抗议和声讨活动。但“弱国无外交”，含冤而亡、惨死在异国他乡的华人，没有讨来任何公道和赔偿，只留下残缺的家庭，“东瀛惨案”成为逝者亲人们挥之不去的阴霾。“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对华人的屠杀被国人称之为“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经历了“关东大地震”，张方佐彻底明白如果自己的国家不强盛，无论国人有多么精湛的手艺，多么高超的技术，到哪里去谋生都会被歧视，遭凌辱，甚至连生命都会如草芥一般被人任意践踏。目睹革命者为了革命信念不惜流血牺牲的壮举，也使他更加坚定：要顽强地生存下去，为国家的主权与强盛而奋斗！多年来侨居于日本生活和学习，他看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亚洲国家中的迅速崛起，是通过发展近代工业来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并以此来提升国际地位的，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相似，都是依靠科技来发展工业，通过教育来培养工业化建设的后续人才。所有这些都使张方佐深刻认识到：中国要强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基础来支撑，只有发展工业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而发展纺织工业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青年时代与留日同学的合影，站立者为张方佐

在日本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张方佐这样一位受过日本高等专业教育，备受重视的知识分子，在大地震中，被日本人把刀架在了脖子上，险遭杀害的情景，和“印度之父”英迪拉·甘地在英国学成律师，考取从业资格，成为备受尊重的高级绅士后，在自己国家坐火车，仍被驱赶出白人专用车厢的情景一样，这使他感到无比的震惊和屈辱！这种刺激直触心底，让他开始重新审视面前的一切——自己存在的价值、自己和国家的关系、国家的主权与地位。他需要抛弃个人狭隘的理想，为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国家找寻一条能解答这些问题的道路。和大多数具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有识之士一样，在国外经历的一些事情或多或少触动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开始抱定不同的人生目标开启他们有价值的人生之旅，这也许就是张方佐抱定“实业救国”的信念，历经种种磨难而始终不动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