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政府、企业和企业家：基于调查的发现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基于调查研究来展现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主要报告我们自己调查的发现，同时也将总结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系列调查的结果。尽管对于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但是，能够动态地反映中国在改革期间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三者间的关系的研究，至今也只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自1993年以来持续开展的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调查研究。这一系列调查研究大致上每两年开展一次，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数据资料，并且在2007年结集出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在这一节里，我们并不去基于加总的数据来回顾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而是着眼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的调查数据，进行一些跨期的比较。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工作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对于本书的研究主题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已经指出中国存在着“政府职权部门同企业间相互紧密联系的这样一种经济组织模式”（Boisot和Child,1996），而且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联盟“是根植于相互熟悉、相互信任的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中的”（Wank,1995），因此我们希望了解这种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是否在最近的十多年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的调查数据是我们唯一见到的可以用于了解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的跨时变化的资料，但目前的出版物中并没有将这一系列调查所获得的各年的数据进行充分的整理，以反映相关特征的跨时变化过程。本节所指的“全国范围调查”均指这项调查研究。

我们自己调查的数据来自复旦大学2006年在广西柳州市展开的企业调查。柳州下辖六县四区，此次调研主要集中在四个城区和柳江、鹿寨、柳城三个县。在被调研的县区中，四个城区分别发放了250份问卷，三个县的问卷发放情况是：鹿寨县20份，柳江县20份，柳城县10份，各县区总共发放问卷1050份。县与城区发放数量不一样，主要是根据企业数量比例原则。调查结束后，全部共回收1017份问卷，去除空白问卷后剩余问卷共831份。在问卷中我们收集了有关企业家的个人信息和一些家庭背景信息，也收集了相应企业的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状况如表2.2所示。从中可见，样本的分布是非常合理的，大约1/3的企业从事制造业；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大多数企业都是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仅占2.43%；注册资本在100万以下的企业占到了全部企业的3/4左右；所有企业中，盈利企业占56.2%。

一、企业家成长

如果我们将自己调查的数据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报告的全国范围内的私营企业家大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的分布非常相似。在我们所调查的样本中，男性企业家占75.77%，女性企业家占24.23%。年龄分布最集中的是41—50岁（39.92%）和31—40岁（31.71%）。在2006年的全国范围调查中，男性企业家占85.8%，女性占14.0%,33—57岁的企业主占87.5%。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调查，还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调查均显示，有大约一半的企业家拥有大学以上的教育程度。在我们的调查中，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以大学（大专）以上学历为主（55.78%），其次是高中学历（23.96%）（参见表2.3）。而在2006年的全国范围调查中，高中学历的企业家占36.6%，大学和大专以上的占49.3%。企业家的教育水平是反映企业家成长的关键指标，从表2.4中可以看出，总体上而言，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企业家所占的比重有明显的提高。陈光金（2005）也报告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私营企业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提高的趋势。

在我们自己的调查中，还从一些其他的维度收集了能够体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状况的信息。首先，由于外语能力对于开放中的中国越来越重要，我们统计了企业家的外语能力，结果显示，有大约40%的企业家认为自己至少能够以一般水平掌握一门外语（参见表2.5）。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有相当多的企业家接受了通常学校教育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教育或培训，根据表2.6，大约6%的企业家接受过MBA教育，超过一半的企业家接受过经济管理、领导才能等方面的培训。此外，我们还观察到，不少成功的企业家都曾经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中国经济周刊（2004）还在当年第30期的封面文章中列举了十大复转军人企业家，其中包括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华远的任志强、华为的任正非、杉杉的郑永刚、中远置业的徐泽宪等，此文还同时提供了另外40位成功的复转军人企业家的企业名录。在我们的数据里，有8%的企业家报告了自己的参军入伍经历。当然，必须要承认，尽管可以猜测军队的经历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组织纪律观念，并且可能影响企业家对企业的管理，但是，在研究中还不太清楚企业家参军入伍对企业发展是否有帮助。也有研究发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也可能会影响人后来的表现，包括收入。上山下乡的经历可能培养了这些人在逆境中拼搏的精神，也有可能有利于个人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家的这些经历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是一个有待于研究的主题。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有大约21%的企业家经历过上山下乡。

经济学自从引入人力资本概念之后，便一直将经验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对于特定企业来说的特殊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常常是无法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而只能在工作中“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对于企业家而言，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尤其重要。与通常文献用“工作年数”来度量经验不同的是，我们还在调查中考察了企业家在本行业和本企业的工作经验，来度量企业家所具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平均来看，企业家进入本企业前在本行业工作年数和在本企业工作年数都超过了8年。在第3章中，我们的有效样本中有23.63%的企业有3—5年的历史，37.47%的企业有6—10年历史，而24.40%的企业有10—20年的历史，而且有75.59%的企业家都参与了本企业的创立过程。由此可以推断，大量的企业家都直接参与了企业的发展过程，并且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

二、企业决策

在本章的第一节，我们已经说明了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的决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中国的环境下，面对企业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动和不确定性，企业家的决策有集中化的特点。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在我们的调查中，的确有超过40%的企业回答，对于企业的人事任免、生产管理收入和福利分配等三个方面的企业重大决策，是由主要领导做出的，另有超过1/3的企业声称这三类决策的决策者是领导集体（参见表2.8）。

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的系列调查中能够看到私营企业决策者的变化趋势。从总体上来看，不管是重大经营决策还是一般管理决定，似乎都是企业主本人，或者主要投资人是决策者。虽然从趋势上来说，董事会越来越多地在企业决策中发挥作用，但根据2006年调查的数据，仍然有超过1/3的企业声称企业主本人，或者主要投资人是企业的决策者，而且在有数据的年份里，由企业主本人或者主要投资人作决策的企业始终多于由董事会作决策的企业（参见表2.9）。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具有指示型决策方式的企业家所在的企业绩效更好，与上述结果是一致的。

在企业中企业家的重要性难免使得企业家超负荷工作。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90%的企业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而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的企业家超过55%，甚至有超过20%的企业家声称自己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参见表2.10）。

三、政企关系

由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紧密，企业必须与政府的各个相关部门打交道，平均来看，每个月，企业都需要与工商、税务、劳动保障、环保、质量检查等部门打1次以上的交道，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的次数接近2次。同时，企业还需要接待政府部门的“造访”超过2次（参见表2.11）。在我们调研的企业中，尽管有44%左右的企业认为与政府打交道形成的负担对企业来说比较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另有大约1/3的企业认为这种负担对企业来说“一般”，但是，仍然有大约22%的企业认为此类负担偏重或者很沉重。而且有21.5%的企业认为此种负担有越来越重的趋势（参见表2.12）。

除了企业与政府部门直接打交道以外，企业还向政府交纳各种“费”。有研究指出，中国存在着中央政府从地方财政、从预算外征收更多的费的倾向，并且再三地任意利用行政命令重新确定分配规则，把更多的财政负担推给地方。预算外和体制外的收费侵蚀了税基，导致更大的预算赤字，结果只能是征收更多的杂费。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财政集权的改革，使这种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陈抗等，2002）。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提供的数据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私营企业的交费负担的变化，从交费金额和交费占销售额的比重两项指标的中位数来看，企业的交费负担似乎有所减轻（参见表2.13）。如果分交费、摊派和公关招待来看私营企业的“三项支出”，企业的相关负担在2003—2005年间也有所下降（参见表2.14）。但是，这份报告同时也指出，私营企业“三项支出”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东部的“三项支出”有所下降；在中部，只有公关和招待费有所下降；在西部，只有摊派有所下降，其他都有所上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

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所说的那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特殊的交易。企业在付出税费和“招待”的时候，企业也得到了它们想得到的东西。只不过，在这样的交易过程中，价格机制的作用被扭曲了，价格不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除了如金融这样的资源之外，企业还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解决纠纷的帮助。一项对长三角企业的调查显示，虽然有53.3%的企业选择“与纠纷方直接谈判解决”作为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方式，36%的企业选择“通过中国内地司法途径”，但同时仍然有9.6%的企业选择“通过当地政府行政干预”,12.1%选择“通过私人管道（如内地合伙人）”。有趣的是，相对于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显然更多地选择“通过当地政府行政干预”来解决纠纷，而选择“通过当地政府行政干预”来解决纠纷最多的竟然是外资企业（王于渐等，2007）。

四、企业的社会网络与政治纽带

在这里再次引用一下Wank（1995）的一句话是合适的，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联盟“是根植于相互熟悉、相互信任的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因为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实际上往往具体化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互动，因此，这充分地表明了市场机制非匿名的那一面。曾驭然（2006）在对珠三角企业的研究中将企业家区分为多数主义、少数主义和中间主义三个群体。相比之下，多数主义这一群体的企业创新能力最强，最依赖网络、利用最大数量的外部联系，并且愿意最大限度地信任陌生人和正式制度。她还发现：“这些企业的老板大多与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建立在微观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调研中的发现是多数主义企业的老板与政府部门人员在工作之外的交往最频繁，并且工作之外活动的重要性也最明显。同时，这部分的企业老板大多表示‘关系是第一生产力’或‘关系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获得政治纽带对企业主参与决策是有利的，敖带芽（2005）的报告称，在市政建设、环保、税费征收、就业措施等公共决策方面，私营企业主最可能选用的表达意见的做法中，属于前三位的依次是：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通过新闻媒体反映，直接向政府领导反映。曾驭然（2006，第103页）还提供了两个案例，说明了企业家如何利用与政府的关系来帮助解决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纠纷，以及如何通过与政府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获得广东省中小企业局的免息贷款。在这一小节，我们来解剖一下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和政治纽带。

在我们自己对所调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进行统计后发现，有28.4%的企业家是中共党员，1.3%的企业家为民主党派。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占全部企业家的19.97%，而在行业协会、商会等任职的企业家则占22.78%（参见表2.16和表2.17）。

我们再通过表2.18来看一下私营企业中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和政治纽带的状态及其变化。数据显示，在1993年和1995年的调查中，有大量的企业主的朋友为各级干部，也有大量与企业主关系最密切的亲戚为各级干部，而且相应的比例在城镇更高。从企业主自己的情况来看，也有大量企业主在开业之前是各级干部，同样，这一比例也是在城镇更高。从趋势上来看，在2000年以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在开业之前是各级干部，之后，该比例有所下降。陈光金（2005）的报告中称，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干部的优势并未丧失，可能还有所扩张。在1992年以前，私营企业主开办本企业前的最后职务为国家干部（包括军官，但不含村干部）的人所占比重为13.7%，到2000—2001年间，此比例提高到了16.8%。私企业主开办本企业前曾经当过的最高级别的干部在科级以上的，在1997年占11%，在2000年上升到14.4%,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15.3%。

对于企业家的政治纽带和参政议政来说，2001年7月1日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私营企业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之一，“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里来”。江泽民同志这一讲话精神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这是继党的“十五大”肯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进一步肯定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2002年之后，民营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有大幅度的提高，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比例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似乎参加工商联的比例有所下降，这或许说明，不同的政治纽带之间出现了相互的替代。陈光金（2005）的报告中称，在1985—2002年间，开办企业之后入党的业主人数总体上呈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2002年，有近20%的党员业主是在开办私营企业以后入党的。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1997—2004年间，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比例从10.3%提高到了18.2%，担任政协委员的比例从22%上升到了30.6%。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在地方党政机构中任职，1997年，该比例为2.3%，到2002年，该比例（不含村级党政组织任职）上升至3.3%。

另外，从表2.18中仅有的1995—2000年间的数据来看，企业主参加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意愿有所下降，我们的解释是，如果参政议政的实现可能性提高了，那么，对于没有实现参政议政企业主来说，有相应意愿的比例更低是可以理解的。这项调查也收集了企业主对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手段的看法，这一选项没有明显的趋势。从不同选项之间的比较来看，大量企业主选择的是“尽量扩大企业规模”，但也有大量企业主选择了其他选项，包括入党、担任人民代表等、担任政府职务、与政府（党政）领导多联系，在2006年的调查中，选择这几项的企业主都超过了20%，这些选择均与政治纽带有关。还有一个调查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企业主对自己在收入、社会声望和政治参与方面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有些意外的是，在收入方面，企业主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是越来越低的；在社会声望方面，总体上来说，企业主对自己的评价也是逐渐降低的；而在政治参与方面，相应的评价有所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