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视角下的王肃反郑：学术史、思想史和知识史

郝虹

对于魏晋经学史，学术界有如下三个共识：其一，魏晋时期是经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二，王肃是这一转折点的关键人物。关于这两点，早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被点明了：“（汉时）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1]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也谈道：“三国时代，大体不过是追随前、后汉诸儒的，学问虽少，但经学不能说是全衰。特别如王肃、何晏、王弼那样的例外，在某种意味上是不为两汉所囚的，宁说对于六朝以后的学问思想界开一新方向的人物。”^[2]其三，王肃作为这一转折点的关键人物，主要是以反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而闻名。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3]贺昌群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中谈道：“郑氏盖集汉学之大成者，故魏晋之际，清谈前期反郑之说蔚起……王肃为反郑之最力者。”^[4]台湾学者简博贤认为：“魏晋之代，学风丕变，所以排妖妄而抑尊思也。是以摅思立说，动与郑违；经学之变，莫变于是矣。”^[5]“郑君博稽六艺，参酌今古；义训优洽，时论归宗，亦云伟矣。子雍继起，动与郑违；是以注释群经，时见攻驳之言。”^[6]基于上述三个共识，不难看出，王肃反郑是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其学术价值不容轻视。

学术界对王肃反郑的看法，大致归类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古文经学内部的争斗。此说源自《三国志·王肃传》中的叙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7]。现代学者多据此而论，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认为“郑学盛行以后，经学不再是今文古文的争斗，而是转为古文经学内部马融学与郑玄学的争斗。代表马融纯粹古文学派的王肃，也遍注群经，与郑学对立”^[8]。赵吉惠等人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进一步写道：“王肃学宗贾逵、马融。贾、马皆为古文大师，专主古文。而郑玄却杂糅今古文，混乱家法，这便引起王肃的不满。他不惜伪造，以攻郑学，目的在于重振汉学，恢复经学家法统绪。”^[9]谢祥皓、刘宗贤在所著《中国儒学》一书中也持此观点，“其关键问题就在于是否严守古文经学的家法，同时也表现有理论观点上的深刻对立。今学以承师说为准，古学以通圣意为真；贾逵、马融，坚持古文学说，故为王肃所喜；郑玄兼采今说，即为王肃所恨”^[10]。其实，清代学者皮锡瑞早就有此疑问，“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值得注意的是，皮氏接着又否定了这种看法，“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11]。则王肃反郑出于维护古文家法之说恐难成立。

其二，是为了争夺官方的学术地位。此说法大约始自清代学者陈澧，他在《东塾读书记》中认为“魏之典制，多因于汉。郑君注礼，亦多用汉制。王肃幼为郑学，其后乃欲夺而易之，实欲并夺汉魏典制而易之，使经义朝章，皆出于己也。小失皆发郑短，可见其不遗余力矣。肃为魏世臣，而党于司马氏，以倾魏祚。身死之后，其外孙司马炎篡魏，事事尊王景侯，竟遂其夺而易之之愿矣”^[12]。现代学者龚杰的《简论汉魏的郑学与王学》亦持此论。^[13]

其三，是曹氏和司马氏两个集团的政治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此观点的主要根据为：甘露元年（256），高贵乡公曹髦到太学，怀着强烈的反司马氏的政治心态，依郑学对王学提出质疑。方立天据此在其《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论我国前期封建社会中官方哲学的演变》一文中提出“实际上，郑王之争主要是双方政治后台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14]。

其四，是为了彰显春秋之志。台湾学者简博贤的《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说：“拨乱返正，春秋之志也。是以贬讨大人，用纠政谬；所以扶正理而抑尊权也。丘明体斯微义，故缘经立传，责君特重……魏晋儒独契斯旨，故摛词陈义，辙见抑尊之义。”^[15]

其五，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周予同在所著《经今古文学》一书中认为，“他（王肃）的反对郑学，完全出于个人的好恶，所以或用今文说驳郑的古文说，或用古文说驳郑的今文说”^[16]。周先生此观点后来发生了变化，提出要对王肃和“王学”进行重新估价，“王肃为什么专与‘郑学’立异？他是囿于经义的阐释，还是在经义的阐释中有其政治的作用？他的学说对于西晋的政治有无影响？为什么当时能够流行，且成为一个流派？为什么到隋唐还有影响？过去的‘尊郑抑王’是否是单纯的经义得失关系？”^[17]由这些疑问，周先生认为应对王肃和王学进行全面的爬梳和新的探索。

其六，王肃反郑有师学渊源。汤用彤在其《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中指出，“子雍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仲子之道固然也。……宋衷之学，异于郑君，王肃之术，故讦康成”^[18]。贺昌群在其《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中亦持此论，“‘（王肃）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则肃之善贾马学而不好郑玄，盖师承有自”^[19]。唐长孺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也说：“就是经学中郑玄、王肃的差异也由于郑较近于汉儒家法，而王肃则年轻时曾从荆州学派的宋忠读《太玄》多少受新经学影响。”^[20]庞朴在其主编的《中国儒学》一书中提到了虞翻对王肃的影响，“王朗任会稽太守时，曾以虞翻为僚属，彼此关系密切。在经义研讨方面，虞翻对王朗、王肃父子有所影响。王肃对郑注的批评更加广泛，纠正了郑学某些方面的疏漏”^[21]。王葆玹在所著《今古文经学新论》中谈到，王朗应将《论衡》《诗细》《吴越春秋》三部南方学术的代表作传给王肃，这些书可能对王肃也有影响。^[22]

其七，日本学者桥本秀美认为，王肃反郑是出于对礼制的现实性考虑，“郑玄的分析是对文献概念进行理论研究的结果，离现实人情甚远；王肃则直接参与朝廷礼制的讨论，更关心现实的礼制，所以，其礼说须具可实践性，要求合情合理，不能只顾理论上的完美”^[23]。

以上诸位学者从不同侧面对王肃反郑问题进行了探讨，极大地拓宽了笔者的视野，正是在吸收前辈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王肃反郑有学术史的渊源、思想史的背景和知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