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然而，倘若没有从国际维度来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分析，就好像上演故事不是发生在威尼斯的《奥赛罗》一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国际现象，不单单是各国变革的总和。他们的战略实质上是国际性的。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最后部分，马克思要求工人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并积极参与国际政治。

国际政策和战略之所以是实质所在，不仅因为国际性的国家体系已经存在，更是因为只有独立的社会政治单位出现，世界资本主义才能继续发展，马克思对“社会”和“民族”几乎可以互换的用法已暗示了这一点。尽管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越来越统一，但它是一个“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世界。此外，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国际关系体系，因为历史、地理、不均衡的力量和发展使得各国的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支配，或者使得各国的发展产生国际性的反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资本主义通过许多孤立的（“民族”）单位才能发展，但这种信念不应该与当时所谓的“民族原则”即今天的“民族主义”信念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发现自己参与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共和—民主左派，因为在1848年革命之前和期间，这一派别无论是在民族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唯一真正的左派。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拒绝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是目的本身，就像他们拒绝民主共和国是目的本身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么仔细地划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主派之间的界限。恩格斯从未放弃年轻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相关的民族偏见，尤其是对斯拉法人的民族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他对德国统一的进步性的信念，或者对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的支持，都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的大多数岁月里，他们认为法国而不是自己的祖国是对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俄国长期以来是他们攻击和蔑视的首要对象。然而，一旦俄国革命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对待俄国的态度。

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会遭到批评，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没有充分地分析这种现象，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或理论上的不一致。他们不支持各个民族本身，更不支持某个或各个民族自身的自决。正如恩格斯以其惯常的现实主义所评论的那样：“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30]作为分析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只有地方和地区的利益服从于更大的单位，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发展，才会最终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社会。他们认识到并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也赞同许多“民族”的形成。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拒绝了联邦主义者的建议：“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31]出于类似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承认并赞同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亚洲和拉美落后地区的征服。相应地，他们同意，许多更小的民族没有这样一种独立存在的理由，而且其中一些实际上可能不再作为民族而存在;然而，他们在这里显然无视当时明显存在的一些相反的进程。正如恩格斯向伯恩施坦所解释的那样，个人的情感是次要的，然而，当它们与政治判断一致的时候，情感就为民族偏见的表达提供了不应有的空间，也为列宁所说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不应有的空间。

另一方面，作为革命政治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那些民族运动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的大小民族，反对那些自身在客观上属于反动的民族。在原则上，他们对国家的政策持有相同的态度。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继承者的首要遗产是如下坚定的原则：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应该被当作目的本身，而应该从世界革命的进程、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在其他大多数方面，他们留下了充满问题的遗产，更不用说许多贬低性的判断了——那些努力在被创始人斥为非历史的、落后的或注定失败的民族中建立运动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通过解释来消除这些判断。除了基本原则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没有经典著作帮助的情况下建构一种“民族问题”理论。必须指出的是，这不仅是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全面地分析民族现象。

历史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革命战略的三个主要阶段：（1）1848年之前（包括1848年）;（2）从1848年到1871年;（3）从1871年到恩格斯逝世。

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舞台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例如法国、英国、德语地区乃至美国。除了偶尔的兴趣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没有关注过那些较小的和政治上不具有决定性的“发达”国家。19世纪40年代，这类地区的革命可能成为合乎情理的预期，事实上也已经发生，但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由于没有英国的参与，这类地区的革命注定要失败。另一方面，除了英国外，任何真正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尚未出现。

在1848年之后，快速的工业化既产生了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也带来了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但是，“发达”地区的社会革命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渺茫。资本主义依然稳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希望，国内政治紧张和国际冲突的某种结合可能创造出革命得以产生的形势，就像1870—1871年法国的实际情况那样。然而，在资本主义再次出现全球性危机的最后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巨大影响的工人阶级大众政党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发展的前景。其次，社会革命的新因素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地区，出现在爱尔兰和俄国。19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本人第一次差不多同时意识到爱尔兰和俄国的情况。虽然爱尔兰在芬尼亚共和主义失败后不再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国变得日益重要：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32]。

革命视角中的这些变化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在原则上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共和主义的民主党人或民族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战争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而他们也不相信经济是战争的唯一原因，至少在他们一生中是如此。他们的著作根本没有提出这一点。简而言之，在前两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战争直接推动他们的事业，并且，对战争的希望在他们的思考中发挥了重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而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们认为大战在短期内是运动前进的障碍。此外，在逝世前的数年里，恩格斯越来越相信他所预测的新的、可能是世界性的大战的可怕性。他预言说，这种战争“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33]。恩格斯期望这种战争最终带来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但是，既然战争不再是实现革命的“必要”手段，因此，他自然希望“我们将能够避免这场屠杀”^[34]。

战争最初之所以是革命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征服俄国——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保守现状的维护者和恢复者——是必要的。俄国自身在这一阶段除了在波兰的西部侧翼外不存在内部颠覆之虞，因此，波兰的革命运动长期以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革命变成欧洲反对俄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这样一场战争瓦解了东欧的各个帝国，反过来扩大了革命的范围，革命才不会失败。1851年，恩格斯写道，1848年把革命扩到了华沙、德布伦岑和布加勒斯特，下一场革命必须扩大到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这种战争必须不可避免地把俄国的一贯支持者英国卷入进来，必须反对俄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将会带来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好处：削弱现状的另一个巨大支柱，即主宰世界市场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英国，或许甚至能使宪章派执政。俄国的失败是进步的关键的国际条件。英国不愿意冒险通过一场大战来打破欧洲的势力均衡，马克思对英国的失望或许使他有些偏执地反对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因为在欧洲革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或许即使在欧洲革命发生的情况下，没有英国的参与，欧洲不可能发生反对俄国的大战。反之，当俄国革命成为可能的时候，这样一种战争不再是发达国家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俄国革命没有发生，这使晚年的恩格斯再一次把俄国看作是最后的反动堡垒。

第二，这种战争是欧洲各国革命联合起来和激进化——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革命战争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先例——的唯一途径。革命的法国会回到雅各宾主义传统，成为这种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联盟的显而易见的领导者，这不仅是因为法国发动了欧洲革命，而且是因为它会拥有最强大的革命军队。这一希望也在1848年消失。尽管法国继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低估第二帝国的稳定性和成就，尽管他们希望马上推翻第二帝国，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法国不再能够在欧洲革命中扮演以前所赋予它的核心角色了。

然而，如果在1848年革命时期战争被视为欧洲革命的逻辑结果和延伸以及成功条件，那么在接下来的25年里，它必须被视为最重要的希望：动摇欧洲各国的现状，由此造成各国内部的紧张。1857年，对于经济危机会实现上述状况的希望破灭了。自此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也没有认真地对任何一场经济危机抱有类似的短期希望，即使在1891年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的思考是正确的：这一时期的战争已经产生了意料之中的结果，尽管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希望的方式产生的，因为这些战争没有在除了法国之外的任何欧洲大国中带来革命。因此，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越来越被迫陷入新的境地：在现存大国——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国家——的国际政策之间进行决断。

当然，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不能影响拿破仑三世、俾斯麦或其他政治家的政策，只要不需要考虑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对待政府的态度，这基本上是一个学术问题。此外，有时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政策是相当清楚的：应该反对俄国，应该在美国内战中支持北方和反对南方，但是，欧洲的各种复杂性为没有结果的思辨和辩论提供了无尽的空间。绝非显而易见的是，在对待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态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拉萨尔更正确，尽管在实践上双方的态度当时都没有多少重要性。当有些社会主义大众政党觉得不得不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冲突中支持某一方的时候，这种争论的政治含义就变得更为重要。恩格斯晚年（乃至马克思晚年）之所以不再认为国际大战可能是革命的工具，原因之一无疑是他发现，国际大战会“使所有国家的沙文主义加剧起来”^[35]，进而会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现在日益壮大的运动。

如果1848年后没有良好的革命前景，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稳定性的主要堡垒，就像俄国是反动的堡垒一样。“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36]长期看来，一旦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走向结束，英国只会动摇起来。当俄国革命削弱了现代欧洲体系的一大支柱的时候，英国世界垄断地位的结束削弱了另一大支柱，尽管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对英国的运动仍然抱有相当低的期望。短期来看，马克思希望通过爱尔兰“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他认为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完全不是一项不切实际的任务，因为它是“这种（工人阶级）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37]。爱尔兰使英国工人沿着民族的路线发生了分裂，使他们在剥削另一个民族时具有明确的共同利益，为英国土地贵族提供了经济基础，而英国社会革命发展的第一步必须是推翻土地贵族。马克思发现，在一个发达帝国的革命进程中，农业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可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发现预示了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一发现与另一个新发现——即农业俄国的革命潜力——有关。

在马克思——或者更确切地说——恩格斯的国际战略的最后阶段，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英国世界垄断地位的衰落、德国和美国持续的工业发展与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形势。此外，自1815年以来，世界大战第一次明显地正在来临，恩格斯以其惊人的预测敏锐性和军事专业知识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评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各个大国的国际政策在他们的思考中发挥了较小的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更为负面的作用。恩格斯首先从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命运的影响思考了世界大战，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政党发展的阻碍，而不可能起到帮助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恩格斯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在恩格斯的最后岁月中，工人运动再一次组织成立了“国际”。因为每一场运动的行动都会加强、推动或阻止其他的运动。此外，人们自然会认为，社会主义的命运将由欧洲决定（在美国缺乏强大运动的情况下），取决于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现在还包括俄国——的运动（在英国缺乏强大运动的情况下）。无论多么欢迎它们，恩格斯没有过多地思考斯堪的纳维亚或低地国家的运动，实际上更没有思考巴尔干地区的运动，并且倾向于把任何殖民地国家的运动看作是大都市发展的无关紧要的附带现象或结果。恩格斯重申了如下坚定的原则：“胜利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或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38]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认真思考殖民地解放问题。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恩格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如此之少。几乎就在恩格斯逝世之后，这些问题就以关于帝国主义的大争论的形式摆在在国际左派面前。1882年，恩格斯对伯恩施坦说：“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39]

在无产阶级发展的这个核心地区，国际运动现在是各个民族性政党的运动，而不同于1848年以前。这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协调这些运动的行动?如何处理各个运动的特殊民族主张和假设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些冲突在战略上可以通过适当的政治原则而延迟到无限期的未来，尽管俄国和奥地利—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比恩格斯更明确意识到其他的冲突不可以延迟。在恩格斯逝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考茨基坦率地承认，不再坚持马克思关于波兰人、东方问题和捷克人的“旧立场”。此外，各国运动力量的不均衡和战略重要性提出了一些很小但却令人烦扰的困难。于是，法国人传统上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40]。但是，法国不再能够承担这一角色，而且分裂、混乱和被小资产阶级激进共和主义或其他分散因素严重渗透的法国运动令人失望。恩格斯有时甚至认为，奥地利的运动可能取代法国的运动成为“先锋”。

另一方面，现在德国运动的大规模发展，不说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联系，显然使德国的运动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尽管恩格斯不相信其他的运动除了大概在马上行动时会服从一个领导的政党，但很清楚的是，只有德国运动的进步才能最好地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这一观点不仅仅限于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仍然出现在第三国际的早期历史阶段上。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不存在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在欧洲大战中，德国反对法国—俄国联盟的胜利将是值得追求的，尽管列宁肯定会接受从失败中诞生革命的前景，而这种前景则是恩格斯要求法国人和俄国人应该接受的。推测倘若1914年恩格斯仍然在世时会怎么想是徒劳之举，而且假定他应该会坚持他在19世纪90年代所坚持的相同观点也毫无道理。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也很可能决定支持本国的政府，即便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已经不能求助恩格斯的权威。然而，在国际关系问题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恩格斯留给第二国际的是一份模棱两可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