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受北大出版社的委托，让我主编一套中青年刑法学文库，以展示我国刑法学人在刑法领域取得的前沿成果。

我国现代刑法学研究，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以来，正好历时三十年。三十而立，不仅对于一个人来说三十岁是事业有成的时候了，而且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三十年也应当迎来成熟的季节。可以说，我国刑法理论是伴随着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发展而不断成长的，是跟随着刑事法治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深化的。在各部门法学科中，刑法学科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的一个学科。以人才而言，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刑法学人老中青三代正好形成了一个学术梯队。老一辈刑法学人以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储槐植教授等为代表，以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为契机，在我国刑法的学术复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我国的刑法学术在中断了二十多年以后得以薪传，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现在，老一辈刑法学人均已是古稀、耄耋之年，仍然以一种老骥伏励志在千里的精神，继续为推进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而不遗余力发挥余热，其志可嘉。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作为法制恢复重建以后的第一批法科学生，赶上了法学事业的黄金季节。以我为例，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建立学位制度以后的第一届硕士生，设立刑法博士点以后的第一届博士生。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我们占有天时地利，逐渐成长起来。以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为标志，我们进入了刑法的学术舞台，逐渐成为主角。转眼之间，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已经年过半百，回想起十多年前还被人称为后起之秀，感觉真是岁月催人老。我高兴地看到，比我们更为年轻的一代刑法学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思想之开放、视野之开阔、方法之先进，都要超过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已经展现出其学术魅力。正如季节变换，学科发展也是有其规律的。学术的更替、思想的嬗变使新一代刑法学人以一种新锐的态势脱颖而出。作为过渡的一代刑法学人，我们承前启后，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学术使命。

近年来，我致力于推动刑法知识的转型。我以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刑法学科发展的重大课题。人总是在保持现状与追求变革之间纠缠与纠扯，在学术上也是如此。保持现状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地基，我们就连站也站不稳，因此对于现状的保持始终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但是，人又总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具有追求变革的天性，否则人类社会就不会发展了。追求变革必然会打破现状，在破旧中立新。学术何尝不是如此？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既有的理论范式已经难以容纳知识的增长。这时，就抵达了知识变革的临界点，只有通过范式转变才能为知识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我国现有的刑法知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苏联引入的，此后在老一辈刑法学人的努力下，逐渐完成了刑法知识的本土化，为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我认为，这套刑法知识话语存在着一些非科学的缺陷。以犯罪构成为例——这是刑法知识的核心，现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混乱，是对其进行简单的调整所难以克服的。因此，我力主引入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对此，许多人表示怀疑与质疑：现在这套犯罪构成理论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照搬德、日的犯罪论体系？确实，这是一个需要作繁复的解释与详细的论证才能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在定罪过程中，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类型判断先于个别判断，这些规则都是为保证定罪的准确性所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定罪的基本思维方法，其功能正如同形式逻辑之于思想。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并没有坚持这些原则，而是存在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混乱、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的混淆、类型判断与个别判断的混同。我之所谓引入德、日的犯罪论体系，实际上是指引入这些定罪的基本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建构犯罪构成体系，就获得了德、日犯罪论体系的精髓，因而具有可行性。当然，刑法的知识转型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这种知识转型的必然性仍是我所秉持的信念。

中青年刑法学文库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园地，她吸引那些在刑法学术领域已经取得一定学术成果的中青年刑法学人，将已有的学术成果经过整合与提升，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人才是第一位的。除了个人努力以外，我们的社会应当为人才的成长提供更为宽松有利的学术环境。北大出版社本着出书出人的宏远宗旨，为我国中青年刑法学人提供出版资源，这是令人感动的。作为主编，我尽量地将有价值的刑法学人与学术成果推荐给出版社，从而使这套中青年刑法学文库成为展示我国中青年刑法学人的一流学术成果的橱窗。但愿本套丛书的出版为我国刑法知识的转型提供理想图景。

是为序。

陈兴良

谨识于北京海淀锦秋知春寓所

2008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