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产物之一，当代诗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被边缘化的，但换一个角度，它又是这段历史的受益者。最初，作为“抗议文化”出现的写作，天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世，为了使这个身世更具英雄色彩同时更洋气，诗人和批评家们也一直在努力，不断追溯起当代诗可能的资源。从30—40年代现代诗有限的努力，到“文革”时期“地下的写作”，到黄皮书代表的阅读特权，再到一连串西方大师的名录：普希金、叶赛宁、卡夫卡、帕斯捷尔纳克、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奥登，溯源而上甚至到歌德、荷马。这个想象的“谱系”当然不限于文学，哲学的、宗教的、美学的，前现代的与后现代的，自80年代开始，诗人们吞咽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知识和传统，以形成自己秘密的营养系统。从效果上看，这种广泛的涉猎以及对伟大“谱系”的发明，的确使当代诗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又具有了美学的正确性。

然而，主动追忆也就是一种主动的遗忘。上述知识从总体上看，或许构成了一种“告别”的知识，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告别，与革命时代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告别。在整个社会喜气洋洋的转型中，这种告别显得激情饱满又耐人寻味。诗人欧阳江河的名作《傍晚穿过广场》，将这一“告别式”演绎得最为精彩：被告别的“广场”（历史）布满了集权主义的梦魇，它是英雄站起和躺倒的地方，而“我”最终穿过了它，作为幸存者和见证者，最终只能以“内心的影子广场”对抗新时代的喧嚣。所谓告别式也就是一种成人式，目的是从历史中拯救出个体，获得一种与现实保持反思性张力的自我存在。这首诗在阅读中引起的普遍震动，除了激情、诗艺、思辨的完美结合外，也因为它恰好说出了多数人对历史变化的可能理解。

在告别之后，这个自觉成年的诗歌主体，虽然还带着苦闷的面具，但沉浸于“影子的广场”中，这感觉其实还不错。渐渐地，语言的自信滋生出了自满，在各种朗诵会与酒会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名字也出现在选本和课堂上，他的“告别式”与“成人式”甚至被写进了文学史里，成为稳定常识的一部分。政权的合法性依赖经济的稳定增长，各种流行的批判哲学和娱乐哲学，又乐于拆除各种各样的关联和纽带。渐渐地，他的傲慢与孤僻被推崇风格多样性的时代容忍以至欣赏，他与周遭一切的反思性关联，也因日久年深而逐渐失去了弹性。除了一如既往地怨怒于读者的平庸外，诗人的自由主义没了真实的对手，他靠惯性在语言的可能性中滑翔，无意间错过了对世界做出真正严肃的判断和解释。

在这种氛围中，《下雨》在我阅读中引起的震动，或许与某种“不告别”的状态相关。一方面，诗人的“看”发生于现代诗歌无奈的历史位置之上；另一方面，它又似乎保有了社会主义时代甚至前社会主义时代文字生活的政治性。这种“不告别”多少有点怀旧色彩，但绝不是感伤兮兮的，而是暴露了某种挥之不去的记忆的在场，它不仅在场，而且仍潜在地支配了自我的意识。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这两个名字的前后对峙，就像一柄铁钳，紧紧地夹住了这首诗，也强化了意识深处的结构：不是从他人那里赎回自我（当代诗歌的基本主题之一），而恰恰是在一种“加入”意识中获得自我更生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不告别”恰恰不是怀旧的，而是指向了一种挣脱当下的可能，一种重建主体的可能，无政府主义的记忆提供了这种结构，它唤醒了诗歌语言内部沉睡的政治性。正如接通了密布于历史深处的电网，这首短诗一下子从它的90年代里挣脱出来，一气呵成，迂回盘曲，又张力弥漫。

有关诗歌政治性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包括开愚在内，不少当代诗人早就强调中国历史、政治作为诗歌资源的重要性，像一笔封存的财产未免可惜，如果它不被想象力兑现。但诗歌的政治性，不单是一个题材的问题，不单是读什么样的书，采取什么样的风格，援引什么样典故的问题（与小说、电影等方式相比，无论诗人有怎样的史诗性抱负，诗歌都毕竟只是一种“轻”的文体，这限制了它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但这也给了诗歌以另外的机会），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怎样看待诗歌的位置，怎样重构它的社会场域，怎样置身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当中思考语言的可能性，怎样在“成人”的仪式之后仍保持主体真实“触着”的问题。即便如《下雨》这首短诗，虽然包含了某种介入（加入）的意图，但它终究不是一首鼓吹社会互助的诗歌，而是仍发生于“现代—当代”文艺对个体意识高度关注的线索之中，它所唤起的政治性也不可能直接兑换成行动。

克服现代社会的分化，恢复文本与行动、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曾是上世纪诸多革命文化和先锋艺术的伟大构想。这种构想不仅体现在激进的口号之中，还依托于一系列具体的社会运动和政党政治，而达成的前提，则是某种实践性主体的重塑。茅盾在《子夜》的开头，之所以能够为苏州河两岸提供一种纵深的视野，不仅与他掌握的社会理论相关，也源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之类当代重大问题的真实参与。如今，当整体性的社会运动失之阙如，在一个“去政治化”的年代、一个文化公共性全面萎缩的年代，诗歌可能的政治性，或许仍与街头的、网络的、环保的、维权的、救灾的、扶贫的事件或行为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诗歌乃至文学的处境已根本不同了，历史的“风景化”成为更突出的当代宿命。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味想恢复革命年代的实践功能，在动机上或许令人尊敬，但并不能真正改变语言与历史的分裂，结果可能倒是进一步复制、强化了这种分裂。从某种“妥协性”的角度看，诗歌能否唤醒潜在的政治性，还是要寄托于对自身位置及历史脉络的沉思上，诗歌社会场域的重构，不仅要考虑写作的外部功能，同时也应在写作内部发生。它必须提供一种关于文学生活的全新理解，必须有能力置身于当代精神生活的危机之中，而不只是一如既往地陷入伦理与美学的习见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下雨》这首短诗，它的魅力恰恰在于体现出了某种挣扎而不能的结构。从自我审视的角度，那只伸出的巴枯宁的手，或许正因为是概念性的，才能形成一种真实的“加入”或参与。

其实，文化公共性的丧失已酝酿了对公共性新的期待。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艺领域，如何在自由主义、现代/后现代之外，构筑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已成为不少人思考的焦点。这不是说儒家的、左翼的、无政府的资源可以直接派上用场，而是意味着我们至少应该挣脱当代的逻辑思考，当代的思想和艺术才有未来。正如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所显现的，文化创造力来自“时势”的挤迫及观念的重释，需要一种“斡旋实效”的智慧，审时度势，别立门户，以求关键时刻的瞬间出手。这一过程，不是某个领域苦心孤诣可以设计出来，而是需要更广泛的心智联合。当代诗并非因为自身的边缘化，就丧失了对话的可能，其实践性品质的重塑，关键是看它是否有意愿且有能力“加入”进去、加入到当下价值重构的戏剧之中。至少在《下雨》一类写作中，我可以读出创造价值、重建主体“触着”的努力，它对无政府传统的援引，也暗示出当代诗原本也可以有另外一套引擎。

当然，一首短诗装不下太多的历史。从华东政法的楼上走下，苏州河畔早已改换了风景。90年代中后期以后，经过政府投资治理，污浊的苏州河已变得清亮，垃圾和搬煤的工人不见了，城市换上漂亮时髦的新装。随着过往历史的痕迹被整治、被抹去，所谓历史的总枢纽也更为隐晦了。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当代诗，仍可能面临它的选择：是在默认的文学秩序和利益秩序中，将一切放进语言的搅拌机中，混合成情色的或烦恼的风景，以便让藤萝一样复杂的内在意识无限攀爬，还是试着回到人的脉络、实践的脉络、劳动与恐惧的脉络里，从暧昧的历史和雨色中，试着伸出一只手来，哪怕这只是为了成就一首诗，为了唤回曾经失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