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语文词典名词义项描写的两种倾向_语文词典语义类别释义的多维研究-QQ阅读男生科幻网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二节语文词典名词义项描写的两种倾向

关于语文词典释义中的百科倾向，它主要围绕着语文词典该不该收录百科词，应该收录哪些百科词，百科词收入语文词典后应该如何释义等一系列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对这些问题逐一探讨。

一语文词典中百科词条的收录

语文词典收词虽然以语文词为主，但也无法避免收入一些百科词条。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使用者的需求

使用者是唯一能够评价词典优劣的评判者。一部词典是为了使用者的需求而诞生，而非为了词典评论家的评论而诞生。Béjoint曾对美国单语词典做了一些关于词典使用者经常查找的信息类型的调查。结果如下：68%查找习语；55%查找具有百科性质的词语；53%查找文化局限词；49%查找缩略语；60%从来不查找普通词；47%从来不查找功能词；45%从来不查找禁忌语；38%从来不查找专有名词。[15]从调查结果看，习语和百科信息是使用者最为关注的信息。百科信息是一种词典编纂者提供给使用者的基于事实的信息范畴。与语文信息相对比，百科信息更注重描写客观事物，而不是与事物有关的词和短语。也就是说，百科信息是作为语文词典的补充信息而存在的。总之，语文词典应当主动适应读者的这种需要，在词典规模许可的范围内介绍一些百科知识，为读者解难释疑，提高语文词典的知识性和实用性。所以，语文词典介绍百科知识是满足读者求知欲望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的角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原因很多，文化教育和现代传媒的普及，人们求新求雅的心理等等，而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社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向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时代突飞猛进。因此，英国的布莱恩·福斯特认为‘科学是造成当代英语崭新面貌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如今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同人们的多方面生活已经息息相关，各学科的各类术语像千万条江河一样注入了共同语这个大海。”[16]作为当代语文词典，必须反映语言生活的这些趋势与现象。

（三）语言自身原因

百科词是语言词语普、方、口、书、术五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没有术语的词汇系统是不存在的；没有术语连平日交谈都不可能。跟单义百科词密切相关的还有两类词：一类是百科词引申出了普通义位；另一类是普通词引申出百科义位。而这两部分词是各种语文词典选收百科词的主要对象。

（四）语文词典性质之一——兼顾百科词语

语文词典是语文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有机统一实体。知识既指语词知识，也包括多学科名物术语知识或常识，这是普通人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与交际中所必须兼备的，也符合词典的实用性原则。“绝大多数词典不是科学实验的样品，而是适应某种社会需求的产物。词典编者为了照顾不同方面的需要，常常顾不上严格的类别，有时还特意设计跨类的或兼顾其他类型某些特点的词典。”[17]规范型词典为了满足查考的实用性需要，有时突破严格意义上的“规范型词典”的界限，收录一部分词目。《现汉》第5 版共收录科技条目 1.05万余条，占全书 6.5万余条的16.15%[18]，哲社条目有5000余条，约占全书的8%。[19]也就是说，《现汉》的百科条目占据了总条目的24%左右。应该说，习用常见的百科词语本来就属于现代汉语普通话词语范畴，它们的适当收录并不影响《现汉》的规范性，相反却大大提高了词典的实用价值。

其实，纵观古今中外的语文词典，无不对百科词进行了酌量的收录。自《尔雅》《说文》以至《康熙字典》《辞源》《汉语大词典》《新华字典》在收录百科词这一问题上，只是区别在量的多少，而不是收与不收。被誉为“全世界最大众化的百科全书”的《小拉鲁斯词典》是法国最畅销的词典，每年发行70万部以上，经久不衰，在世界上获得极好的声誉。西方各界人士给予了它“所有语言中的最出色的词典”“最实用的词典”“编排得最优美的词典”“词典之王”等称号。这本词典的特色和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包含了大量的百科信息。例如，在aviation（航空）的词目下附上简要的航空发展史，在homme（人）的词目后附上世界人种介绍，等等。而这在普通语文词典中是难以见到的。将“语文”和“百科”两部分有机融于一炉，在语文词条中带有百科性材料，同时收录百科性的专门名词，这种方法，实际上为各国语文词典编纂者所通用，如日本的《广辞苑》、英国的《牛津》。《广辞苑》为日本国语辞典中的精品，自1955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发行到了第5版，其学术地位、社会反响及读者对它的信赖程度一直雄居日本辞典的首位。在日本该辞典被视为“国语+百科的权威辞典”，是日语学习者和翻译工作者理想的工具书。《牛津》也是一部规范型词典，但它除了收录现代英语的规范词语外，还收了在阅读中可能遇到的旧词、古词、方言和专业词语等。由于能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几乎家家必备，社会影响很大。与之相对的是同为规范型词典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该词典只收现代法语的规范普通词语，仅有2万多条，虽然法语教师把它当作经典，但普通读者买的不多，因而社会影响并不太大。诚如黄建华所指出的：“把许许多多不属于语文词典收录范围的百科词语也收了进来，弄得既不像语文词典，也不像百科词典。为此招来许多批评。但话得说回来，许多读者、使用者欢迎此类语文、百科兼备的综合性词典，……案头上备有辞书，基本上能解决问题。”[20]我国《现汉》走的是《牛津》的路子。

从以上可以看出，语文词典收录百科词已是大势所趋，无可争议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根据每部词典的不同编写目的，对百科词语选收的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多收一些，有的少收一些。尽管不同类型的语文词典选收百科词语的多少是不同的，但收词的根本原则应该是一致的，即从语言出发，照顾科学知识，而不是相反。具体的做法就是，根据百科词语在普通语言中使用频率的高低、应用范围的大小以及是否产生了语言上的普通意义。语文词典收录了百科词语后应该如何释义呢？也就是说与百科词典是否有所区别呢？这个问题首先涉及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的对立。

二语文词典、专科（百科）词典的对立及其释义上的差异

（一）语文词典与专科（百科）词典的对立

语文词典、百科词典、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是关系比较近的一组（或几类）工具书。关于现代工具书的分类，各家意见还不尽统一。但其中多数人把词典与百科全书列为邻近的一类，中间是百科词典和专科词典。也就是说，百科词典和专科词典是在词典与百科全书基础上交集而成。如果对词典进行历史的追溯，我们发现，词典是以语言中的词为对象，最原始的词典就是难词表。词典导源于语言，目的是为社会的交际需要扫除语词障碍。百科全书就其原始形态说，其源头不在语言方面，而是在整理和传授人类知识方面。就二者产生的目的和根源来说，百科全书和词典是两种相隔遥远的工具书，但是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实用的需要，二者开始逐渐向对方靠拢，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词典模式——百科词典。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19世纪，语言学的发展，为语文词典的完善和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同时，在西方，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完成，以及随之在人们语言中科学和技术词语的大量涌现，对词典编纂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于这个冲击，不同的词典出现了不同的倾向，从而也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文词典应不应该保持纯语言工具书的性质的论争，是仅为研究语言中的词的历史演变、考究例证、辨析词义提供丰富的语言知识呢？还是更重视实用性，为广泛的现代社会的使用者解释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的，但超出了词的解释的概念知识呢？简单地说，就是语文词典应不应该广收百科词目并提供百科知识的释义。其中的所谓“保守派”《牛津英语词典》坚守了纯语言词典的阵地。而1828年出版的《美国英语词典》则开创了语文词典向百科全书靠近的先例，促进了百科词典的出现。1882年，Annadale在改编奥格尔维的词典时，就明确地把自己的词典称为“百科性”的词典了。“百科性”意味着这种词典解释的不仅是语词，而且还解释事物概念。更典型一点的“百科性”词典则是著名的冯克和华格纳公司于1894年出版的《标准词典》。但是，这些都还没有越出语文词典的家族，因为语词词目仍然是它的主体。以上是语文词典向百科靠拢的过程。其实，与之对立的百科全书也曾借鉴了词典的编纂方法和体例，从而在部分百科全书的书名上出现了“词典”的标题，继而也形成了词典式百科全书，也称百科词典。至此我们可以说，语文词典与百科全书的靠拢和相互影响，产生了百科词典。我们把以语文词典为基础，吸收百科词而形成的百科词典称为“百科性词典”，而以百科全书为基础，吸纳了语文词典的形式、体例而出现的百科词典称为“百科词典”。可见，百科词典正是基于百科全书与语文词典交叉的部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又不仅限于这个交叉的部分。现代的百科词典在内容上更多地向百科全书方向延伸，主要表现在词的概念性解释和提供必要的事实资料。在形式上，它更多地采取词典的编纂方法。“现代百科词典的发展，更深地向百科全书的方向延伸，成为百科全书系列的分支。”[21]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百科词典的产生虽然是语文词典与百科全书的渗透、交叉，但实质上，百科词典在本质上更倾向于百科全书而非语文词典。因为在词典学领域讨论词典的类型，但又不得忽视百科词典的存在，所以，在多处涉及词典类型划分的论述中，往往都是将百科词典与语文词典对立相称。“根据词典收录的词条的性质，词典的类型可以分为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专科词典）两大类。”[22]谢尔巴在《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词典的类型问题自然是词典编纂学的一个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是以许多理论上的对立面为基础的，其中对立面之一即是：百科词典和普通词典。[23]这里的普通词典也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语文词典。

当然也有人提出了与此相左的结论。李尔钢1992年在《专科词典与语言学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专科词典也是语言学范畴词典的观点。他以词与概念不是对等地、一对一地表达概念为真值条件的假设为出发点，推导出专科词典中的词目给人以概念的假象，其实也是词，认为专科词语也是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专科词典词目并未改变词的性质，仍然是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语文词典的专科词目和专科词典的专科词目没有质的区别，它们的释文当然也没有质的区别……人们认为专科词典的目的是提供专科知识，而不是解释词，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以此为基础，他认为专科词典也应该从语言学的角度、按照语文词典的结构模式来标注读音和词性、分立义项、添加例证等。也即是说，李尔钢基于词义等于概念的出发点，认为专科词典与语文词典的释义没有质的区别，所以专科词典和语文词典同属于语言学词典。对于这种有别于词典学界普遍看法的论断，有学者批评为：这是皮相的、武断的论述，之所以说皮相是因为其所谓的词语只是载体，而不是实质；之所以说武断是因为其结论没有经过必要的论证。[24]的确，“盐水鸭”“五柳鱼”之类作为音响形象或书写形式是词语（更确切地说，是术语），但我们怎好说辞书中释义的对象不是概念或实质内容呢？词语和概念的区别在于指向不同。作为语言成分的词与其意义是依赖语境的，使用论（use theory）认为，词的意义在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不同的语境决定不同的意义，因此多义性（polysemy）是自然语言的原型特征。与之相反，概念则是脱离语境的，概念就是概念本身。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二位一体的承载，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不可分割的。只不过在不同的词典中，对于其不同方面的凸显，而另一面的背景化罢了。也就是说：专科词典收录了“盐水鸭”“五柳鱼”条目的载体，但是对于编纂者和使用者来说，作为能指的“盐水鸭”“五柳鱼”背景化了，而作为所指的“盐水鸭”“五柳鱼”则被前景化。当然，由于能指与所指的共生关系，作为概念载体的能指也可能前景化，成为词语，这就是语文词典编纂者及其读者对其的认知或者在自然语言中对词语的运用。我们认为，李尔钢的偏差最根本之处在于：（1）虽然指出“名”与“物”都是词——概念载体的符号，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语文词典中的“概念”与在专科词典中的“概念”的差异。总体而言，语文词典的“概念”需要的只是语言交际中最低限度的语义区别特征，这是由语文词典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而专科词典中的概念意义则需要对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阐释，也是由专科词典的性质与功能决定。如果对专科词典和语文词典相同部分词目的所下定义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二者可能在部分词目（这部分词目只有科学意义）释义上只有量的区别，但是也有部分词目（这部分词目既有科学意义，又包含普通语文意义）的释义则具有质上的差异。而李尔钢只片面地看到其共性而抹煞其根本的差异性是有失偏颇的。（2）专科词典虽然拥有着词典编纂体例、模式，但形式上的相似并不能掩饰其内容上的不同，专科词典的本质是百科全书，是专科知识体系的呈现，而非属于语言学范畴的词典。所以，也就是说李尔钢对于“专科词典”也是语言学词典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专科词典与语文词典不但在收词的范围与原则上有所区别，虽然有可能面临同样的词目，但所关注的内容是有质的区别的。即普通词典关注的是词的意义（普通义位），百科词典关注的是词语的所指事物，阐释的是词语概念（学科义位）。这些特征造成了公认的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的二元对立。

近来，郑述谱[25]提出了百科词典、术语词典和语文词典的“三足鼎立”说。认为：百科词典里的词条代表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语文词典里的条目实际是语言中的词语单位；术语词典里的条目代表的是术语，它背后一定有严格的科学定义。虽然不同专业的不同术语在语言中与语义“接近”的程度不同，会导致释义使用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必须是合乎科学的，同时又不能是百科性的。可以肯定地说，郑述谱“三足鼎立”说的提出，从另一个角度为术语在语文词典中的释义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使其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当然上面所说的“语文词典”“百科词典”都是理想化的词典。在现实的词典编纂中，往往是语文词典中收录百科词，百科词典中也收录部分语文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多数的语文词典是“百科性的语文词典”，但是收录了部分百科词并不意味着它性质的改变。“语文性，跟百科性相对而言的。但是，除了纯粹的‘百科全书’以外，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只能就主要性质谈区别。《辞海》是以百科性为主，兼有语文性。《现汉》则是以语文性为主，兼有百科性。所谓‘兼有百科性’主要是指它收了一些‘习见的专门术语’。如钢、塑料、电子、卫星等。”[26]同样的，兹古斯塔[27]也曾明确地指出：词典分为百科性和语文两种，并不意味着一部词典必须非此即彼。几乎在所有词典中都有百科成分。其中某些成分是不可避免的，某些成分是因为词典编纂者希望其著作具有某种特色。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百科词典和语文词典的对立，还是百科词典、术语词典和语文词典的鼎立，其问题的症结在于各词典中释义上的差异。或者也可以说，将百科词典、术语词典与语文词典进行对立，也就决定了其释义上的不同。

（二）百科义位在专科（百科）词典和语文词典中释义的对立

既然百（专）科词典和语文词典呈现相对立的局面，那么应该说其中的释义部分具有差异性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释义的对立，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总是把名（词）的释义与物的释义对立起来。‘名的释义是根据读者已知的概念来分析读者未知的概念……而亚里士多德对物的释义是列举物的属性以便让人了解其性质。’事实上，现代语言学只对词进行释义，即用一组符号（义素表达式）解释另一个符号，或者说是用另一组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个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概念（意义成分、义素）。对物的释义实际上是一种经验活动，认识这种物体，把它与其他物体区别开来。显然，词典释义一般是针对语言符号的，而不是物体本身。Picoche认为：‘……现在，人们常常把语言释义和百科释义对立起来，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名—物释义的对立关系并不完全一样，一个词无论它所指何物都能作为释义词或被释义词。’百科释义并不注意词的区别特征，‘而是鉴别、描写、解释事物（所指），不管语言符号（词目可以是另外一个词，但可表示同一事物）’。”[28]应该说，这种把语言释义和百科释义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目前词典学界的主流认识。

百科义位在百科词典与语文词典中释义的区别是和词典本身的性质紧密联系的。兹古斯塔提出百科词典和语文词典的区别：“后者主要与语言有关，即与语言中的词语单位及其全部语言特征有关；……百科词典主要是解释词语单位（词）所指客观对象：语言之外的物质世界或非物质世界的情报，它们仅是按词（词语单位）顺序排列。”[29]黄建华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众所周知，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的根本区别是它解释的是词义，而不是概念”[30]。并认为语文词典是“名典”，百科词典是“物典”。“因为对符号提供信息正是语文辞典的职责，而解说‘所指之物’才是百科辞典的任务。”“理论上的纯语文辞典、全部词目都应该是‘符号’。理论上的纯百科辞典，全部词目都应该代表‘所指之物’。”[31]

著名语言学家谢尔巴早在1874年就提出词的“最近义”与“最远义”的观点：“词义一般指两个不同的东西，其中应属于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我们称为‘最近义（ближа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另一个是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我们称之为词的最远义’（дальнейщее значение）。当我们说一个词的时候，只有最近义才是实际的思想内容。”[32]我们赞赏这位卓越的学者在一个多世纪前阐发的这一深刻见解，同时，也不可忽视这一见解对词典编纂实践的指导意义。后来，谢尔巴把释义区分出“百科词典”的和“普通词典”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成语义学家Katz也把词义划分为“百科”的和“词典”的，并认为“百科”不属于语义学范畴。而且在“百科”那里常出现模糊集，如绿色和蓝色；而“词典”这里义位之间的界限常是清楚的，因为所反映的常常是语言共同体的有显著区别特征的前科学语感。Апресян区分出“科学概念”和“朴素概念”（有人又称为“常识概念”“生活概念”“形式概念”等）。Leech又区分出科学的（或专门）的定义和日常意义。[33]张联荣也认为：“研究术语义主要是各行专家的事，而编纂一部语文辞书，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如何把语文义释好。”[34]Rosch[35]认为原型的特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认知模型（perceptual models）和命题模型（propositional model）。认知模型指的是事物直观的、可靠的、被感知的性能特性；命题模型是非直观的，但是可以通过分析、推理或抽象得出的意义特性。一个原型使用认知模型还是命题模型来表述，应该视有关词语的语义成分的复杂程度和具体情况而定。

无论“释名”还是“释物”、无论“词义”还是“概念”、无论“语言特征”还是“客观对象特征”、无论“近义”还是“远义”、无论“普通词典的意义”还是“百科词典的意义”、无论“朴素概念”还是“科学概念”以及无论是“日常意义”和“定义”的对立，“语文义”和“术语义”的对立，还是“认知模型”和“命题模型”的划分，都无不在强调着这样一个事实：某些义位的意义中具有两种可以分离的变体存在，语言应用中这两种变体存在于两种互补的语域中，即普通语域和专门语域。这种事实直接导致了这些义位语文词典的释义和百科词典的释义具有差异性。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学者口中，他们所用的术语有所区别而已。当然这些术语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不同的语言观，或许包含着一些非科学的因素，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者区别性的初步认识。正如张志毅、张庆云二位先生所评：“近义和远义的内涵可取，理据不佳。常识概念等和科学概念在词义学说史上属于概念说，该学说已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斥为混淆了词义和概念；有许许多多的词只有意义，而不表示概念。不能以逻辑范畴代替语义范畴。”[36]基于上面的分析，张志毅从语义学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义位的二元变体说，即普通义位和学科义位对立。普通义位反映的是经验意义，是普通人凭经验感知的表意特征、指物特征。表意特征，表示的一般的属性或对一般人来说的最显著的可感特征，靠前科学语感，靠常识性认知。指物特征，是跟所表示的对象对应的，指的是某种事物，多具有物质性。一般词语和虚词承载着普通义位。如：

【绿】像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由蓝和黄混合而成。

学科义位就是各学科（社团）用的专门义值，相当于传统词语学的“概念义”。它具有逻辑因素，反映的是科学概念内涵、范畴及指物特征。它反映的是经过科学研究才能发现的事物的本质或特有的属性。如：

【光谱】复色光通过棱镜或光栅后，分解成的单色光按波长的长短排成的光带。日光的光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

德克·吉拉茨[37]认为，认知语义学和现代词汇语义学受心理学倾向影响，在义位层次上不再严格区别百科知识和语文知识。但是，在语言运用和辞书编纂中还是区分学科义位和普通义位这两种义位的。学科义位不宜称作普通义位的深化。词和这两种义位的关系以及这些词在语文性词典和百科性词典中的释义有下列三种情况：

A类，有些词只有普通义位，语文性和百科性辞书对它们的释义相差无几。

B类，有些词（主要是术语）只有学科义位，语文性和百科性辞书对它们的释义只是量的差别。

C类，有些词既有普通义位，也有学科义位。……在辞书中不能把它们并列为两个义项。通常情况，语文性辞书和百科性辞书是分别选择两种义位之一作为本辞书的唯一义项。少数情况，语文性辞书兼采两种义位的语义特征融为一个义项。[38]

其中B类和C类属于我们正在讨论的类别。张志毅以现代语义学微观主义视角，深入词义的内部，把普通义位和学科义位看作同一个义位的变体，从而既区别了二者的差异，又注意到了二者的关联，为义位的变体、词及其词典之间的关系做了清楚的勾勒，并指出当两个变体都存在时，语文词典应该如何取舍。

众所周知，对于许多问题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话题当然也没有例外。李尔钢先生也曾经对此发表过看法：“由于普通语文词典不得不从专科词汇中收录越来越多的词目，许多学者因而开始注意将语文词典中专科词目的释文与专科词典相区别。他们提出‘语文词典中专科词目释义的语文化’这类命题，希望以此突出语文词典的特点，划清与专科词典的界限，保持语文词典的纯洁。这个命题当然是合理的。进入语文词典的专科词语，当然应具备语文词典的特点。问题在于这命题的提出，如果普通语文词典与专科词典的释义存在着质的区别这一认识为前提，那么，这种努力可能最终达不到目的。”“承认专科释义本质上的相同，更多地注意专科词在普通领域的引申、比喻、借用等等用法，这也许应该是语文词典对于专科词目应该更加注意的方面。”[39]也就是说，李尔钢认为专科词典与语文词典在释义上没有清楚的界限，更无质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语文词典中可以关注专科词在普通领域的引申义位。那么专科义位是不是在非“质”的区别的背后暗含有量上的区别呢？如果承认有量上的区别，那么“语文词典中专科词释义的语文化”应该没有什么错误。重要的是怎样去理解“语文化”的程度。几年后，李针对某些学者提出的从内容和表达方法上区分专科词语在专科词典和语文词典中释义的不同的情况，非常明确指出了“语文词典中专科词语的语文化”这一命题是错误的。他认为释文中字数的多少，不是只表现在语文词典和专科词典对专科义位释义的差别上，专科词典本身从规模上看也分为大、中、小型，根据面对的读者不同，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要有所区别。而释义的方式在不同类型的词典中都可以使用。以此来区分专科词语在两种词典中的释义，似乎更缺乏说服力。文章批评语文词典不该对专科词语“偏要避免下定义……不应当去努力避免下定义，特别是不应该仅仅为追求与专科词典‘有所区别’而去勉强避免下定义”。对于这样的批评，有学者指出：“其潜台词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故意人为’。我以为‘故意’非真，‘人为’不假，这‘人’就是广大的一般读者，他们需要语文词典帮他们搞懂日常碰到的专科词语的大概意思，并不想也没有必要全面、深刻地了解其概念；真想了解的话，他们就会去查专科词典。”[40]从上面激烈的辩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李的观点独具特色，但是一种与主流的看法相左的声音。我们并不是想说“真理永远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而是说专科义位在语文词典中和百科词典中的释义或许没有质的区别，但它至少是有量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各自的特点，从而或许也引出了“语文词典中专科词目释义的语文化”的命题。

（三）语文词典中百科义位的释义的探讨

在现代化环境中的语言词语统一体，主要是由两个密切相关的词语系统构建的：日常的普通词语，专门的学科词语。兹维金采夫[41]认为除了这两类词语，还有一类词语是“双重性能的词”，同时包括术语义和普通词义。一般来说，共时的普通语文词典是对语言词语系统的反映，语文词典中的词目也可以分为以上三个部分。学者们对于语文词典中所有义位的释义关注也就必然涉及其中百科义位的释义。在研究语言的各门学科中，对词典编纂关系最密切、影响最大的，当首推语义学。兹古斯塔也指出：“词义是词典编纂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42]看来，到底什么是“词义”则是这个课题的关键，词典编撰者心目中词义的意义不同，百科义位在语文词典中呈现出的释义倾向也随之有别。

1.百科释义观

1923年Ogden 和 Richards 出版了有关语义学的一部最有名的著作《意义之意义》，将意义的基本概念的阐释寄托于科学研究。他们声称：在过去几年中，生物学的进展以及对记忆和遗传所做的心理学研究已使人们对一般符号的“意义”不再有疑问。我们要在这里证明，思维和语言也会得到同样的对待。

十年之后，布龙菲尔德出版的论述语言的最有影响的著作《语言论》[43]一书，同样地把语义学和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对语言符号所指的各种事物所下的科学定义是意义的最佳答案：只有当某个言语形式的意义在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范围之内，我们才能准确地确定它的意义。比如，我们可以根据化学和矿物学来给矿物的名称下定义，正如我们说“盐”这个字的一般意义是“氯化钠（NaCl）”，我们也可以用植物学或者动物学的术语给植物或者动物的名称下定义。因此，他曾悲观地断言：“所以在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人类的知识远远超过目前的状况为止。”

利奇[44]认为布龙菲尔德这种完全依赖于科学知识来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缺陷：

第一，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同一种现象通常都有几种互不相容的科学的描述，我们应选其中哪一种做定义呢？

第二，科学的发展不是像往水桶中注水那样的一个累加过程，而是通过不断的修正和澄清，从而达到更透彻、更深刻的认识过程。由于科学的陈述本质上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很难预测会有这么一天，人们都确信无疑不会再有重大的修改，因而可以安全地给“爱”和“恨”这类词下定义了。

第三，像“盐=氯化钠”这种根据科学公式所下的定义，是简单地把一套符号换成另一套符号，这样做反而把语言解释的任务推迟了一步。如果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一样具有意义，那么我们就面临着给“氯化钠”的意义下定义这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更精确的或更能说明问题的科学公式来取代“氯化钠”，那么还会产生同样问题，这样类推下去以至无穷。换言之，布龙菲尔德用以探求意义的方法导致了一条无止境地逆行的途径——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逻辑上它都是一条死胡同。

总而言之，Ogden和Richards以及布龙菲尔德研究意义的方法之所以出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一味试图通过其他科学学科来解释语义。

利奇[45]还指出：实用词典中对词的意义的描写也不仅仅是解释纯粹的词项的意义，而是常常存在着有关词项所指对象的百科性的信息。如：

Wolf：erect-eared straight-tailed harsh-furred tawny grey wild gregarious carnivorous quadruped allied to dog preying on sheep etc.or combining in packs to hunt larger animals.（《牛津》）（狼：食肉四足野兽，两耳耸立，尾直，身披灰褐色粗皮毛；爱群居；与狗同源；捕食羊等，或成群猎食较大的动物。）

这个定义说明了一种不恰当的倾向，即用科学的或专门的定义来代替一个词的日常意义，这样就迎合了一种流行的想法，那就是对一个词作的科学解释就是该词的“真正意义”。而且“gregarious，carnivorous”这两个词对于一般使用英语的人来说要比被释义词更为生疏。

虽然20世纪30年代以后到70年代曾盛行的结构语义学的一个共同目标是删除有关词项的语义描述中的冗余信息或使冗余最小化，但是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义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又一次为尚未泯灭的百科释义增加了理论上的支持。Wierzbicka明确宣称：“对义位进行解释就意味着对义位所编码的概念不加删减地完全展现，不能仅仅选择性地给出那些足以使其与其他义位相区分的概念。”[46]

认知语义学既强调客观世界对人类意义形成的基础作用，又主张心智加体验，认为语义是基于人的感知体验对客观世界概念化的结果，与心智结构密切相关，涉及人的主观因素，所以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客观世界或符合严格精密的科学认识，也不可能仅在语言内部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关系中求得解释，而只能在其他认知结构中才能被完全理解。也就是说，语义应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结构、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等方面多角度地加以百科性描写。Wierzbicka[47]指出：“在自然语言中，意义存在于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之中。”“对世界的解释”就得依赖人类的知识系统。因此语义就与人们的主观认识、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等百科知识密切相关。“人们基于自己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事物的印象，是有关该事物的百科性的指示，它们就形成了该事物的意义。”[48]当然这种意义还是以概念的形式寄存于人的认知之中，当它借助于语言符号外化为感性存在的语言符号的时候，“语义”便诞生了。Taylor指出，语言形式的意义根植于发话者的知识系统化之中，并认为纯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是难以区分的。[49]Haiman也认为，词典与百科全书之间不仅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出区分的，而且这种区分根本就是一种误解。[50]如此一来，就对传统语义学中进行分析式真理（可用来描写词义，是词典中的内容）和综合式真理（百科全书中的内容）的区分提出了质疑。认知语言学认为：百科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总认识，对于我们准确、全面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王寅也说：“我们必须注意，这不等于说人们对一个词义的理解等于对一个词所掌握的所有知识，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对一个词义的理解只能与百科知识中的一部分有关。”[51]只不过这一部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怎样截取这一部分百科知识是认知语义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Haiman（1980、1982）和Langacker（1987、1990）都认为在‘意义’和‘知识’或‘语文词典’和‘百科全书’之间划一条界限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词典释义仅仅是为了某些实用的考虑而从百科全书中的词条知识（知识是开放性的）中挑选某些有用的部分。”[52]

认知语义学中的一个分支——框架语义理论（frame semantics），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提过的，框架语义学是由Fillmore提出的一种理解和描写词项意义的方法，他主张：词义是用框架来描写的，框架是背景知识、认知结构或实践的结构背景。这对传统语义学的只关注词义而忽略框架背景知识的做法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例如，“直径”《现汉》对它的解释为：“连接圆周上两点并且通过圆心的直线段叫圆的直径。”直径是一条直线段，但不是一条普通的直线段，它连接圆周上两点并且通过圆心。也就是说，对直径的定义依赖于圆的结构的理解。换句话说，直径与圆这两个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应该在概念结构（语义结构）中得以体现。Fillmore把直径与圆的这种关系称为概念显像与框架（profile/frame）的关系。词语所表示的概念[53]包括概念显像和框架这两个部分，凸现了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其相关的背景知识或认知结构。因此，只有概念显像是不足以定义一个语词的概念的，它必须和框架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是一个概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如，对“狗”意义的理解不能独立于关于狗的相关知识——狗的外观、习性、行为、种类，狗作为物种在动物王国的地位，以及狗与人类的关系等，它们分别作为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了“狗”的认知框架。应该说，Fillmore的框架是一个与人们的经验相联系的涵盖面很广的概念，是“百科性”的。如“老鼠”一词，通常给出的定义是：“哺乳动物的一种，种类很多，体小尾长，门齿发达，繁殖力很强。”这些属性多是依据逻辑原则对该词指称事物的客观描述。而框架语义认为，在实际生活经历中，人们体验到的有关老鼠认知框架中的属性远不止这些，还包括诸如“会打洞，是害虫，会传染疾病，胆小机敏，怕猫，爱偷吃东西”，等等。理解“玫瑰”不但需要“花”而且需要“爱情”“生日”“求爱”等背景。理解Resturant，需要Customer、Waiter、Ordering、Eating、Bill，所以，在认知框架内，意义就其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体现出百科性特点，当然它不等同于百科全书（encylopacdia），但是至少是百科全书式的（encyclopaedic）。

可见，与结构主义试图只在语言系统内部求得意义的解释不同，框架语义则是内外兼具。框架语义学的支持者认为：结构语义学理论家经常声称的“语义词典”的目标是让关于语言中的每一个词的描述刚好足够用，即刚好可以把一个词跟其他词的语义对比刻画出来。这个目标实际上预设了分析家的能力可以达到观察该语言中的全部词语，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目标跟框架语义学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框架语义学的目标定在发现词语在一定语境中的范畴化功能。这种知识原则上是可以独立于语言中的其他词语的知识获得的。

对于许多结构主义还试图在“语文词典”和“百科全书”之间划一条清楚界限的做法，尤其是某些结构主义学者认为纯语义信息跟关于词语的所指物的百科信息之间有一条明确界限的观点。……框架语义学的支持者认为：关于词语的知识和关于事物的知识之间存在差别，但不是从语义学的视角去描述的。如“木匠”，结构语义学可能希望区分出两类特征来：（1）作为属于“木匠”这个词具有的某些语义特征，（2）作为满足“木匠”这个范畴的标准的个体的人具有的特征。框架语义学则认为：人类社会包括这样一种人，他们使用一些特别的工具，用木头做东西等，这些人被称为“木匠”。这些都是理解与解释“木匠”概念的框架中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真的关于木匠的“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可能还包括工资、工会隶属关系、职业病，等等。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认知语义学尤其框架语义理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不再只诉求于客观世界或者语言系统本身，它把人的主观体验放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认为任何的意义都与人的经验、信念或实践的结构背景紧密相关，离开框架这个概念的先决条件，我们无从理解意义。因此，认知语义学无形之中给予了词典百科释义语言学上的理论支持，传统的词典释义方式不断遭到质疑。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及过的认知词典学代表者——Wierzbicka更是认为：语义学家在语义分析过程中不必受传统词典释义的影响，对其语义分析的长度进行控制。她用了820多个单词对“cup”进行百科性释义。我们认为：虽然认知语义学在研究意义时需要激活存储的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但“语言绝不可能把该实体或客体在头脑中所唤起的全部思想引进到词中来”，所以，“语言被迫进行选择”[54]。对于语言中的意义来说，这种百科知识常被认为是认知主体集体享有的背景信息，语言系统中它对于区分义位的意义是冗余的。在语言描写中如果穷尽性地复现人脑中内化了的关于世界的全部信息，势必造成灾难性的冗余现象。根据网页的最新显示，framenet语词数据库已经为1万多个词语单位下了定义，构建了825个语义框架，135000多个已经标注的句子，并且免费供所有语言研究者使用。但是我们也发现，认知语言学的百科释义理论主张至今仍无一部相应的纸质实用词典诞生，这或许也是它仍有某种缺陷使然。

不过，集词典编纂的实践和词典学理论探讨于一身的Landau还是认为：“就普通词典而言，‘具体性/specificity’不像‘广度/breadth of coverage’那样重要。但释义的实用性要求释文在满足一定的意义覆盖范围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反映其具体属性。”[55]遵照这种理念，他认为很多词典通常把“pole-vault/撑竿跳”描述为“运动员借助撑竿跃过一横杆的体育项目”。这样释义虽然正确，但是没有提供足够、供读者粗略了解运动员如何使用撑竿以跳过高处横竿的信息。基于此种认识，他在《剑桥美国英语词典》的编写过程中，为“pole-vault”编写的释义为：“a sports competition in which you hold a long，stiff pole near one end force it to bend so that when it straightens，it pushes you up over a high bar./（一种体育竞技项目。运动员握着一根长而结实的撑竿的一端，用力使之弯曲，凭借竿子重新伸直时的反弹力，使身体腾起，越过高处的横竿）。”

这种百科性释义的倾向在俄国的词典学领域也有一席之地。“在俄国的词典编纂学中，用于词语定义的语义信息通常要求与科学资料一致。”这些原则是由《俄国科学院词典》奠基的，而由后来的词典所发展、深化。“词语定义的语义特征和那些在相应的百科式定义中指出的本质特征，两者在性质上更多的是相同之处，而不是相异之处。……词与术语的基本内容（其所指物为这一或那一学科的对象）构成语义定义和百科全书式定义所共同的最本质的特征。”[56]有学者[57]甚至把词典释义的充足性与百科性释义相挂钩，认为：之所以产生类似“铂——化学元素，一种白色的稀有金属”的显然不充足的定义，其原因无疑是受了那种不是把词的科学理解和使用，而是把词的实际理解和使用摆在首位的理论的影响。

张家骅等对俄罗斯当代语义学派的众多语义观深入分析后认为，“语言概念和科学概念没有截然的界限。科学概念往往都是以语言概念为基础逐渐形成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普及，语言概念在不断向科学概念靠近。Л.Щерба 在20世纪30年代用прямая（直线）的词义说明语言概念与科学概念有所区别的例子拿到当今社会恐怕不得不做另外一个解释。由于几十年普及中等义务教育和扩大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绝大多数人大概都会很自然地将‘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看作прямая的通常语言意义。……词义中被看作指物意义成分的具体感性特征和概念意义成分的抽象特征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它们事实彼此渗透，构成同一词语单位语义的浑然整体。从同类事物概括出来的共同属性，既有人的感官直接感受得到的成分，也有经过对比、分析、推理得出的非直观成分。科学概念不可避免地包含事物的外部特征；语言概念也常常无法排斥事物的抽象特征。这两方面的例子在术语词典和语言词典里几乎俯拾皆是。人为地将二者分割为指物意义和概念意义必然顾此失彼。事实上，它们是组成同一概念意义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语词的概念意义不局限于区别特征。语义区别特征整齐对立的概念语词多集中在种属关系的顶端各层级，如：植物/动物、人/兽、草本/木本、乔木/灌木等。愈是靠近种属关系底层的语词，不与其他同层次系统成员构成整齐对立关系的独特属性愈多。处在分类终端的具体事物名称的语义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不构成对立关系的非区别特征。”[58]从上面的大段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家骅等所持有的观点：词义即是概念意义，人为地将意义分为指物的（语言的）和概念的（科学的）两部分是不正确的做法。从动态角度说，科学概念是语言概念的深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概念可以替代语言概念作为通用的语言意义。而且概念意义不局限于区别特征，即不只是包含识别所指事物必须的、最低限度的一组特征的理论。这无疑是当代语文词典中百科性释义倾向之所以存在的有力的理论支持。

2.语文释义观

与百科释义相对的一种观点是坚持语文释义的倾向。语文词典中词目的释义必须是词义的语义特征，而不是百科知识。也就是说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必须依靠语言系统本身，而不能诉诸其他外在的因素。结构语义学派的学者们常常都是此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若干语言成分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所组成的结构体系。这个原理对语义的描写就表现为语义的关系论，认为词义可以依靠语言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得到实现，由其潜在的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和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中的值共同决定。因此，语义空间是封闭的，与语言所表达的外界毫无关系。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语义场理论和成分分析法被引入对词典的研究中后，一个词目释文中每一个义征的存在都是以其与同一义场其他词目的语义特征的区别而被选择、凸显。应该说，结构主义的语义观是专科词在语文词典中释义需要语文化的理论基础。

针对Ogden等将词的意义诉诸科学术语的做法，利奇认为“离开语言去探索语言现象的解释，就像从没有门窗的房子中寻找出口一样徒劳，因为‘解释’一词本身就意味着用语言来陈述。我们的补救办法便只能是在房间里面进行探索。也就是说从语言内部去研究各种关系，如释义或同义”[59]。可见，在利奇看来，凡是试图通过其他而不用语言科学的术语来确定意义的主张是错误的，研究意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它把看作语言本身的一种现象，而不是语言之外的真实世界知识。对于词典中的释义而言，利奇认为在一本目的在于表述语义现实的词典中，可以把wolf的定义说成是“an animal of the species‘wolf’”（属于“狼”种的动物）而不是《牛津》“wolf”的百科性释义。他支持钱伯斯词典的编者给horse下的定义“the well-known quadruped”（众所周知的四足动物）。

与上面对“horse”定义相对比，下面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反对百科释义的范例。

“哪个男孩子能给马下定义？毕周，说你的？”“四足动物，草食类。40颗牙齿，就是24颗臼齿，4颗犬齿，12颗门牙。到春天就换毛。在沼泽的地方就会换蹄子。蹄子很硬，但是仍需要钉上铁掌。从它牙齿上，可以看出它的年纪。”……“好了，第20号女学生”，格雷硬先生说：“你知道什么是马了吧？”显然，回答仍然是“不知道”。

把上述形式特征相加，并不会重新加出一匹马来。它们只能构成“一个中性资料的庞然大物”。这些形式描述想要推理人对马的真实的、整体的感觉而用理性材料“复制”出一匹马来，甚至认为只有这种理性的分割与复合才是马的本质所在，这是科学方法论的极大异化，其结果是距离马的本质越来越远。

也就是说，对于词的释义只用理性的、科学知识的艰涩描述是无法达到交流的目的的。“释义贵在有助于理解，如果一种‘完美的释义’完美得让人看不懂，这实际上不是释义——释犹未释。”[60]

谢尔巴曾明确地指出：“包括在标准语中的某些‘专门术语’，如活塞、直线在普通语词词典中，不必给予像在‘普通百科词典或各种技术词典中’那样的‘详细解释’，只要说是‘蒸汽机上的一个零件’或‘指一根不左右（或上下）弯曲的线’就可以了。”他强调说：“总之，必须记住，没有任何理由给语言强加一些不是它所固有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并非言语交际过程中必需的因素。”[61]对于谢尔巴提出的语文词典中专业词的释义原则，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总体上准确、全面地把握谢尔巴的意思。谢尔巴对“活塞阀”的定义是为了凸显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定义差别而举出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实际上，在谢尔巴自己的词典编纂实践中，在他对类似词（撞针）作解释时，甚至还附上了从百科全书摘出来的一段不简短的引文。也就是说，谢尔巴的释义原则提前在自己的实践中被撼动了。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肯定谢尔巴基本观点的同时，已经开始有人对他的具体释义主张提出疑义。1962年，有人就曾表示，对用“一种灌木”或“机器的零件”方式来为语文词典中的专业术语释义是难以苟同的，因为“定义的基础部分没有包括将此植物与彼植物、此零件与彼零件区别开来的特征”[62]。

兹古斯塔[63]认为：词典定义则仅仅列出被定义的词语单位的最重要的语义特征，即那些足以将它和别的词语单位区别开来的那些特征。也就是说词典定义不一定要像逻辑那么严密、严格，一定要把其他与之“相邻”的事物排除掉，而只要指出定义对象的最重要的语义特征，以使它区别于别的词语单位就可以了。“说明语义特征的依据是说这种语言的普通的人能感觉到的东西，而不是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感知的东西。”甚至认为，可以用“直观定义”的方式给词作解释。因为，“有时候，下迄今所述的那类定义太困难或太累赘，就不用那种定义，主要不用区分语义特征的定义，而代之以直观定义，即举出一个或几个取自语言外部世界的例子”。如“white”“新雪和普通盐的颜色”。由此，他评价：英语water一词作为普通用语定义为“the liquid as in rivers，lakes，sea and oceans（江、湖、海、洋中的液体）”比定义为“the liquid when pure consists of an oxide of hydrogen（H2O构成的液体）”要好得多。从我们上面对兹古斯塔的断断续续的引述中，不难发现：他从理论的角度为词典的语文性释义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指导意见。

对于语文词典中的某些百科性成分，兹古斯塔[64]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他认为：“如果说只有在科学领域中，才使用准确的术语和概念，那就错了。……不仅是立法者必须要规定出‘抢劫’的定义和‘强盗’的定义，体育协会要规定出‘跑’和‘走’的定义，而且在现代文明复杂的世界中，几乎所有使用语言的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种追求越来越精确的倾向。的确，人们可以说，在那些有悠久的语文学、哲学和一般文化作品的语言中，有一大部分所指内容是如此。我们还可以说在前头，帮助并且使（即便是间接地）这种概念和术语明确起来，是词典编纂这一项最重要的任务。”[65]一言以蔽之：实用性的任务要求当代语文词典释义对科学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一部分词目的释义几近于概念释义（百科释义）。但是，他强调“如果是一部单语词典，是为更广泛的读者编制的，则通常有某些百科性成分，但最好不要太多”[66]。

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在理论上多数也都对百科词的语文词典释义持语文性的倾向，即都没有忘记阐述概念与词义两者的区别，例如：岑麒祥、石安石、刘叔新、李行健、郑述谱、刘庆隆、王知伊等。其中郑述谱多次撰文呼吁语文词典的释义是对词义的反映，而非对概念——无论是逻辑概念还是认知概念的语言呈现。词义只是与事物某些特征有关，只要这些特征在交际过程中足以传达概念或者思维过程足以够用，就可以了，而不是事物的根本特征和非根本特征的全部反映。如果非要与概念相联系的话，那也只是相当于概念中的形式部分，即“最低限度的最普遍同时又是区别与辨识事情必须的最有代表性的区别性特征”。“只有术语词才能体现出词义与概念的一致。”[67]但理论的论述好像迟迟没有引起词典编纂者们的注意，在国内当代语文词典的编纂实践中，把相当一部分的词进行了倾向性非常明显的百科性的释义。刘庆隆先生[68]认为，对于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共收的部分百科词语释义，我们20世纪以前的字词典，大家都不感觉语词和百科词语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注释都比较简单，在叙述方式上也没有显著的差异。20世纪以来的字、词典，有些有了明显的不同，注释繁简有很大的差别，叙述方式也不一样了。这就使人感到现在只有综合性词典[69]，没有语文词典了。刘先生的意思很明确：20世纪初至80年代以前的汉语语文字词典中，对于百科词语的释义都是采取了“百科性解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叙述方式上都与“语词性解释”有很大区别。那么从80年代至今的语文词典状况如何呢，是否还是只有综合性词典，而无语文性词典存在了呢？

3.对于义位的百科性释义和语文性释义差异的小结：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百科义位在语文词典中的百科性释义和语文性释义划分的界限应是基于以下几点：（1）从语义特征提取的内容看，语文释义提取的语义特征多是靠前科学语感，靠常识能够认知的一般的属性或对一般人来说最显著的可感特征，百科释义提取的语义特征多是经过科学研究才能发现的事物的本质或特有的属性。（2）从量上来说，语文性释义选取的语义特征是整体特征和区别特征，而百科性释义往往不但选择整体性语义特征和区别特征，还经常采用部分的冗余特征。整体特征是义位与所在语义系统中其他义位共同具有的特征，也是它们组成系统或具有可比性的基础，有人称为“超义素”，也有人称为“整体特征”。在释义中，呈现为类义征（义核）。区别特征是义位与语义系统中其他义位相比较而言，最普遍的最低限度的又是它所指称的事物必须的特征，它在语文词典中呈现为个性义征（别义因子）。冗余特征是个性特征中的非区别性特征，冗余特征的出现往往是因为对义位所指称的事物“过分”描写而出现的结果，区别特征性和冗余特征之间往往没有严格的界限，冗余特征过多则会导致词典的释义从语文向百科性过渡。“通常的语文词典释义中，d的部分只要说明‘种差’即可，无需大加扩充。对于小型语文词典来说，更不必超出区别性注释的范围。如果d的成分扩展到并不紧扣s，那就成了百科性的释义，即纯粹是对‘所指之物’的解说。”[70]也就是说，语文性释义是从语义系统的角度进行量的选择，而百科性释义则从语言符号所指称的实体世界角度出发进行描写。（3）从语言的应用视角看，词义是在语用环境中形成的，并在语用环境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词义的语义特征应当是言语交际中必需的因素，而不是科学的概念。当代的语义学，强调要在词语的使用环境中观察词义成分的差别，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内省的直觉判断。相应地，语文词典释义的语义特征是言语交际中必需因素的抽象与概括，应该是广大群众共同理解、一致使用的意义，而不是专门语域使用的术语意义，即科学义位。例如：

【国家】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灭亡而自行消亡。（《现汉》括号中的是5版前的内容，第5版把它成了“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

正如李行健[71]早就指出的一样：“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和“大家都应努力为国家四化做贡献”中的“国家”都不是指“阶级统治的工具”，并认为：我们的释义工作只能从活的语言中概括总结词的含义，然后再回到语言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释义也才会准确全面。而词典对于“国家”的释义正好违背了这个原则。《现汉》的释义几乎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给出的政治术语概念意义的缩略进行了照搬，尽管给人观点正确、立场鲜明的印象，但这种意义并不是一般人都理解和使用的“国家”的词义，不符合语文词典的释义要求。至此，他建议把“国家”的释义改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由固定的土地和人民组成，有一个进行管理的组织的共同实体。

同样地，郑述谱[72]也曾从词典的释义以及义项应是对大量客观言语事实的科学概括与归纳，它应涵盖词在言语中各种不同意义上的不同用法的角度出发，认为“概念”在词典中唯一的一项解释是不能满足用法和词义“对号入座”的规则。

【概念】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点抽出来，加以概括，成为概念。比如从白雪、白马、白纸等事物里抽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就得出“白”的概念。（《现汉》第5版）

这里的释义根本无法与日程生活中人们常常说起的“一点概念也没有”中的意义两相吻合。也就是说，词典的定义只注意了“概念”的术语义或概念，而忽略了它的日常义也就是没有全面反映“概念”的词义。

4.我们的看法

以上是各家对于百科义位在语文词典释义倾向的看法与论断，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无论坚持极端的百科式释义和坚持纯粹的语文式释义都是错误的。语文词典中的百科义位的释义应该语文性的基础上，允许部分百科性成分存在。正如张志毅、张庆云[73]所说：即便是语文性的词典，对这类（百科词语中的术语和专门词语）义位的解释也得反映学科义值。从人工智能、机器翻译和科技交际的经验看，用学科知识解释义位是必要的。

拿我们上面引用过的一个例子来说：利奇[74]认为《牛津》对wolf此释义存在两种问题，一是具有过多的百科性倾向，二是释义语言中的词语比被释义词更为生僻。但后来利奇也极为客观地分析了此一问题之所以会必然存在的两个原因：在词典编纂过程中这种难题在两种实际情况下才会发生。“第一种情况是要求词典包罗万象，甚至对连一个年龄为刚刚会使用词典的人都懂得的简单的词也要下定义。自从18世纪以来，词典编纂者把达到这种要求作为自己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词典里有wolf的定义‘仅仅是为了有案可查’，因为一个人，不论为了什么原因要在词典里查阅wolf，几乎不可能是为了寻找它的意义。第二种实际情况更为重要，因为这种情况是由于‘实用’词典和‘理论’词典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基本差别而产生的，那就是实用词典的定义必须由词构成。有人认为词的定义，作为说本族语的人的语言智能结构的一部分，只能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语言来精确地表达。所以，要十分令人满意地在纸上表示一个词项的意义就必须使用这种语言的符号。但是实用词典的编纂者不能使用这种解释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就不能对词典的普通使用者传递任何信息。与此相反，它必须采取迂回的说法，即采用某种类型的释义。下定义的时候，他不是提出首词（紧靠页边的用黑体字母印刷的词）的‘意义’，而是提供与首词有相同的意义的另一个词语。如果定义真正有用，定义中所用的词必须比首词使用的更广泛，为更多的人所知晓。”然而，正如Johnson博士早在1755年在他编纂的词典的前言里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词并非总是能找到的。此外，也不能保证该语言的表达规则能为该语言中的一个词提供释义。以下是Johnson的原话：

许多词不能用同义词来解释，因为这些词表示的概念只有一个名称；这些词也不能用释义的方法来解释，因为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不可能描述的。

“在这种情况下，词典编纂者即使主观上不想这样做，但仍常常把词典的功能与百科全书的功能或科学手册的功能混为一谈，这是不足为奇的。”通俗地讲，即是简单的以至于无需释义的百科词目，只是为了实用词典的释义需要而无奈地使用自然语言符号为其下定义，其最终的结果是不得不对其进行百科性的解释。

允许百科性成分存在即意味着以区别性语义特征为量的标准，而不是允许冗余性特征的大量存在，过多的冗余特征的呈现，将会把释义的方向再次推入百科性的一方。

对于只有学科义位的词，语文性辞书对于它的释义和百科性辞书对于它们的释义只有量上的区别，而无质上的差异。例如：

【光年】天文学上的一种距离单位，即以光在1年内在真空中走过的路程为1光年。光速每秒约30万公里，1光年约等于94，605亿公里。（《现汉》）

计量天体距离的一种单位。光在 1年中所走的距离，约等于94605亿公里。例如……（《辞海》）

有些词既有普通义位，也有学科义位，语义学上认为这是一个义位的二值变体，在语文词典中，不必为此设立两个义项，理论上应该选择普通义位作为唯一义项。少数情况，语文词典兼采两种义位的语义特征融为一个义项。对于此种义位的释义，应该淡化对符号所指实体或客体的描述，强化符号在语义世界中环境义素总值的认识和语义特征的提取。例如：

【水】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化学式H2 O。无色、无味、无臭的液体，在标准大气压（101325帕）下，冰点0℃，沸点100℃，4℃时密度最大，为1克/毫升。（《现汉》第5版）

形成大海、湖泊、河流和雨水的液体，是活的生物体内流体基础。[化学式：H2O]（《牛津》第10版）

【红】像鲜血的颜色。（《现汉》第5版）

居于光谱最后的一种紧邻橙色，与紫罗兰色相对，像血和红宝石的颜色。（《牛津》第10版）

义位“水”“红”都是兼有科学义值和普通义值的“双重性能的词”，对于“水”《现汉》选择的几乎尽是科学的义值，属于学科义位，而《牛津》采用的主要是普通义值，属于普通义位，通俗易懂。后面括号中附有“水”的化学式，这对中等文化以上用户来讲好像已经不怎么陌生，所以它的存在并不为过。“红”《现汉》选择了普通义位，而《牛津》则采用科学义值和普通义值的融合，不但描述了“红”的直观性的语文定义，而且也给出了光谱上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似乎远离普通词典用户的语言生活。可见，同一性质的不同词典对于同一“双重性能的词”的释义倾向是有区别的。

所有事物的释义都是在特定的准确性与广泛的包容性之间寻求平衡的。百科义位在语文词典中的释义往往都是要求释义的科学性，但这又常常与语文词典整体要求的通俗性原则相抵触。正如兹古斯塔所言：“完全正确地要求科技词语的词典定义应该科学是正确的，应当正确地描述客体，应该反映普遍公认的对有关客体的概念，虽然很深，但应是一般人能懂得的。然而要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往往是困难的。首先，科学的正确性和使普通人易懂常常互相抵触。无怪首先在这个领域内词典定义趋向于变成百科性的定义，或至少含有某些百科性的成分。”[75]对于“科学性”和“通俗性”的关系，学界公认的一点是必须将二者相结合。但是哪一个更为重要，则体现着不同的释义观。有学者认为：在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上，首先力求注释准确无误，其次才是通俗易懂。[76]而有的学者则明确表示：少说行话，应该是语文字词典注释的一条原则。“科学性第一，通俗性第二”这对专科词典来说，或者是可以的，但对语文字词典是大可斟酌的。因为大家都看不懂，那就失掉了语文字词典编写的意义。[77]我们认为对百科条目的解释，语文词典应向通俗、简明以及一定程度的“模糊”靠拢，而百科词典则应向专业化、精确化看齐。故此，将科学性视为首要地位的理念主张指导下的词典的释义将表现出百科性的倾向，相反，将通俗性视为第一的理念演绎出的释义将表现为语文性的倾向。观察《现汉》第2版和第5版及《牛津》第8版对于义位“水”的释义。

【水】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无色、无臭、无味的液体，在标准大气压下，摄氏零度时凝结成冰，摄氏一百度时沸腾，在摄氏四度时密度最大，比重为1。（《现汉》第2版）

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化学式H2O。无色、无味、无臭的液体，在标准大气压（101325帕）下，冰点0℃，沸点100℃，4℃时密度最大，为1克/毫升。（《现汉》第5版）

无色、透明、无臭、无味的液体，氢氧化合物，化学分子是H2O。（《牛津》第8版）

比较《现汉》前后两版的释义，不难看出，第5版与第2版相比较，没有质上的改变，都是选取了7个范畴性语义特征，只是释义语言更加专业，叙述更加精确，如：冰点、沸点、101325帕、1克/毫升的采用。总体来看，《现汉》对于义位“水”的释义是在贯彻“科学第一”的编纂理念，始终选择的也是科学义位或准科学义位。

再看《牛津》前后两版的释义，第8版选取了三个范畴性语义特征，而第10版则无论量上还是质上都有很大改变：选取了两个指称性语义特征，在括号中注释了一个范畴性特征。以指称性特征的为标志的普通义位的选择彰显出词典释义的语文性倾向，也体现了词典背后的“通俗首要”的编纂理念。

总之，“词典释义只是列出被释义词最重要的语义特征，能把它与其他词语单位区别开来即可”[78]。也就是说，相对于逻辑定义和百科定义而言，虽然词典释义是一种不完全的释义，但它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释义。它是一种能够保证交流顺畅的交际手段。

[1]赵元任语，参见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8页。

[3]参见陈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1988年第6期；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参见彭睿《名词和名词的再分类》，见胡明扬编《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5]参见周国光《关系集合名词及其判断句》，《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2期。

[6]参见储泽祥《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