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正变论

“正”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具有绝对价值的概念，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的“正名”，关系生命个体健康的“正气”，到维系血脉宗族纯正的“正统”、“正宗”，再到合乎大道不悖其常的“正义”，都是这种价值的具体表现。“正变论”便是在确立了“正”的核心价值之后形成的，可以容纳权变的价值评估形态。

文学批评中的“正变论”是古人探讨《诗经》内容及表现形态变化时提出的学说。汉代《诗大序》首言“变风变雅”，郑玄《诗谱序》衍之，明确提出了“风雅正变”之论。从此“正变”就成为古代文学批评常用的一个批评范式，并分别在崇正抑变、尊古重常、正变一体、拟议以成变化、破古成变等不同维度上得到发挥。以元代袁桷为例，其论诗文便动辄涉及正变。《答高舜之十问》云：

私谓赋有三变：自后汉之变为初，柳子厚之赋为第二，苏、黄为第三。今欲稍近古，观屈原《橘赋》、贾生《赋》为正体。又如《驯象》、《鹦鹉》诸赋，犹不失古；曹植小赋，尤雅润，但差萎弱耳。[1]

《书程君贞诗后》云：

由宋以来，有三变焉：梅、欧以纡徐写其材，高者凌山岳，幽者穿岩窦，而其反覆蹈厉，有不能已于言者，风之变尽矣。黄、陈取其奇以为言，言过于奇，奇有所不通焉；苏公以其词超于情，嗒然以为正，颓然以为近，后之言诗者争慕之。[2]

前者论赋，柳宗元为变，苏、黄为变，已经与屈原、贾谊之正体有别；后者论诗，梅、欧为变，黄、陈尚奇而过亦为变，所谓苏轼之“近”，恰与“正”相对，也为不合于古，是变的意思。

《题乐生诗卷》云：“诗于唐三变焉，至宋复三变焉。派于江西变之极，有不可胜言者矣。”[3]他如《书括苍周衡之诗编》亦以“诗有经纬焉，诗之正也；有正变焉，后人阐益之说也”等正变思想论诗。袁桷认识到变的客观存在，也承认传统审美的一种偏颇：类似流离兵尘之中，因所谓不离乎正的要求而情思郁积不敢宣泄，转而要求一味欣赏淡薄悠远，此为不合审美规律的规限；并质疑“伤时之失，溢于讽刺者，果皆变乎”？——即感伤于时代凋零，以浓墨重彩揭露之并以此为讽谏的创作，就一定属于“变”的创作吗？

但是，认识到变的意义、价值并不意味着对何者为正之认知的变化，在他的审美理想中，正仍然简淡而和适、舂容而怡愉，是最高的理想。

袁桷时以正变为批评，作为一个缩影，说明正变理论在文学批评中浸润之广泛。具体运用之中，正变论可以体现于以下诸多领域：

或以之梳理文学史流变的脉络。如施愚山论其友人所编辑的《诗原》：“首毛诗以正其始，次楚辞以综其变，次选诗以峻其体，次选赋以博其材，次唐诗选以严其则。”[4]从《诗经》到楚辞再到作为汉魏六朝诗歌代表的选体诗、赋，进而至于唐诗，这是中国诗歌从源头至巅峰的逐步演革流脉，正变贯穿其中。

或以之论文学体裁内在规范的演化。如王世贞论词：

《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蝉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温、韦至矣；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其次也：词之正宗也。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5]

一种文体，诞生之初必然有着独到的，与其他体裁相区别的本色特征。作为一种规范，这种特征不应当被轻易变更；但在其发展之中，不同文学体裁的互动又必然给它带来诸多的自我调整，相应的变异同样在所难免。

或以之见雅俗，如纪昀评苏轼《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云：“终是野调，不得循声赞叹。”[6]“野调”即变即俗，有违雅正。

或以之见格调，如管世铭“摩诘为正雅，少陵为变雅”之论即是。[7]

从中国文学批评正变论的总体而言，体现了以下基本思想：文学而言正变，变无可阻挡，但正不能背叛。

无论正变的区划依据如何，表现如何，正变论都对古代文学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复古者以正变立论，悬古为准的，贵古而贱今；变革者以正变立论，以变为常，宣扬变而通之以尽利。社会思想中的正变论与审美思想中的正变论也因此实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