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对农村学校生存、改革与发展的关注，最初源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母校生存境遇的关心，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村教育的期待和对农村学校生存命运的担忧。

我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一个叫汤店的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村上设有7个生产队。在学校的布局上，以汤店村为轴心村，外加四个自然村组成一个学区。在这个当时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乡村学校里，我读完了六年小学，两年初中。高中毕业后，又在这里担任过小学和初中民办教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广大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我的心目中，感受最深、变化最大的是我学习、工作了整整10年的学校。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先是初中部被撤销，并入镇里的中学，学校规模缩小，师生人数迅速减少。接着是小学高段，最终是包括小学一年级在内的整个小学并入离家2.5千米远的镇中心小学。至此，这座创建于20世纪中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走完了她终结命运的历程。昔日充满书香的校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替人代加工的服装加工厂。在这里，村民们再也看不到昔日学校操场上学生的嬉闹，再也听不到学生琅琅的读书声。还有上课、下课的铃声，也随之“销声匿迹”。而留下的就像有人描绘的那样：“早上的鸡叫，白天的鸟叫，晚上的狗叫。”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我曾多次驻足于学校的旧址，茫茫然似有所失，一连串的自我追问涌上心头：像眼前这样的农村学校是否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类似于这类“全身而退”的千千万万农村学校来说，被撤并是不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必然且唯一的选择。还有，学校的迁址，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办学地点的变化，但其背后蕴藏的原因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却可能远远没有如此简单。被“迁走”的书香校园、学生的嬉闹，还有读书声、铃声和歌声等文化“元素”的整体搬迁，是否会动摇我国农村教育的根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是否会导致农村文化之树被“连根”拔起，“夹带”走对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十分重要的资源和聚合力。

带着诸多的困惑和担忧，我选择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主要的间接动因是：源于对我国乡土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迷惘和彷徨。

迷惘之一：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先辈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乡土文化。穿越我国乡土文化发展的历史星空，感受我国乡土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具体而言，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淳朴、仁厚的民风，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情结，趋福避祸的民间信仰，淡然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精神，艰苦环境中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等文化“元素”，构筑了中华民族坚强图存的精神动力，表现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生命样式，形成了自然而独到的文化品格。然而，在由现代性开启的价值世界中，不知何时，面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出现了一股对传统文化持简单化的虚无主义文化思潮。当下，在不少人的观念中，乡土文化被视之为要被城市文化“改版”，甚至于等待被取代的落后文化。并由此导致了乡村文化在文化重建过程中的缺位，原本应有的彼此“互动”，演变成了一出出“单面倒”的“独角戏”，于是也就有了“乡土的逃离”、“乡土的守望”、“乡土的回归”之说。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血脉，文化需要传承，需要听众，更需要参与者。一个缺少文化的农村是没有生机的，是缺乏活力的。综上所述，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我们的先民们创造、积淀了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并凝结、汇入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追寻这条文化之河留下的历史印迹，我们发现，无数先辈们为人类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化，那些让中华儿女倍感自豪的文化之魂，中华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之源”、“文化之根”就在其中。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是“过去”的，当人们在因拥有这种自豪感而得到心理满足之后，为了“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就此做出进一步的追问：上下五千年，那些曾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之“根”如今还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吗？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为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复兴，我们应该如何去“寻根”，怎样去“护根”呢？针对以上的“追问”，我们希望从对为什么要去开展新农村文化建设，应该建设怎样的新农村文化，如何去开展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中寻找、获取答案。

迷惘之二：

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农村文化几乎是全线“败北”，失去了阵地，失去了市场，失去了传人。伴随着电视、智能手机、VCD、DVD、卡拉OK、电子游戏等大量涌入农村，在城市文化的影响中，诸多民间文化失去了市场，诸多民间艺术后继乏人。一些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皮影戏、木版年画、剪纸等都面临着逐渐失传的危机。而各地的民间刺绣、泥塑画、年画、书画、曲艺、民间文学等也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而与此同时，乡村宗族文化、迷信文化泛滥。重续宗族族谱、维修重建宗祠、颁布宗族族规、开展联宗祭祖等乡村宗族文化活动日益复苏。建寺庙、设神坛，看风水、测命运、信巫师、跳大神等封建迷信也日益抬头。此外，一些“不良文化”在农村大有市场，神汉、巫婆、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也还时有出现。之于近年来在广大农村“死灰复燃”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普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农闲时节，赌博现象更为严重。

教育与文化是“近亲”，面对当前农村社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种种乱象，作者试图从繁荣农村教育事业，深化农村学校教育改革的视角，阐述自己对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认识，提出如何提升农村文化的观点和思考。

迷惘之三：

我确定以乡村学校作为研究对象，将乡村学校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主体展开研究，还出之于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学校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表现出来的“无作为”、“漠视”的态度。而我所期盼的是，希望广大的农村学校把自己当作新农村的一员，把自身看作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局内人。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建设资源，发挥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在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我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就有关心社会，以国家、天下为己任，亲身投入社会改革洪流的优良传统。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现代后，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团体开始在我国进行农村教育改良实验，试图通过发展乡村教育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涌现了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著名的乡村教育家。其间，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均致力于乡村教育，并将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陶行知提倡教育与农业携手，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便失去了促进的媒介。倘若好的农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化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并在华北、华中、华西选点试验。梁漱溟也十分重视农村教育和乡村建设，主张通过教育培育新民，建设新村，进而实现强国之梦。上述教育家的农村教育改良主张，虽然在旧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探索对现代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以及农民素质的提高具有借鉴意义。这一场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乡村改造运动，为我们当今的农村教育改革，特别是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借鉴。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学校在农村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学校对农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助推作用发挥很少。而提倡、鼓励乡村学校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身份”投身新农村建设，这对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密切村校关系，推动农村学校的教育改革，提升农村学校在农村社会的地位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是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资助项目。本书记录了作者对乡村学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的探索，汇集了作者在该领域研究中的主要成果。全书分为十二章。前六章，侧重于对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调查、成因分析以及理论思考。后六章，侧重于对乡村学校如何去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探讨。

第一章是“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背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行为驱动”的角度，把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身做主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动员’驱动”；第二阶段为“‘摸着石头过河’——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驱动”；第三阶段是“‘文化型塑’——农村建设新时期的‘文明’驱动”，并对三个时期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分析与归纳。第二部分从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角度，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必然性和重要性。第三部分在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新农村建设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如何去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观点和思考。

第二章是“新农村建设与新农村文化建设”。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从解读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入手，根据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的理解，阐述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第二部分，归纳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第三部分，分析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特点，明确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第四部分，提出了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这几对关系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困顿”。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在现有的农村文化建设基础上的重建和超越。本章内容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农村文化建设的脐带断裂”、“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缺席”、“农村文化建设的空间压缩”三个方面描述了“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结构性缺失”。第二部分，从“农村公共文化投入匮乏”、“农村文化生活参差不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滞后”、“农民文化权益缺位”四个方面反映了“农村基础文化建设的集体性失语”。第三部分，从“熟人脉络的农村基层秩序”、“亚细亚色彩的农村伦理范式”、“不健全的农村文化市场体系”三个纬度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困顿进行了盘点。

第四章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乡村教育改革的价值选择”。培养怎样的人的问题，是农村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作者首先从做“践行新农村文化的新型农民”，做“致力于做‘土艺术家’的新型农民”，做“具有法治意识的新型农民”等三个方面对乡村教育改革的功能进行了定位。第二部分从“主体性的人的取向”、“所传授的知识的取向”、“教学生活的环境取向”三个影响要素进行分析。最后，引入“内卷化”的概念，针对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困顿，尤其是“为农”还是“离农”的取舍两难问题，采用由果循因以求解的内在逻辑，论证了“农村教育改革的价值选择”。

第五章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对乡村学校的呼唤”。本章内容分为三部分。首先，从“迷茫乡村的心灵求助”、“乡村学校与农村文化的背离”、“乡村学校的救赎之路”三个方面展示“乡村学校的归途之旅”。第二部分，从“历史记忆中的乡村学校”、“饱受期待的乡村教育实验”两个角度写出了在人们“记忆与期待中的乡村学校”。第三部分是本章内容的重点，从“承袭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传授城市社会的现代文化”、“联结与整合不同类型的文化”、“引导与催生农民的文化质变”、“重构与拓展农村公共生活空间”、“修复与重建农村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对乡村学校发出了呼唤。

第六章是“乡村学校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定位”。本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乡村学校特色文化创建的意义”、“乡村学校特色文化创建的原则”、“乡村学校文化建设的路径”、“乡村学校文化建设应避免的几个误区”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特色文化的创建”。第二部分，从“乡村学校文化与教育改革”、“乡村教育改革受阻碍的文化阐释”、“乡村教育改革中的农村文化重建”三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在乡村教育改革中的文化发展”。第三部分为“案例分析”。具体介绍了蒲江县成佳镇九年制学校的“茶文化”和河南省信阳市郝堂伟小学的“可持续发展型学校”创建的过程与经验。

第七章是“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建设”。全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从“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背景与意义”、“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理念”、“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取向”三个方面论述了“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设计”。第二部分，从“国家课程的校本化”、“乡土课程的情感化”、“校本课程的特色化”三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结构”。第三部分，从“乡村学校课程开发的基本原则”、“乡村学校课程开发的程序”、“乡村学校开发的条件保障”三个角度论述了“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开发”。最后，从“乡村学校课程评价的内容”和“乡村学校课程评价的策略”两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评价”。

第八章是“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教学”，全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基于‘离农’取向的教学目标”和“基于‘为农’取向的教学目标”提出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下的农村教学目标”。第二部分，从“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学理念”、“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教学理念”定位新农村文化建设时期的乡村教学理念。第三部分，从“主体参与式教学的理论基础”及“主体参与式教学的意义”，结合主体参与式的教学案例及分析，描述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教学方式。

第九章是“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师的文化担当”。全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文化担当是乡村教师应尽的社会责任。第二部分，从“公共性的旁落”、“本土知识践行的缺失”、“文化素养不足”三个纬度，反映了“农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第三部分，结合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乡土教育的实际，具体介绍了“直接”和“间接”两种“服务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参与方式。最后，从“形成文化自觉意识”、“改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职前教育中加强‘三农’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实现农村教师文化责任担当的实践和设想。

第十章是“新村建设中乡村教师的文化养成”。本章共有四个部分。前三部分从不同方面对乡村教师提出要求。一是对乡村教师提出要“以情待农”、“以意亲农”、“以信为农”、“以行奉农”，使自己成长为“为农型”的教师。二是要求乡村教师“提升思想意识层面的人文素养”、“打造知识技能层面的知行合一”，使自己成长为“智慧型”的乡村教师。三是要求乡村教师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依法治教”、“履行立德树人”，使自己成为一名素质“教育型”的乡村教师。最后，介绍了甘肃省华亭县山区教师刘霞老师“吃苦耐劳，坚守学校近三十年；充实自身知识，创造复式教学”的感人事迹。

第十一章是“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的文化反哺”。全章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学生主体意识的提升”、“‘好公民’的文化素养培育”、“民主的和谐校园构建”三个角度论述了“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价值诉求”。第二部分从“科学知识观”和“生活方式观”两个纬度阐述了“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从“加强学生的文化反哺意识使其真正成为主体”、“家长需要转变观念来营造自由的文化反哺氛围”、“发挥教师的桥梁作用从而搭建反哺之桥”、“学校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丰富文化反哺的形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实施过程”。

第十二章是“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的成长体验”。全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三个角度揭示了“乡村学生成长体验的实质”。第二部分从介绍“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成长体验的形式”入手，论证了实践活动对实现乡村学生的体验价值和生命意义。最后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成长体验实现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