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研究四集》序

从1985年起，我开始出版《水经注》研究论文集，已经先后出版了三集。现在出版第四集，或许也是我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后一本《水经注》研究论文集。由于这一集是为了纪念家乡绍兴环城河与古运河的整治成功而整理付梓的，所以这是我对蒸蒸日上的家乡水利事业的一点心意；也是我学郦数十年，对家乡父老朋友们的一番交代。

为了阐述《水经注》与绍兴的关系，我特为此集写了《〈水经注〉记载的古代绍兴》一文。除了此文所叙郦注对古代绍兴的许多记载之外，《水经注》与绍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渊源。因为《水经注》是写水的书，如郦氏在《序》中所说：“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由于他毕生没有到过这个地区，对于这一带的记叙，包括古代绍兴在内，显然存在不少错误。但对于这个地区的水乡泽国，他是明确的。卷二九《沔水》经“又东至会稽余姚县，东入于海”注中，他指出：“吴、越之国，三江环之，民无所移矣。但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旧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缉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绍兴正是他笔下所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的地方。

往年台北锦绣出版企业慕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风行全球，投入许多力量，编辑出版一种名为《大地》的地理杂志，而且仿《国家地理杂志》体例，力求图文并茂。总编辑曾广植先生因羡绍兴之名，派专人到杭州约我写一篇关于绍兴城的专文，我就以《绍兴水城》为题，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他们重视此文，作为刊物封面的标题文章。绍兴县志编委会提供照片，全文插入彩照近四十幅，其中东湖一幅，占了十六开版面的两个全版，发表于该刊1992年9月号。后来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绍兴水城》名扬台湾，绍兴被你写得像威尼斯一样了。”其实，把绍兴比作威尼斯，有记载可查的人是18世纪末叶的法国传教士格罗赛（Grosler）。《纳盖尔导游百科全书——中国卷》（Nagel's Encyclopedia Guide— China）中引了他的几句话：“它（按：指绍兴城）位于广阔而肥沃的平原中，四面被水所包围，使人感觉到宛如在威尼斯一样。”与威尼斯相比，绍兴是“万流所凑”、“枝津交渠”，城内是水，城外也是水，它实在要超过威尼斯。以《四集》纪念这个名闻遐迩的家乡水城，也是我的夙愿。

我的《三集》（原名是《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是1992年出版的。此后，我的郦学研究转向版本校注和郦道元传记方面。对于前者，因为我长期来希望校注一种以殿本为底本而参校较多别本的版本，所以几十年一直为这项工作做积累。在我国历史上，见到郦注版本最多的无疑是胡适，他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曾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举行过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各种版本达四十一种。不过他展出的版本中，其中颇有些是雷同的，是一种版本的不同传刻。他以毕生的最后二十年时间利用版本考证，却不曾利用版本校出一种新的版本。我在拙作《水经注校释》的跋中说：

胡适利用他的名气看到许多版本，如费海玑所说：“五十五年（按：1946）胡先生回国，记者传出他研究《水经注》的话，于是上海的朋友纷纷把见过的《水经注》告诉他，北平的朋友亦然，于是全国的《水经注》都集中到他的寓所，达三大橱之多。”我则利用我的力气，同样看到许多版本，因为当年年轻能跑，跑遍国内收藏各种郦注版本的图书馆，跑到国外，也到处寻找。

所以，《水经注校释》参校的版本达三十三种，是历来参校版本最多的本子。另外，我又应约点校了一种简化字的《水经注》，因为简化字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大势所趋，如我在此本《后记》所说：“为了让这个本子在今后能够长期通行，最重要的是要使此本摆脱繁体字的羁绊，用简化字排印。”所以此本是《水经注》的第一种简化字版本。

此外，由于出版社的约稿，我曾邀请了几位朋友，共同编写了两种《水经注全译》，用现代汉语逐字逐句地译写了此书。当时，文化界有一股反对古书今译的声浪，在某些权威媒体上出现了好几篇讨伐古书今译的文章。但我持不同意见，认为今译并不是坏事，所以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在书的卷首写了表达我意见的序言。还为其中一种附有原文的译本，逐卷作了《题解》。令人欣慰的是，《全译》不仅在大陆受到欢迎，台湾中国古籍出版公司也向出版此书的出版社买去了在台出版的版权，经过几年加工，把原来的上下两册扩展为八册，装帧讲究，印刷精美。说明今译古书有它的社会基础，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除了版本工作以外，这段时期中，我也对郦道元本人的毕生行历和思想下了一点功夫。20世纪90年代之初，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先生主编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约我撰写《郦道元评传》，对于这位在《魏书》本传只有309字和《北史》本传只有612字（包括全录《魏书》309字）的传主，我感到为他写一部详细的评传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我的责任。所以确实殚精竭虑，最后写成了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并且在卷末作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索引》。此外，石家庄的一家著名出版社为了出版一套“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特地赶到杭州面请我撰写《郦道元》这一册，重点在郦道元与自然界的关系。考虑到我对自然界原来就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因此接受了他们的约稿，写成了一册十七万字的小书，表达了我自己的若干观点。

此外就是《郦学札记》，这原来是我随读随写的郦学笔记，从念高中的时代就开始写作，后来在十年浩劫中冒险抢救了下来，事情详见我的《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以后由于某些媒体和期刊的约稿，从20世纪90年代之初，陆续整理，分别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和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世纪末，上海书店出版社为了组织一套“当代学人笔记”丛书而派人到杭州求稿。由于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其中有的是对郦学一知半解的青年时代写的，有的是在“文革”的恐怖时代写的，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尚未发表，所以不得不花时间重新整理，在若干篇末加写一个《附记》，最后又写了一篇《自序》，并且应前辈史念海先生之嘱将《自序》提前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此书出版以后，却意外地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估计有二三十封，我没有保留这些信件，因为他们实在不是研究郦学的。多数来信都是对《自序》的称赞和为几篇《附记》叫好，并且表示他们的同情和愤慨，也有长篇大论，诉说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和不幸。我虽然同意和同情这些来信，但是对于《札记》来说，都是节外生枝。《札记》毕竟是一本学术专著。对于学术以外的事，我用不着答复，何况我也不愿意花时间节外生枝。

由于上述原因，《水经注研究四集》的事被搁下来了。虽然在这段时期中，我实在也发表过一些郦学论文，特别是有关胡适和其他一些郦学家的评介，而且在大陆、台湾和国外作过几次郦学演讲。虽然自知文不雅驯，但是论数量，已经应该整理出版了。去年10月，承绍兴市各界为我的虚度八十举行祝寿会，而绍兴市水利局又以参观环城河作为祝寿活动的内容。时隔不久，绍兴市水利局邱志荣副局长又与我商量市区内古运河的整治事宜，并且向我约稿。这就使我想起了《四集》的事。我曾经为家乡绍兴的水环境写过好几篇文章，从禹治水的传说直到绍兴水利史。我是从小在家乡的水环境中长大的，这半个多世纪中，家乡水环境的种种变化，一直使我萦绕于怀。《四集》的整理出版，就算我对家乡水环境的一种纪念吧。

收入此集的四十多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这十几年中公开发表过的，当然也有少数几篇例外。除了专为《四集》写的《〈水经注〉记载的古代绍兴》外，也还有几篇是过去曾经发表而以后又增补改写的。例如《杨守敬传》，往年我曾写过《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水经注〉研究》，原刊于《书林》，并收入《三集》，但此稿属于期刊约稿，事后我感到言犹未尽。杨守敬当然是个著名郦学家，但其为学也存在一些缺陷，所以之后我又本着不为贤者讳的态度，重写了此文。另一篇是《熊会贞与〈水经注疏〉》，往年我也写过一篇《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原载《中华文史论丛》，后来收入《二集》。熊氏在道德、学问上都是我深深敬佩的郦学家，《水经注疏》之成，他实在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可能超过乃师，所以又写了此篇。这次与杨传一起收入《四集》。

自从我的《水经注》研究论文集以及其他郦学论著出版以来，中外学术界都已发表了不少评论，其中有的是我的前辈学者，有的是我熟悉的朋友，也有的是素昧平生的同行，数量已达数十篇。承蒙他们的鼓励、鞭策、批评、指正，我当然由衷感激。特在此集卷末附录四篇，其中两篇发表于大陆，两篇发表于台湾，供读者参阅，并希望继续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正。

陈桥驿

2003年2月于浙江大学

原载《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