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京防疫研究室与哈尔滨加茂部队
（一）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
图2-5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小泉亲彦
引自［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书前插图，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十一年版。
石井海外考察归来后的细菌战鼓吹游说活动，受到当时被称为“日本化学战之父”的军事科学家小泉亲彦[38]的关注，石井的细菌战思想，得到小泉亲彦的赞同。1932年8月，时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兼东京近卫师团军医部长的小泉支持石井在军医学校建立了“防疫研究室”，以作细菌战的基础研究。
1936年东京官方出版的《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一书中这样记载“防疫研究室”的建立：“防疫研究室是作为担负国家军队防疫作战业务的研究机构。陆军一等军医石井四郎，昭和五年（1930年）作为海外研究员赴欧考察各国情势归来，痛感我国尚无相应设施，乃国防上之一大缺陷。即刻向上级部门指出此一缺陷，并提出此乃需要最优先投入之项目……终于昭和七年（1932年）八月在小泉教官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获上级部门批准，在军医学校内成立以石井军医为领导的研究室，将当时防疫部的地下教室改造利用，日夜工作，进行基础研究。”[39]
图2-6 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
引自［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十一年版，第184-185页间插图。
1933年，小泉亲彦任军医学校校长之职，又扩大石井防疫研究室的建设，斥资20万日元，修建了1795平方米的钢筋水泥二层建筑作为防疫研究室主楼。[40]此后，这里集中了来自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一批医学专家，成为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国内基地。
1989年7月，在东京新宿区原陆军军医学校遗址上，因建筑施工挖掘出100具左右的非正常死亡人骨。[41]日本市民团体组成“军医学校遗址人骨问题究明会”对其进行调查研究，从对人骨的痕迹学和人种学的考察来看，很可能与731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的活动有关，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可能曾进行活人人体实验。[42]
（二）哈尔滨背荫河“加茂部队”
1931年“9·18事变”爆发，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本控制了超过其国土面积数倍的中国东北大地，这为石井细菌战的“A研究”提供了理想而广阔的地域选择。
1932年7月至8月间，石井四郎在今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镇建立细菌实验场。[43]背荫河在今哈尔滨东南70公里一带，当时是一居民不足200户的农村小镇，日军在这里“圈定了五百米见方的地盘”，建成四周3米多高的围墙、并于墙上架设电网的一座“军事城堡”，当时中国百姓称其为“中马城”，因负责该城堡警备的日军官佐叫“中马大尉”。[44]
1933年8月，石井又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的日军陆军医院南院设立细菌研究所，该研究所成为背荫河实验场的本部，[45]二者构成一个整体，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46]其秘匿称呼则为：“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47]
关于加茂部队的组织结构，我国早期研究日本细菌战的原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韩晓先生，在他和辛培林先生合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一书中说：“加茂部队下设两个部，一个总务部，一个研究部。研究部（大队）又分设两个中队，其中，从事防疫给水研究的‘南栋中队’设在本部大院里；从事细菌研究的‘交通中队’设在背荫河。”[48]
哈尔滨的细菌研究所和背荫河的细菌实验场（当时有三种称呼：关东军防疫班、加茂部队、东乡部队），是与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密切联系的。《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中记载：1933年起，细菌战即成为陆军军医学校的正式课题，“为进行有关细菌的特殊研究，遂派遣防疫研究室的职员前往满洲从事研究”。[49]
图2-7 支持石井的永田铁山中将
引自［美］尹集钧《细菌战大屠杀》，旧金山：北极光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页。
石井在满洲的“加茂部队”的建立，曾受到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永田铁山的强力支持，永田当时在陆军中央力排众议赞成石井的细菌战计划，并设法与关东军协商，替石井在满洲找到细菌战开发的新天地。[50]
梶塚隆二1949年在伯力审判法庭上的供词中，曾谈到当时日本陆军中央哪些要员支持石井的细菌战的计划：“据我所知，最积极拥护他（石井）这种意见的，是后来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中将。……关于永田中将最为积极拥护过石井意见这点，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在平房站实验所石井本人办公室内，安放有用石膏塑制的永田中将半身像。石井非常感谢他，所以才把他的半身塑像保藏在本人近旁。”[51]
（三）加茂部队的活动
加茂部队在背荫河进行了许多人体的细菌实验。原731部队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在伯力法庭曾供述：“1939年冬天……石井（四郎）告诉过我，在1933－1934年间他曾在满洲的‘马贼’身上做过霍乱和鼠疫的实验，结果发现鼠疫很有效。”[52]
加茂部队在背荫河还进行其他各种人体试验。当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远藤三郎在1933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曾记述当天他视察背荫河实验场时所看的各种人体实验：“（1933年）11月16日，星期四，晴。上午8点半，与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去交通中队（即中马城）内的实验场视察试验情况。……第一班负责毒气、毒液试验；第二班负责电气试验；各用二名‘土匪’。在瓦斯室一名受试者受到5分钟的炭酰氯试验，他虽昨日因肺炎还处于病危状态，但还活着。另一名被注射15毫克青酸的受试者，大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电气试验中一名受到2万伏特电流数次电击的受试者，未死，后注射毒物将其杀死。另一名受5千伏特电流数次电击的受试者未死，后连续通电数分钟将其烧死。”[53]
加茂部队还在背荫河进行人体冻伤试验。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1932年8月至1934年11月在任）曾视察过背荫河实验场，他十分称赞在那里取得的冻伤试验成果，当时他在一份给东京上司的报告中说：“（依据加茂部队研究）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摄氏37度的水中浸泡……（这一发现是）根据使用人体各种方法经过反复的实验所获得的宝贵的数据而得出。”[54]
据中国的调查资料，1933年中秋，背荫河中马城监狱王子扬等30余名将被用作人体试验的“犯人”乘加茂部队管理的“疏忽”，集体暴动越狱，结果王子扬等12人越狱成功。[55]这一调查资料应为可信，1953年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原731部队职员萩原英夫在他的一份《笔供》中曾说：“……爪生荣二，我的舅父，他从1933年起，在五常研究所（即中马城）做石井部队特别班（活人试验者看守所）的看守，共一年六个月。被收容者（犯人）逃跑时，他的头部被打伤，留下伤疤，变成秃头。”[56]萩原的这份《笔供》证实，当年背荫河中马城的确用活人做实验并发生过一次越狱暴动。
1934年夏，背荫河中马城又发生一次武器弹药库的大爆炸，房舍、设备、人员遭重创，当时追查原因，一说是东北抗日联军所为，一说是日军管理“不慎”而意外引起。[57]
经监狱暴动和弹武库爆炸两事件，石井感觉背荫河基地已存在泄密之虞，同时该实验场又地处中国抗日联军活动可及之范围，加上弹武库爆炸已使实验场破坏严重，于是，在1934年秋冬，石井四郎关闭了背荫河实验场，将设备和人员迁往哈尔滨加茂部队本部“南栋”。加茂部队人员自称其本部为“南栋”，即当时哈尔滨日军陆军医院的南院所在地；石井借医院为掩蔽，继续进行细菌战的研究。[58]原731部队职员萩原英夫在他的《笔供》中说：“……（石井）关闭了五常的研究所，在哈尔滨南岗的陆军医院院内设研究所（继续研究）”，[59]也证实了这点。
图2-8 “南栋”旧址
引自侵华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731细菌部队》，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上述石井四郎在“满洲”的早期活动，为此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如原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1949年作为战犯在苏联伯力军事法庭上的供词中所说：“石井将军1932至1933年（确定时期我记不得了）在满洲进行过细菌研究工作。……在那里他的工作人员就组成一个部队，并为保守秘密而叫作‘东乡’部队。……那时‘东乡’部队的工作范围，是比第731部队的要小一些。后来，石井将军就以这个部队为基础建立了关东军第731部队。”[60]
（四）背荫河与平房之间
1934年夏背荫河中马城弹武库爆炸后，该试验场废弃了。1936年，石井四郎开始在哈尔滨平房重建细菌实验基地。那么，在背荫河与平房之间这一段时期，石井在哪里进行他的活人试验？
中央档案馆两则日俘口供档案可以帮助了解这一问题。
一则是“奉天附属地宪兵分队警务系”宪兵渡边长太夫1954年10月18日口供：
1934年11月11日至12月25日，约一个半月中，我作为派遣宪兵，被派到伪满四平省四平街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四平支部担任警戒。这个防疫给水部就是哈尔滨平房石井细菌部队的前身。在我做派遣宪兵期间，以活人进行电气和瓦斯等化学试验而被杀害的中国平民约有60人。我的具体罪行是：先后两次在四平车站受领由日本侵略军守备队某军曹用火车运来的60名无辜中国和平居民，我将这些人用汽车运到防疫给水部四平支部的拘留所，加以监禁，由我每天进行警戒以防止脱逃；同时根据试验需要每天交出2名至3名中国和平居民作为电气、瓦斯试验的牺牲品。[61]
另一则是“奉天宪兵队本部庶务系”宪兵平中清一1954年9月21日口供：
1934年11月，我奉宪兵司令官的命令，选派下士官以下3名，参加在四平的细菌演习。1935年9月10日，在吉林省下九台参加毒瓦斯演习。在（四平）细菌演习中杀害的中国人约1000名。在（下九台）毒瓦斯演习时，用伪新京、吉林监狱内收容的中国人约200名做了实验。[62]
以上两则日俘口供史料可以证实：（1）1934年下半年以后，石井部队在四平有一个用活人做细菌、电气和瓦斯试验的试验场。（2）在四平的活人试验规模不小，一次细菌演习就杀害约1000人；一个半月就使用了60名中国和平居民做电气、毒瓦斯的试验。
图2-9 1944年5月9日时任关东军总司令的梅津美治郎视察731部队后与该部高级官佐的合影（前排中间者为梅津）
引自［日］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第三部）书前插图，东京：东京角川书店，平成七年第九版。
（五）梅津对日本细菌战的答词
关于日本为什么要搞细菌战的问题，1945年11月美国细菌战情报调查官莫瑞·桑德斯曾在东京讯问日本战犯、日本战败时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的梅津美治郎大将。梅津回答说：“日本军部基于现代战争中细菌战很有可能被利用这一假定，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细菌战，在这一方面做了相当的调查和研究。我可以说没有收到过有关美国、英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但同时我也没收到过该武器不会被使用的报告。因此，日本陆军不得不独自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以获得这一领域有关的知识。关于苏联……我曾收到过随着战争的展开有使用细菌兵器的意向的报告……可以认为这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研究的‘主要’动机之一。”[63]
这位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日本甲级战犯的回答真绝妙：日本进行细菌战是被迫的，因为美英会不会使用细菌武器谁也不能保证，而苏联则有使用细菌武器的意向，所以这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要动机。
剥去梅津这段答词的虚伪成分，它承认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日本细菌战研究是军部指使和领导的；二是日本细菌战针对的敌人主要是美、英和苏联。这与本书前述日本细菌战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
但后来历史的结果却是，日本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人做试验，生产大量细菌武器，然后在中国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屠杀广大中国人民，而并未敢于对美、英、苏动用细菌武器。这一历史结果值得我们深思。究其原因，实为中国国力羸弱所致。
（六）加茂部队选址“满洲”
石井创建“加茂部队”为何选址在中国东北？川岛清1949年10月24日在伯力法庭供称：“第731部队设立在满洲境内的原因有如下述：第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在邻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武器根据地，以供将来实行进犯苏联之用，因为苏联远东地区是包括在日本军阀侵略政策计划以内的。此外，在满洲境内进行检查细菌武器效能的实验，便使我们能在近似苏联远东地区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此种工作。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满洲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籍的活人来做进行细菌实验的材料，并且满洲地域很辽阔。”[64]
《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1932年8月11日，陆军军医学校派遣石井四郎等5名军医，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石井得力助手的增田知贞，另配有5名雇员，一共一行10人，前往满洲作为期月余的“工业考察”。[65]
以上两条史料，可供我们进一步了解石井选址“满洲”的原因和过程。
（七）“731部队”早期创建的时间
目前中外相关著述中，对于731部队早期创建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般认为在1932年8月背荫河加茂部队成立之时，如日本常石敬一的《消ぇた细菌战部队》，美国谢尔顿·H.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以及中国的多数有关著述。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1933年。如日本森村诚一在他的《恶魔の饱食》一书中；[66]我国学者郭成周、廖应昌在他们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中；[67]均持这样观点。
这个问题早在苏联伯力审判时期就未弄清楚。川岛清供词中说，是1932年或是1933年他已记不准确了；[68]其他战犯也说不清此问题。所以伯力法庭在《判决书》中对此最终给了一个模糊的说法：“细菌战的准备，是日军占领满洲后不久就开始了的。最初，日本军阀建立了一个不大的细菌实验所，所长为日本军事细菌学家石井四郎……他的机关便称为‘东乡部队’。”[69]
笔者认为，1932年8月的说法有一定史料依据：一是《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了石井在1932年8月来满洲“考察”；二是远藤三郎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文中提到了1932年8月他调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时，石井已在满洲进行细菌战活动了；三是有哈尔滨韩晓先生的相关调查材料：“1932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带领一批日军选场址，他们来到背荫河，看中了这块宝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