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与物：在学术互动中发育的中国学术图景

本书所及文献，是多数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少量散见于出版物，自一九○九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由中国国学家和学者写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信件。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国学与汉学相遇后的中国学术变迁：包括相遇后初成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和国际学术网络；在网络中展开的学术互动盛况；敦煌学的兴起和向其他学术领域的拓展；中国学术在地域和研究主体方面的双重结构性转移，及其近现代学术从发端到成长的相关历史图景。

首先，国学与汉学相遇后，中国迅速聚合起内含政治势力和国学家们的学术共同体。该共同体以敦煌遗书研究为聚合点，致力于遗书的收集、整理、刊布和研究考证，政治势力如端方，国学家如董康、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吴昌绶、王国维、缪荃孙等均投身其中。一九○九年，初知敦煌遗书外流时，端方『闻之扼腕』，提议从伯希和手中回购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一一）同期，罗振玉也向伯希和提出同样请求。在学部奉调期间，罗振玉已经向清政府系统提出发展中国国学的基本构想，一九○九年五月在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任上出访日本，又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福冈谦藏等日本汉学家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对日本的中国学术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也有初识。因此面对敦煌遗书的发现，罗振玉与王国维在学术本能上，已经清晰意识到，这个重大发现，可能带来学术上的突变。王国维后来在清华国学院授课梳理这段经历时指出，丝路汉简和敦煌遗书的出土，是中国历史上继汉时壁中书和晋时汲冢书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而罗振玉在《梦邦草堂吉金图序》中回顾这个相关发现及很快被收入其视野的甲骨文发现时浩叹：『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对已经西去的遗书则怀着『与伯氏归帆俱西驰也』的『耿耿此心』。罗振玉等与伯希和在京『议定将已运往巴黎的写本陆续在华刊出以供学者研究。并先就近影照在京的十余种写本，还往返伯氏住地十余次，抄录写本经卷目录，并分篇写出提要』（一二）。紧随伯希和返法步伐，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罗振玉、董康联名向伯希和发出信件，这封信，也是中国国学家向欧洲汉学家发出的首个信件，直接求要敦煌遗书影照件：『正如您所承诺的，您返回巴黎时，将为我们展示您的藏品影照件，费用由我们支付。如能及早收悉，我们将不胜感激。』（罗振玉、董康信一九○九年）该信题头标注的『外务部』，同时向伯希和传递了一个信号，即这一学术共同体有着强大的国家和政治背景。自此，罗振玉和董康就敦煌遗书影照和费用等相关问题不断与伯希和保持书信往来，在本书收录的七封罗振玉信件中，五封与敦煌遗书有关。如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提及『承寄敦煌影片半月前已寄到以俗冗尚未奉告顷得来书并寄来提单感荷感荷』，『弟前有一信托沙畹博士转交内有请补照敦煌各书目录不知已达览否能否俯如所请尚祈示复子幸之前次影片弟当于一二年内陆续以玻璃板印行以期不负先生殷殷代照之厚谊』，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一日信又提及：『前承赐敦煌古卷影本使古籍复得流传天壤皆先生之功此海内外学者所共钦慰不仅弟一人之私感又蒙允赐影片二百纸益拜……』董康也在一九一四年信中，感念伯希和的代照之恩，提及『敦煌遗籍关涉敝国旧学寔非鲜浅承先生不弃将玻璃片赐寄千秋秘笈一旦流传艺林学子仰望先生丰采者咸欲铸金师事之来函仍允将玻璃片续寄尤所欣盼敬恳迅赐寄下弟等当合力刊以行世冀无负执事之苦心也』。『罗振玉所得伯氏来函，则通过董康转达端方或吴昌绶、缪荃孙等』，『由罗、蒋校录的《敦煌石室遗书》，由董康排印』。（一三）一九一一年端方被杀而罗振玉、董康等也流亡日本时，这个学术共同体仍在有效运行。『端忠敏方被戕蜀西前先生寄下之玻璃影片存于彼处未卜存亡惟其中紧要各种已由罗叔蕴君录出拟选择付梓以副公殷殷之雅』。（董康信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年，张元济访法时，作为首位来自中国国学阵营和现代出版界的学者，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并参观了伯希和的敦煌遗书收藏。两天后在下榻处巴黎卢浮酒店即兴致信伯希和，预订了需要代照的遗书：『前日承枉顾并偕从图书馆俾得快睹敝邦古书曷胜欣幸承允代印阁下前在敦煌所影照片全分至为心感弟现拟请代影各卷子背面各种借券及地契立嗣证书等较为有用可以参考敝国古代法律至于敦煌照片则祈阁下代选紧要者代印数十张足矣。』（张元济信一九一○年）自此，商务印书馆以权威出版机构的身份，成为学术共同体向出版业的延伸。之后，在多次代照及费用往来中，文物商来远公司也扮演了辅助角色（罗振玉信、王国维信等）。这个共同体，不但在中国近现代史期间，而且在中国所有的历史时期，都是聚合了政界背景、学者大家、出版界和商界等各种力量，就同类材料和同一个范畴的学术问题，与境外学术势力展开学术互动的首个学术机体。这个机体的发生，使中国在进入近现代历史时期后，第一次有机会使国学步入中国研究的国际舞台，或换一个角度说，第一次使国际舞台上的中国研究不再仅仅是汉学或汉学家们单方面的事情。

其次，学术共同体作为中国研究的本土力量，与巴黎学派、京都学派共同形成针对敦煌研究的国际学术互动网络。在本书收录的附图中，早在一九○三年，日本京都学派重要人物内藤湖南已经与伯希和展开书信往来。所述内容记述了两个学派间已经就文献书籍等至少保持着个人的学术互动。一九一二年，经董康推介，京都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狩野直喜初识伯希和，董康在推介信中专门叮嘱『所有敦煌遗迹务恳先生一一道观他日载笔归来庶我东方学子亦可窥见贵国文学之涯涘也』（董康信一九一二年）。同期，罗振玉也曾委托旅英的滨田耕作代为转交个人著作（罗振玉信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促进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的学术交往中，董康、罗振玉等因旅居日本的机缘，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媒介作用。在巴黎学派与国学的学术关系中，当时学术共同体的中心人物罗振玉，不但是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保持互动的核心人物，也自一九一○年起，与沙畹建立起学术关系。学术共同体与巴黎学派的关系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又通过个人推介方式得以扩展：一九二五年陈寅恪携王国维推荐信在巴黎与伯希和相识（王国维信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三年陈寅恪推介浦江清巴黎拜见伯希和（陈寅恪信一九三三年）；一九二五年蔡元培推介许德珩巴黎拜见伯希和（蔡元培信一九二五年）；同年推荐傅斯年拜会伯希和（蔡元培信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此信数码版存于剑桥大学考古系丝路项目数据库）。直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兴起后，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网络中的功能才渐渐被取代。而取代前，在学术网络架构下，基于敦煌发现的敦煌研究，及其向同置于中亚当代考古运动的丝路沿线汉简等材料的研究扩展，首先成为汉学家和国学家共同聚焦的研究领域，敦煌学，也在这个意义上，顺势成为国学家们近现代以来首次尝试用科学方法在中国局部展开人文社科知识建构的操练场。而汉学，也借此和汉学赖以生存的母体中国建立起直接的姻亲关系。

一九○九年返回巴黎后，伯希和发表文章《中国艺术和考古新视野》，第一次向欧洲介绍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并在之后力邀罗振玉出任法兰西学院通讯员。这是汉学一个引人注意的变化，因为之前，汉学过多关注中国古籍和考古材料的搜取和研究，而忽略了对当代学人和学术动向的关注，一九○九年的相遇，及之后的经历，使伯希和的治学原则开始有别于从前，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准备，包括目录学与藏书，实物的收集，和与中国学者的接近。王国维、罗振玉也同时撰文，向中国学界介绍中亚考古运动和敦煌的考古发现。同年，罗振玉撰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布在《东方杂志》上；王国维将斯坦因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八月版刊登的两次中亚考古历险讲演译成中文《中亚细亚探险谈》，发布在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附录《流沙访古记》中。自此，双方学者定期互相介绍对方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逐渐成为学术习惯。

自一九○九年起，关于敦煌学和与敦煌学相关的知识产品被系列生产出来，仅出于国学家们的作品，就包括最初的《敦煌石室遗书》《敦煌石室真迹录》《沙州文录》和之后的《流沙坠简》《鸣沙石室佚书》等，出版物达数十种，以出版物序言方式，或直接以研究论文方式发布的成果也达近百篇。不论是伯希和本人，还是国学家们，每及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炉，都会互相赠予。罗振玉早在一九一三年，就委托日本汉学家滨田耕作向伯希和代为转交个人作品（罗振玉信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一九一四年也请人『便携奉弟所印寰翰楼丛书一部敦煌石室佚书十一种祈代送民国图书馆』（罗振玉信一九一四年六月），一九一七年又『托敝国来远公司友人卢君携奉石室佚书等不知收到否兹再寄古文尚书沙州西州两图经贞元十道录隋文殿御览阴阳书各一册仍祈转赠国民图书馆为荷又序目一分附呈先生读序文即知』（罗振玉信一九一七年）。一九二四年，陈垣也曾将被胡适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一部二册，并呈』（陈垣信一九二四年）。董康等也有作品赠予伯希和。伯希和也不断将个人作品寄赠或直接赠予中国学者，如陈垣一九二七年信中提及『承赠大著十五册，至为感谢。又九册，已于五月卅一日转交王国维先生』（陈垣信一九二七年），类似赠予在罗振玉一九一七年信、陈垣一九二四年信、翁文灏一九二四年信、陈寅恪一九三三年信中均有述及。敦煌学，和以敦煌学为基点的学术互动图景所呈现的『蔚为壮观』态，不仅在中国学术史和汉学史上表现得空前，即使在之后，也属罕见。由此所带动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源流的变迁，尤其值得关注。

第三，中国学术研究地域重心和研究主体的双重转移。受汉学学术趣味和可获得一手研究材料，尤其是考古材料的影响，汉学，直到敦煌学起步期的关注区域，仍然停留在中国的边缘地区。如儒莲对《大唐西域记》的翻译研究、沙畹对《史记》的翻译和考释，亨利·玉儿及伯希和等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翻译研究等，都致力于将东方学作为西学研究的参照版本，而追索东西关系，西藏、内蒙古、新疆等中国边陲，在区域上自然成为汉学的侧重版图，考古运动的重大发现，更将汉学家们的学术视野，锁定于这些区域。汉学与国学开始互动后，汉学家们逐渐受国学家的影响和学术牵引，研究范围逐步向中国传统知识体的中心区域转移。比如考古发现的《尚书》残卷（罗振玉信一九一七年）、《春秋后语》残卷（罗振玉信一九一四年五月）、《切韵》残片，甚至之后拓展到的《蒙古秘史》残卷（陈垣信一九三三年）等，在中国传统知识体中都有收录，要对这些残卷进行深入研究，汉学家和国学家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将研究视野从考古发现回撤到中国传统知识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学术中心北京、上海及中原区域。自此，伯希和开始通过国学家们、权威出版社等更加系统地购入中国典籍（董康信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七年，陈垣信一九二七年，罗振玉信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商务印书馆信一九二〇年，天津博物院信一九二三年），并收集中原地区的碑拓资料和考古信息（罗振玉信一九二四年等）。与研究地域重心内移相应，中国场域人文社会科学建构主体也从汉学家转向中国国学家。

敦煌学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源头的意义，是国学家们在与汉学家的学术互动中，通过与汉学家们对同一种材料的共同研究，在实践中识别被汉学家们奉为现代学术圭臬的科学精神，和在此基础上用学到的科学方法研究敦煌相关发现的实际操练。一旦建立起敦煌材料和中国传统知识体的渊源关系，尤其是需要借助中国传统知识体去阐释和考证敦煌发现，经历过传统知识体系教育和研究训练的国学家们，如承袭了乾嘉学派古史、古物研究功夫的罗振玉、王国维，被传统知识深度孕育的陈垣，与汉学家们相比，马上表现出巨大的学术优势。客观看待敦煌研究，敦煌学更像是汉学家们将科学方法传递给国学家们的学术载体，国学家们通过这个载体，很快在材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完成了从过分倚仗传统知识体，向史料和考古材料『双栖』的材料性转换，如王国维后来总结的二重证据法。这个转换带给中国学术的逻辑性突破，就是中国史终于有可能走出以史证史的逻辑陷阱，而进入以物尤其是以考古物证史的科学实验。与中国学者的优势相比，汉学家们不仅在传统知识体的运用上表现出弱势，在考古践行中，也开始遭遇困境。中亚当代考古运动，是在清政府衰没、无暇顾及中国边陲的短暂时期发生的。民国建立后，国家再度行使对文化和学术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支配，汉学家们在中国场域内自由出入和获取学术及考古资源的黄金时代也随之完结，在考古资源方面曾经呈现的优势也随之转化为弱势。因此在可能性上，可以并有能力在中国区域内，在考古和传统知识体两界自由行走的中国学者们，在敦煌学的操练中深得科学精髓后，也自然接过了双重受限的汉学家们试图在中国场域建构现代人文社科知识体的接力棒，将『双栖』材料，用于对中国场域人类的过去、对中国场域人类社会的过去的图景的种种描绘，并尝试将此中国图景置入整个人类的宏图中。

早期的敦煌学，曾致力于敦煌材料的收集、整理、刊布和考释，但国学家们并未在这一阶段停留太久，便开始探索将考古新发现和传统知识体中的史料整合在一起进行学术分析和知识加工。如罗振玉运用传统知识对《春秋后语》《尚书》残卷的分析和辨识（罗振玉信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十月）；一九一三年拜读沙畹对汉简残片的考释作品后，又将考古材料重新进行结构分类，在沙畹『科学考释』大背景下，糅入传统知识史料，与王国维一起进一步对相同汉简进行考证写成《流沙坠简》。这本书，也是近代国学家们关于研究考古材料的第一本专著。另一段佳话，是陈垣、陈寅恪对《元秘史》的解析。一九三三年伯希和访华时，曾在席间与陈垣等谈及俄国汉学家收藏的珍本《元秘史》，陈垣数日后即致信伯希和，指出该书的初本和传承史，通过将俄版《元秘史》与商务印书馆和自己收藏的版本进行比较（陈垣信一九三三年），陈垣指出当时所有流行版本都源于传统知识体中的《永乐大典》；错过陈垣版本的陈寅恪数月病愈后仍不忘追讨（一四）；半年后陈寅恪致信伯希和时，再补充消息『北平图书馆又发见明初刊本《元朝秘史》残册，惜公不及见之。陈援庵先生已作一校勘记，可以取阅也』（陈寅恪信一九三三年）。

第四，中国近代学术机体的变迁。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沉渊过世后，不久罗振玉也归隐辽东。学术共同体自此淡出中国学术界，各类专业性学术机构兴起并取而代之。本书中的部分信件，忠实记录了这一学术机体变迁。不能否认的是，从一九○九年到一九二七年期间，罗振玉写给伯希和的信件，也是中国学术共同体与汉学互动的基本轴线。一九二七年，罗振玉致信伯希和，报送王国维离世哀耗，这封信也是罗振玉写给伯希和的最后一封学术信件。信纸泛泛，字迹潦草，与以往考究的个性化信纸和洗练洒脱的走笔相比，显得无限伤感和落寞。信中随附『赴文一通，遗嘱一纸，弟所为传一篇』（罗振玉信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更殷勤叮嘱伯希和『天气苦热，祈为道自卫』。之后，罗振玉隐居辽东十年余，偶通三两封信，甚至请晚辈代笔。伯希和接信后迅速撰文《纪念王国维》，在法国汉学界追思王国维，与京都汉学界和中国国学界的悼念活动遥相呼应，后又发文《王国维遗书》，在学术上梳理这位国学巨人的伟大贡献。之后，董康等国学家们与伯希和虽仍保持书信往来，但汉学与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互动时代基本落下帷幕。共同体时代的国学家们，他们的知识因为脱胎于传统知识体，因此并不偏安于某一个学科，基本覆盖人文社会学所有领域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有能力将从敦煌学操练中所获得的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方法带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整体。当知识共同体被专业性学术机构取代后，中国学术开始进入学科建设时代，而源于共同体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已经在学科间的藩篱架起前被深植了。

国学大师们退场了，伯希和还在，之后他与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的学术信件，又记录了汉学与专业性学术机构的学术情况及往来。

一九二八年前，伯希和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权威机构之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通讯员（叶恭绰信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后，又相继被聘为史语所的特约研究员和外国通讯员（傅斯年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一五），国立中央研究院一九三二年聘书），及北平图书馆的通讯员（国立北平图书馆信一九三○年）（一六）。

以史语所为例，可以看到双方互动的机构式特征。一九二八年，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参照欧美现代知识体的生产范式，按照学术科目设立了十四个研究所，集中了历史、语言、考古三大学科的史语所在研究院中成为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的代表性机构。具有留法游学背景的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早在建院前已经结识伯希和，并且是曾经在巴黎参观过伯希和敦煌藏品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蔡元培信一九二五年）。曾在英国和德国游学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已于一九二五年，经蔡元培引荐初识伯希和（蔡元培信一九二五年）（一七）。直到去世前，伯希和一直保持着和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的书信往来，但大部分都是机构的公务往来，包括史语所的工作安排、报告、聘任和薪金。从一九二八年起，伯希和即开始享受史语所每月一百美金的高额聘金（傅斯年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一八），李济信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傅斯年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虽然战时时有调整或拖付，但从未间断。伯希和也利用个人在汉学界的领袖地位和学术声望，及其主编的《通报》，不断向国际学术界传递中国学术信息。在他的倡议下，史语所因殷墟考古发掘的学术贡献而获得国际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儒莲奖（蔡元培信一九三二年）。

没有争议的是，殷墟发掘，是史语所在这个历史跨度内所获得的最辉煌的学术成就。在考古学的意义上，殷墟发掘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考古学奠基之作。挖掘既成就了以李济、梁思永为领军人物的中国考古学科的专业队伍，也是史语所南迁台湾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部分。而在语言学意义上，殷墟发掘中对甲骨文的进一步发现和破解，不但对于研究中国的过去，而且对于研究人类的过去，都表现出划时代的重要性，可与古埃及文发现和印欧语系发现相媲美。在历史学意义上，甲骨文更是中国新史学建构的基石。一九二八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曾尝试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史，因为史料匮乏，一直不能成文。后来在图书馆偶得王国维先生的《观堂集林》，了解到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成果，并随后讨得李济的支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此具形。其中，甲骨文既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源头，也因此使中国历史可以按照摩尔根设定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分割。其作为物证，在实证方法上，在人文社科的辩证唯物性和历史唯物性上，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石。一九三○年该书的出版，也是中国新史学被建构起来的重要时刻。因为使用了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郭沫若的这部作品也同时被看作中国学者在中国场域建构起人文社会科学的标志性作品。即使今天，不仅仅在历史学领域，在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书中倡导的唯物性，都是中国学术不能偏离的基点。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一八九九年，中国已经发现甲骨文，罗振玉也一直凭借个人兴趣关注甲骨文，但在国学与汉学相遇前，罗振玉并未深度介入甲骨文。时间上的巧合是，一九○九年国学与汉学相遇，一九一○年罗振玉开始系统收集甲骨文，其胞弟罗振常到河南找到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小屯进行系统收集，就是在这一年，罗振玉也因此成为甲骨文第一藏家。如果二者间并非时间巧合，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国学与汉学的相遇，与罗振玉转向甲骨文的收集之间，存在着关联，中亚当代考古运动的大发现，尤其是敦煌大发现，触动并激发了罗振玉的甲骨文发现之旅，关于这一点，当然需要进一步的史料支持。另一个巧合是，一九一三年，罗振玉收到沙畹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中亚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考释》样稿，以此为蓝本，罗振玉、王国维于同年冬天『握椠逾月』写就《流沙坠简》。也是同年冬天，罗振玉『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完成首个甲骨文考释作品《殷虚书契考释》。我们是否也可以推想，二者之间至少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关联？关于这一点，当然也需要进一步的史料支持。不需要争论的是，作为中国场域人文社科知识体建构的基石，甲骨文在学术共同体时代已经被奠立了，学科专业化时代，只是使甲骨文在考古学的意义上走得更远；其所呈现的物性，也更专业化；但由其连接的近现代学术源流，则经历学术共同体时代和学科专业化时代而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