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名

在革命话语系统中，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若如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一样，长期以来被人冷眼相视，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历史学者们对近百年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的各个阶级、阶层，从处在“先进地位”的无产阶级，到担当革命主力的农民大众，从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到双重人格的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历史地位及其社会作用，都作了系统的政治说明和历史诠释；唯独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曾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放射过巨大思想光辉，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并奋勇倡导的新兴社会群体，却很少（从学理的角度）对它进行严肃的历史探讨，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历史得失，基本上没有给予深入的透视。1980年代初期，配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作了许多呼吁性的说明，但它毕竟富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历史得失，基本上没有给予深入的透视。这一学术缺陷引起了当今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1980年代的“文化热”从以中西文化为客体对象的研究，转向对创造的主体对象——知识分子的解剖，即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应当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印象仍旧没有摆脱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经典文献的窠臼。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知识分子被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它被看成是一股没有独立政治人格的社会力量。按照这一阶级定性，知识分子被认定是虽拥有现代先进的文化科技知识，但不复具有劳动阶级的思想品性；他们在革命高潮来临时可能狂热冒进，在革命进入低谷时容易情绪波动，不像工人、农民那样，天生具备革命者所应有的坚强个性；因而在政治上对之采取“既团结，又斗争”，既吸收利用，又排挤限制，既让它百家争鸣，又使它归于一统的政策，自然是十分必要的。总之，知识分子只是一群依附其他社会阶级，完全不具备自己独立人格的文化人。它的悲剧不仅在于它是一张皮上的毛，而且在于它所独享的文化知识本身，那是它成为“精神贵族”的唯一资本，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任何阶级的本质规定。这就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留下了一道理论屏障，为了说明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价值，邓小平不得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理论命题；为了证明知识分子思想超前的先锋作用，不得不将之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问题并没有由此而告结束，旧的悲剧和新的局限仍让人深思。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阶级的划分是以一个社会集团的经济地位为依据的。知识分子并不拥有那些受人尊重的“小财东”的经济资本，他们虽在不断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却没有发财致富的强烈欲望，“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进而挤入中等资产阶级的行列，但必然远离知识分子的队伍。尽管部分优秀知识分子依靠自己的文化创造和科学发明，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与依靠雇佣剥削的资产阶级毕竟有质的差异。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追求自己的文化目标，成就自己的科学事业，高度重视人格的锤炼和修行，以“人皆可为尧舜”策励人们完善自我，不顾终身贫疾交迫，含辛茹苦地在自己那块文化园地劳作不已，因而单纯从经济角度将之并为“资产阶级”，并长久地要求他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这是不合情理的。事实上，当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建立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的经验”这一具体史实之上。作为一名政治家，对各个阶级、阶层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作一通盘考察，有其自身的政治要求。但用这种政治考察代替文化分析，就不免以偏概全。这大概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惨遭政治迫害和历史歧视的一个理论原因。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既然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集团分工不同，社会角色各异，就应该是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从事知识活动本身就构成他们与其他任何社会集团不同的价值准则、行为方式乃至情感和生活态度，他们没有必要对其他社会集团进行认同和归附。把知识分子视为只能依属于某一社会集团的一个阶层的传统看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反观过往的历史，基本上同物质生产没有联系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对普通人道主义问题和世界态势的浓厚兴趣，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人道主义表现出孜孜以求的热烈向往，不断充实现代人类世界自由民主运动的队伍。与以往不同，“今天不能将知识分子简单看作摇摆于对立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知识分子当中具有民主思想的一部分已表现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成为吸收其他各集团中社会和政治异见者的引力中心”。

在20世纪中国，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利益集团作为社会的中坚，带动整个社会有组织地变革；由于社会习惯势力拥有较大的传统文化优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艰难；由于近世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冲刺下，被迫步入现代化道路；由于中国社会变革缺乏一个现代文化背景，致使思想启蒙的任务十分艰巨。一个适应时代要求，能够敏锐跟踪世界发展大势的新兴文化群体——知识分子，就显得迫切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是在紧迫的社会压力下（包括国内外）滋养起来的，而不是文化自身发生、变化、繁衍的结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惟其如此，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情感继承下来，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才会常常置自己的文化领地于不顾，冒险从事一项自己未必能够承担的规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改造中国，引领全民族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因此深深打下了悲剧性的烙印。一个并不成熟到具有自身独立人格的文化集团，一个并未拥有现代最优越的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群体，要肩负如此沉重的历史使命，必是苦不堪言。中国知识分子的得与失也许正在于此。

历史地记录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超越的坎坷路程，真实地勾画知识分子成为20世纪中国脊梁的悲壮形象，重建知识分子个体人格主体，使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改造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当是时代摆在知识分子群体面前一个重大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