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

就文本形式而言，马克思不曾将自身的学说体系化，但从实质内容上看，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极其严密的内在结构。文本研究作为探析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基本途径与方法，是精准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前提，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文本的“迷宫”，满足于文本表层的耕犁，仅仅纠缠于细枝末节的语词考证和特定情境下的论断，更需要的是高屋建瓴的洞察能力和驾驭能力，从而透过对经典文本的严密论证去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马克思学说的核心精髓。马克思一生留下的文本纷繁复杂，论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思想探索之路也曲折多变，但是，“人类解放”却始终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在其学说中占据提纲挈领的地位，甚至可以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人类解放理论”。研究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应该深入、全面地剖析这一理论的叙事结构，即支撑起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与论证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元素。

从马克思思想本身及人类解放的理论性质上看，人类解放理论不是一门具有独立意义的纯粹的学问，而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其是在19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历史趋势下，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等根本性时代课题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这一理论蕴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解放、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等多向度的解放形式，是实践这一理论的根本途径，共产主义则是这一理论的根本目的。这三者构成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而以这三者为核心的相关命题则构成了该理论的结构元素，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具有严密性、完整性与一贯性。

（一）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现实的澄明与革命性改造

列宁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这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之一的关键之处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不只是一种历史哲学，而是一种揭示出人的历史实践性存在的唯物主义哲学，一种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强调的是“历史”应作为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和解释原则，而不是研究领域或解释的对象。马克思将“历史”作为最高的范畴植入西方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中，摒弃了将人类社会归结为精神因素主导其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念。人类社会不再被理解为某种抽象实体，而是被把握为由历史实践规定的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时空中的一切感性存在物绝不是始终如一的抽象实体的显现，而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自然也是历史性的，是“人化的自然”“历史的自然”，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历史是以“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来规定的，世界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具有与理论相对的现实原初性，所以，历史成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原点或自明性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一理论的根本方法论，是对现实世界的澄明显示。

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世界的澄明，不仅解释了世界的存在内容、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而且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彰显了认识世界发展的向导性以及如何改变世界的实践革命性。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是一种探索历史发展真理的方法。摒弃主观的道德诉求和价值理念，通过对作为对象化实践结构的“生产方式”范畴的阐述，彻底地把握复杂的社会现实，客观地描述人类的历史运动，是在人类解放理论体系的视野下展开对各种历史事变和历史现象的科学叙事的基本路径，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4]从而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5]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6]是无产阶级积极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在整体的历史中获得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7]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最彻底的理论，也只有它才能够说服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确立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阐明了历史进程中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力量与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客体性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卢卡奇所言：“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8]

然而，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二重属性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备受误解：或过分地强调主体自身的理性力量，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或被理解成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作为支撑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根本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社会现实的澄明和革命性改造中所凸显出来的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二重性质，是其内在逻辑和张力的充分表现。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将科学的真理性与哲学的价值性统一起来，既从描述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角度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又从论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角度达到对整体社会发展的科学阐明。一方面，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真理性”批驳了忽视历史发展的科学客观性、只强调社会现实的伦理特性的历史唯心主义，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特性；另一方面，马克思运用“哲学的价值性”拒斥将历史的发展完全描述为经济运行规律或宿命论的机械唯物主义，保留了价值性是对认识与改造社会现实的规约性这一伦理原则。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认识工具，它还强调无产阶级对社会现实的革命改造负有价值理性责任。“科学的真理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的实然描述，而“哲学的价值性”是其对世界的应然论断。所以，无产阶级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澄明来审慎地预测可能的结果、谋划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必须能够彻底地贯彻其追求人类解放的意志。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关于社会现实的知识或思想体系，同时在对人类解放进程的叙事中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绝对价值性，从而使对世界的实然描述与应然论断在整体的历史运动中达致统一，论证了人类解放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显现了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科学理性与人文品质。

（二）多向度的解放：人类解放的路径阐述与历史转换

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方法论根基，使马克思能够据此解剖和分析社会历史的内在结构及发展进程，并在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中寻找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在马克思看来，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类解放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历史活动，它需要经历不同层次与阶段的历史发展，因此人类解放将具体地内化为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等向度的解放形式。这些解放形式作为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元素，受到马克思的充分重视。在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唯物史观考察中，他既没有脱离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时代要求，也没有囿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叙事框架，而是着眼于从多向度的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路径阐述，辩证地审视多向度的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历史转换，从而把推进社会现实向前发展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合理地纳入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中，并通过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具体实践路径来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最终达到人类解放。

对马克思来说，着眼于从多向度的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路径阐述，必须对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内涵与局限作出严谨客观的阐明。

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基础上，就系统地阐述了政治解放的本质与局限。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即市民社会革命的结果，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9]旧的市民社会是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它的生活要素以各种形式上升为国家的生活要素，并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关系。但是政治革命消灭了旧的市民社会这一政治性质，政治解放促使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重新确立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肯定了这一解放形式的历史意义：“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10]同时，马克思也尖锐地指出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尽管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但却无法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政治国家的建立仍然需要重新承认、恢复和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政治国家“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11]对政治解放路径局限性的揭示必将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这就客观要求实现社会解放。

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和人在劳动中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生产关系的物化导致整个社会关系的物化。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是异己的、在人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不是人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社会解放就是在实现政治解放的历史前提下消除这一市民社会的异化力量，这取决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私有制的消灭，有赖于“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12]资本主义政权的消亡表征公共权力失去了政治性质，也不再作为异己的社会力量制约人，但这并不代表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因为，即便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3]社会解放还只是客体向度的社会力量的解放形式，真正的人类解放还需要进一步实现主体向度的主体性解放，即立足于劳动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劳动解放。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14]劳动对人而言，不仅仅是客观中性的事实规定，而且是人的自我生成、人的个性以及人的类本质的价值性体现。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全面的和本质的因素，本应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劳动带有异化的、强制性的消极特性。劳动解放要求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消灭剥削和实现劳动联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个人生产力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15]“消灭劳动”就是要消灭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奴役人的异化劳动。对于人类解放来说，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目的，不是手段，是个人的生命和个性特点的直接表现，是对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的证实和实现。就此而言，劳动解放作为人类主体向度的解放及崇高价值性的体现与人类解放高度一致。

总之，在实现政治解放的历史前提下，人类解放的路径呈现出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两个向度，社会解放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即社会力量的角度寻求人类解放的路径，而劳动解放则具有直接的主体人文关怀意味，强调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辩证地审视多向度的解放形式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明确，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中，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经济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发展，都包含了不可取消的、合乎规律的、不可超越的各个历史阶段，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化路径，是人类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历史转换，是一种经由社会现实的变迁凸显出来的人类自然史道路，它们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元素，反映了人类解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并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起，将历史的科学叙事指向共产主义。

（三）共产主义运动：自由个性的物质保障与理论构想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指向，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属性（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与多重维度的解放形式共同支撑的，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贯穿地架构起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指向和根本目的，共产主义是一场总体性的历史转变运动，不仅在生产方式和制度组织等物质形态层面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且在价值理念和心性结构等精神气质层面也将焕发出全新的面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和心灵全方位秩序转变运动的阐发集中凝聚在对“自由个性”的物质保障分析和理论构想之上。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所要实现的“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的表征，是人类最大的历史转变，即从纯粹自发的发展阶段转变到自觉的完善阶段、从物对人的统治阶段转变到人对物的自由支配阶段、从“必然王国”转变到“自由王国”。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否定社会生活所有异化和对抗形式的一个历史过程，根本没有把它同某种绝对的、更加完备的社会发展体制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空想家们的缺点恰恰就反映在这一点上。”^[16]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所指向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僵化的、死板的制度组织，而是不断变化革新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共产主义作为科学性的社会理想，表征一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社会结构安排；共产主义作为伦理性的道德理想，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自由个性”模式。其中，前者是后者的物质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构想。这个转变过程既具有科学真理性，又富含价值理想性；既需要客观的物质生产的飞跃，也需要主观的心性气质的革新。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个性”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只能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并且这种生产力的发达不是地区和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现象，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7]资本主义是处于“必然王国”阶段的社会形态，在其社会关系中，机遇和竞争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大多数人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是异化的关系，从事的劳动是外在目的规定性的劳动，“现实的个人”的自由联合还未能进入人类的实践视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否定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确立，生产力作为人类的社会力量，将不再是个人压迫、剥削和奴役他人的手段，而是成为社会的人的自身力量。“这种无情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18]从而奠定人类社会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可能性。

透过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物质基础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根本的指向是劳动者的解放。“自由个性”物质基础的积累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与人的精神气质等内在结构的历史性生成过程。马克思认为，“必然王国”的社会形态中，个人是原子式的分散个体，个人的劳动是自发的、被迫的，个体之间的自发交往与联系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并与人自身相对立。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极高程度，物质资料充分涌流，“自由时间”就会出现，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从前被异化的个体将得到解放，自主的活动将成为人类生命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人们将在全新的社会形态中转变为完整的和全面发展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9]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过程，不仅是生产方式、制度组织的转化，更是人自身的焕然一新，是人的精神气质等内在结构的革新。在“必然王国”的国度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资源分配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利己主义成为“偶然的个人”即原子式的异化的人无法克服的缺陷。他们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竞争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在“自由王国”的国度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有“自由个性的个人”，他们是社会化的人，是以人为核心价值理念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论构想成为了真正的社会现实，“偶然的个人”向着有“自由个性的个人”转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的生成，更是一种全新的人的历史性生成。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多向度的解放形式和共产主义是构成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核心元素，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叙事。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就无法明确多向度解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会蜕变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如果不承认多向度的解放形式是人类社会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就会坠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产生躁动冒进的平均共产主义运动；无视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实践根本目的的指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多向度的解放形式的探索与践行就会失去科学的目标与方向，“遗失”其崇高的意义和价值。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割裂分离出去，都会使它丧失自身原有的性质，导致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的曲解，也必定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带来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