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匈奴金银器考古发现与文化内涵

从匈奴金银器的考古发现地点与时代看，可以分为战国和西汉两个时期，类别包括装饰品、兵器饰件、日常用品，其中，装饰品发现的数量和种类最多，主要用于头饰和身体上的挂饰及配饰；兵器饰件用于剑柄、剑鞘上的装饰，往往在这些部位包金，有的装饰有纹样；日常用品多见用餐的匙。在北方草原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中，金银器的造型艺术反映了这一阶段草原文化的特征，形成独特的金银器文化内涵。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战国时期匈奴金银器的地点有：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1]、准格尔旗玉隆太^[2]、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墓葬^[3]、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塔拉壕乡碾房渠窖藏^[4]、太仆寺旗（金银器现藏故宫博物院）、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白家湾窖藏^[5]、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墓葬^[6]、新疆托克逊县阿拉沟30墓^[7]等。汉代匈奴金银器发现地点有：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8]、西沟畔4号墓^[9]、甘肃省华池县^[10]等。此外，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透雕双驼纹金饰牌和双鹿纹金牌饰^[11]、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收藏双鹰搏驼纹金带扣，从风格看属于西汉早期。在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国境内的北匈奴遗存中也发现大量的金银器，主要为装饰品。如色楞格河支流德日塔河的德列斯图依墓地出土有金带饰、鹰噬山羊纹金饰牌等，吉德吉尔—梅革墓地出土金箔片，恰克图地区沙拉戈尔墓地^[12]出土有金带饰、野兽纹透雕金饰牌等，蒙古国中央省诺彦乌拉墓地^[13]出土有圆形金饰品、卧马纹金饰牌、金片、金箔片、包金针等。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汉朝。

根据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结果看，早商时期的鄂尔多斯地区，气候从温暖、湿润变得寒冷、干旱，这种气候的变化导致了传统经济类型的改变，农业经济受到了牧业经济的冲击，逐渐过渡到半农半牧的经济类型。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遗址^[14]一至五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早商时期，前四个阶段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工具、筑造讲究的房屋建筑，标志着农业经济占主体；第五阶段却不同，如农业生产工具不发达且数量少、房屋建筑不讲究、房屋外面发现有规则的红烧土遗迹、出现动物纹装饰的青铜器、陶器的鋬耳发达等，从考古学角度说明当时已处于半农半牧阶段。当然这种牧业生产仅仅在鄂尔多斯地区率先开始，并逐步影响了长城沿线的南北地区。直到西周至春秋中期，由于气候变得更为干旱，加之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了驯马用具中的马衔，才为游牧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战国时期，东胡、匈奴的牧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而匈奴金银器中的动物造型则以马、牛、羊、鹿、虎、鸟为最多，这些是匈奴民族牧养和猎取的主要对象，反映了当时的游牧式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

野兽纹、兵器、马具是亚欧草原文化的主要内涵，匈奴金银器出现了大量的动物纹装饰和兵器饰件，作为战国至汉代亚欧草原文化重要组成的匈奴文化，在这方面体现出文化的个性。尤其是匈奴金银器中的动物装饰和造型，在代表游牧经济的同时，还寓意着图腾的深层文化含义。北方草原生态环境赋予了动物的生存和植物的生长，匈奴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这些动植物，对它们产生了依赖感和亲情感，从而加以崇拜。匈奴人也经历过原始部落制，因而将与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作为图腾崇拜。在匈奴金银器的动物装饰与造型中，分为单体动物、多种动物组合和动物争斗三种形式，表现在图腾文化中又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单体动物常见马、羊、牛、鹿、虎、豹、刺猬、鹰等，表现形式或立，或卧，或蹲踞，或行走，或飞翔，在器物的装饰中较多，也成为匈奴部落联盟建立前各个部落的图腾。如羊、马、虎的造型，在各个遗迹出土的金银器上都有装饰，风格也呈一致。马多表现卧状，四肢内屈；虎多为圆雕的虎首和静态中的卧虎形象。这些动物在匈奴氏族或部落林立的时候作为各自的图腾，直到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地区后，可以推断应该是匈奴共同体的图腾。

多种动物组合是匈奴建立共同体过程中征战的象征。如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鹰顶金冠饰，在冠顶、冠体、冠带上分别有圆雕的展翅雄鹰和浮雕的狼、羊、虎、马等图案，在醒目的位置上突出了鹰的重要，所以传统中对草原情景的简单描绘的说法有些单一，应该还有部落联盟国家形成的文化象征之意。战国晚期正是匈奴建立部落联盟国家的时期，匈奴中以鹰为图腾的部落经过多年征战，逐渐统一了以虎、狼、马、羊等为图腾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国家。金冠上的动物造型和布局正与匈奴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吻合，说明多种动物的组合表示了建立部落联盟国家和以动物为图腾的文化寓意。动物争斗的造型也有这种文化含义。如察右前旗白家湾匈奴窖藏出土的虎咬鹰纹金带扣，鹰展翅伸颈啄咬虎的口颚，毫无恐惧之感；虎站立张口吞咬鹰的头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碾房渠匈奴窖藏出土的虎狼咬斗纹金带扣，虎呈伫立状，前肢踏住狼身，张口咬住狼的上颚，狼反口咬住虎的下颚；狼口下部有一蜷缩的小动物，虎身上饰有群狼图案。匈奴势力强盛时，“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15]这种动物争斗的造型也是匈奴部落间互相征战的象征。

从史书对匈奴春、夏、秋祭及有以“金人”作祭天用具的记载来看，有的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也作为祭天用品。“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16]从这段记载得知，匈奴有祭祀祖先、天地和鬼神的习俗，说明原始信仰有了很大的进步，已从崇拜动物转向崇拜神灵，但祭祀过程中也离不开以大自然给予的动物为供奉品。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羚羊形金饰件，角部占了整个造型的三分之一，指向苍天，可能与祭天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匈奴有以偶像祭天的惯例。“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17]由此可知，这件角部朝天的羚羊形金饰件是匈奴祭天用品之一。

在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中，还有龙的形象。目前的考古学资料表明，龙与凤最早发现于北方草原地区。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出土的人工堆砌的石龙，距今8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红山文化玉龙，距今约5500年前。比中原地区河南省濮阳市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蚌塑龙都要早。内蒙古翁牛特旗发现的凤形陶杯，属于赵宝沟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凤造型。后来传到中原地区，并被建立封建王朝的政权作为权力的象征，而民间却把这种神物看作吉祥动物的象征。龙在中国的历代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寓意，新石器时代作为图腾崇拜，阶级社会作为王权的象征，现代社会作为中华民族向上腾飞的精神标志。从匈奴金银器的造型来看，龙纹比较少见，如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塔拉壕乡碾房渠窖藏出土的双龙纹金饰片。这种龙的造型应该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具有崇拜的图腾和权贵之意，因为金银器是匈奴上层贵族所拥有的奢侈品。另外，在金银器的动物装饰中，有蛇的图案。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双蛇纹金缀饰，双蛇呈头部相向的盘绞状。这类的造型在匈奴青铜器的动物装饰中常见，寓意民族繁衍昌盛。在匈奴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中，经常能见到龙的图案，并寓意象征着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