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一 研究框架
正如理查德·芬诺（Richard Fenno）所说，“专心研究和摸索前进”要求研究者把自己沉浸进去，考察制度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去体验它的习惯和实际运行，它的成就和缺陷，就像那些每天都生活于其中的人一样，这种沉浸其中的研究能提高我们的敏锐性，会给我们提供无数的线索[121]。要深入了解制度，必须要能够沉浸到制度之路。“制度是重要的”已经被越来越多研究者认识。制度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如此广泛和无所不包的一类现象[122]。
本书旨在考察H慈善会的发展过程，把H慈善会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认识组织变迁。本书认为慈善组织运作取决于制度结构，而制度结构又决定着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包括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制度安排影响着慈善组织结构的选择，并影响组织运作；本书对1999—2008年慈善组织换届的9年的发展进行考察，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导致了慈善组织的制度绩效比较低，而制度绩效低是制度变迁的根源，为了扭转制度绩效，慈善组织在组织结构和组织运作方面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慈善组织在组织结构方面呈现出逆民间化，在组织运作方面呈现多元化取向，包括行政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慈善组织的快速发展，但由于行政化的困境，以及社会化和市场化运作的短期行为，慈善组织依然没有摆脱“行政化—变革—强化行政化”陷阱。最后文章提出通过改革制度安排来解决慈善组织的发展问题。研究框架见图1-2。
图1-2 分析框架图
制度分析作为综合了多学科的一组分析框架，它既可以用来研究表述制度安排，也可以用来研究新现象和新技术不断出现的动态安排。斯科特认为，制度框架界定了目标，塑造了人们确定和追求其利益的手段[123]。制度分析首先是基于行动舞台，行动舞台是个体间利益矛盾而相互斗争的社会空间。行动舞台由行动情境和行动者组成，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关键是要解释行动舞台中的行动、情境和行动者在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和应用规则的影响下相互作用及其产生的结果对行动情境和行动者的反作用，同时这种反作用又影响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和应用规则等外在变量和行动舞台[124]。
制度分析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各种制度产生与变迁，以及制度对人们如何组织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制度分析框架的目的不在于建立分析框架本身，而在于去评价现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并探索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框架[125]。
二 主要内容
第一章 导论。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文献回顾、基本概念、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二章 慈善组织的制度环境。包括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主要涉及国家理论与产权关系。制度安排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指具体的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方面。
第三章 组织运作的行政化。慈善组织合法性获得的制度基础，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和组织运作方式的影响。重要说明现存的制度如何影响和制约组织结构及组织运作。
第四章 行政化运作的制度绩效。主要从慈善组织的组织结构、筹款能力、社会捐赠、志愿精神、慈善项目开发评价慈善组织绩效，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是无效的制度安排。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组织运作。主要介绍正式制度变迁对慈善组织运作的影响。在组织结构方面呈现了民间化与逆民间化的两重性，在慈善组织运作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同时也讨论了制度的路径依赖。
第六章 历史考察与境外经验。通过对南北时代以来慈善组织的运作方式的考察，探讨制度在慈善组织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对国外主要是英国、美国和德国慈善组织运作，以及我国香港慈善组织运作的经验进行了介绍，通过对境外慈善组织运作的经验分析为我国慈善组织运作提供经验支持。
第七章 制度创新与慈善组织的未来。慈善组织的发展在于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包括正式制度的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创新，组织创新主要是治理结构、筹资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慈善营销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创新。
[1] 李培林：《又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2] 孙立平：《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3] 资料来源：《中华慈善总会2011年鉴》。
[4] 田凯：《非协调性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7页。
[5] 何卫卫在《准行政化——我国慈善组织运作的策略选择》一文中把慈善组织与政府有着相类似的运作逻辑称为“准行政化”；孙发锋在《去行政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文中称之为“行政化”；尹海洁在《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一文中将非政府组织这种发展状况称为“政府化”。
[6] 郑杭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
[7] 李培林：《又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8] 童星：《现代性的图景：多维视野与多重透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
[9] 李芳：《慈善性公益法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10]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6—447页。
[1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2] ［美］赖特·米尔斯、塔尔考特·帕森斯等：《社会学与社会组织》，何维凌、黄晓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13] ［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4] ［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15] 同上。
[16] 赵倩和尹建军在《中国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与特点》一文中，对梁其姿在《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有关不同时期慈善组织的比较进行了整理，提出了三个发展阶段的理论。
[17] 郝红暖：《明末到民国前期天津慈善组织的演变与特点》，《安徽史学》2011年第6期。
[18] 赵倩、尹建军：《中国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与特点》，《湘潮》（下半月）2007年第6期。
[19] 周秋光：《关于近代中国慈善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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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在国家、市场、民间社会三分法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概念日益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接受并广泛流行开来，按照三分法：公民社会概念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组织的公民结社和活动领域，包括私人领域、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四个基本要素。
[29] 柏学翥、唐灿明：《美国公共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跨组织整合趋势》，《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9期。
[30] 潘屹：《慈善组织、政府与市场》，《学海》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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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专门机构主导主要是政府成立相关的专门组织，如上海成立行业协会发展署，深圳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着力培育和发展深圳市的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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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商玉生：《我国基金会的现状及体制分析》，《中国青基会通讯》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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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发展委员会编《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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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学海》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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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同上。
[76] 孙志祥：《“萨斯（SARS）”捐赠：轰轰烈烈背后的隐忧》，《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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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87] 陈津利：《中国慈善组织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88] 孟令君：《中国慈善工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89] 潘屹：《从社会政策角度看慈善组织的发展——一个简单的中西比较》，杨团、葛道顺编《和谐社会与慈善中华》，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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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Henry.Hansmann，Henry，“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Yale law Journal ，Vol.89（April），1980.
[93] 所谓净收入：汉斯曼指的是除去成本和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等之后的纯利润。
[94]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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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赵秀梅：《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97] Migdal，Joel S.，Atul Kohli &Vivienne Shue（eds.），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9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168页。
[99] 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100] 萧新煌等：《当代华人城市的民间社会组织：台北、香港、广州、厦门的比较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2年，第8—9页。
[101] 王绍光、何建宇：《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构版图》，《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102]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7卷。
[103] 孙立平、晋军、何江穗、毕向阳：《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04] 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105] ［美］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06]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9—140页。
[107]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7页。
[108] ［英］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以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09] ［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10]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页。
[111]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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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114] ［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0—72页。
[115] 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
[116]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褣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3页。
[117] ［法］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18] Migdal，Joel S.，Atul Kohli &Vivienne Shue（eds.），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19] 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241页。
[120]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特辑。
[121] ［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
[122] 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1）：自然与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23] ［美］鲍威尔、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124] 王群：《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评介》，《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4期。
[125] ［美］奥斯特罗姆等著：《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陈幽泓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文版序”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