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族得名与部族政治体的发育

卜弼德（P.A.Boodberg）总结游牧组织及个人得名的七个来源，其第三项即是official titles，特别是部落首领在游牧国家组织（如单于庭、可汗庭等等）里的政治职位（注：Peter A.Boodberg，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No.3/4（1936），p.306.See also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pp.240-264.）。Lindner在他那篇讨论游牧部落定义的著名论文中，明确指出游牧部落的Identity来自其政治首领（注：Rudi Paul Lindner，What Was a Nomadic Tribe？i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4，Issue 4（Oct.，1982），p.701.）。Golden也说，当游牧部落组织发生政治重组的时候，其军事领袖在决定整个集团的Identity方面变得至关重要，尤其表现在部落名称上面，比如奥斯曼得名于部落首领Osman（Osmanl是首领名Osmân加上了一个后缀，意思是“Osmân的民众”）（注：Peter B.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Verlag，1992，p.5.）。可见许多研究者早就注意到，游牧部族的政治体名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政治体的政治领袖。

问题在于，游牧政治体政治领袖的名称，又是如何获得的呢？根据我们对内亚民族政治名号分化问题的研究，游牧政治体的政治领袖，在获得某一新的政治职位时，他的称号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新称号中，既包含了他所担任的新职务（官称），也包含了专属于该政治领袖个人的新美称（官号）。新的官称与官号，共同构成了该政治领袖的Identity，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官号而不是官称。本文前面对拓跋及其他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得名由来的研究，也显示了部族首领的官号转化成为部族名称的普遍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古时期北族部族得名的一种机制：部族首领的官号，成为人们称呼该首领的主要名称，官号转化为该首领实际行用的名称；该部族首领的名称，又成为外部世界（与该部族相对应的其他游牧部族及农耕社会组织）称呼该部族的主要名称，经过一段时间，起于他称的这一名称最终为该部族内部所接受和认同，从而凝固成为该部族的正式名称。

举一个例子，吐谷浑正式成为部族名称，在吐谷浑之孙叶延时。据《宋书》：“（叶延）自谓曾祖弈洛韩始封昌黎公，曰：‘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为吐谷浑氏。”（注：《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第2371页。）这显然是以华夏传统附会吐谷浑部族之得名。根据我们的研究，吐谷浑与暾欲谷是同一个词，即Touquq，而Touquq作为北族的一组官号，是由暾（即吐，ton）和欲谷（即谷浑，juquq）两个官号联合构成的（注：参看本书《再说暾欲谷其人》一章。）。吐谷浑在世时，其部落由其名称（即官号）已暂时获得吐谷浑之名，不过这很可能仅仅是他称，而不是自称。吐谷浑去世后，也许周围诸部对吐谷浑部的称谓并没有改变，原来的他称由此得以强化，促使吐谷浑部族内部开始接受这一称谓，并使之变成自称，到叶延时候才正式予以确认。与此相应，拓跋、秃发、慕容、乞伏、乙弗、贺兰诸部的得名，也大致走了同一路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3世纪后期吐谷浑率领他的部落远徙青海，到8世纪中期慕容兆即位，近五个世纪的时间内，吐谷浑共传十九代二十六主（注：周伟洲：《吐谷浑史》附录一与附录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然而，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首领，内部结构及构成必已发生众多变化的吐谷浑政治体，却始终保持了“吐谷浑”的国族名号。也就是说，吐谷浑之后的二十五任首领，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Identity（无论是个人的名字、官称还是官号）作用到其政治组织的Identity之上。中古时期其他北族的政治体也有类似的情况，看不到一个已经以某一名号为世所知的部族，会因为新的政治首领而改换其部族名号。这说明，部族名号既有随部族政治首领的改变而改变、富于变化和不稳定的一面，又有在某一政治体内长期延续、相当稳定的一面。这种相互对立、却明显共存于北族政治传统之内的两面性，又当如何理解呢？

我认为，北方部族政治传统中的这种两面性，并非同时共存的，它们分别是部族政治体的政治发育处于不同阶段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

研究国家形成理论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类学家，都同意早期社会政治体演化过程中，从较低级别如氏族（clan）或群队（或译作游团，band），经部落（tribe）阶段，向部落联盟（tribal confederacy）或酋邦（chiefdom）演进，最后上升到原始国家阶段，这个演进过程并不单单是数量的累积和规模的扩大。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涉及社会内部构造与政治权力关系的重组。Krader指出，群队阶段社会统一的宗教表达方式，明显不同于国家阶段社会统一的表达方式；国家阶段的区域统一也不同于群队阶段的区域统一；比起简单社会来，国家阶段社会控制的技术，在功能和意义上都有显著的变化（注：Lawrence Krader，Formation of the Stat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8，pp.108-110.）。Krader还举出成吉思汗大札萨对于牧民家庭事务的干预，说明国家阶段，政府增大了权力和责任，家庭相应地减少了自治权，因而可汗统治的后果便是家庭不再是帝国中的帝国（an empire within the empire）（注：Lawrence Krader，1968，p.92.）。

人类学家把酋邦或原始国家之前的社会阶段（群队和部落阶段），看作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注：Elman R.Service，Profiles in Ethnology，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78，pp.4-6.）。平等社会同时也是分散社会（Segmentary society）（注：关于分散社会的研究和表述，除了本文列举的Service的论著以外，还请参看Paul Dresch，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rse Events Take in Segmentary Systems，American Ethnologist，vol.13，no.2（May，1986），pp.309-324.），而分散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不稳定的。Service指出，平等社会在血缘系统上维持较久的联系，氏族结构相对稳定，但是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关系却十分不稳定，几个氏族为了某种共同的目标（仪式、节日和战争）会暂时联合起来，但第二天就可能分崩离析，回归分散状态（注：Elman R.Service，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75，p.65.）。即使同为分散社会，在部落和群队两个阶段，社会内部的构造又有不同，比如，“氏族在部落社会中的地位就不如世系群那么重要”（注：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只是在这两个阶段，都不存在真正有权的政治职位，首领仅仅是个人的、为某一具体缘由而设的、charismatic型的，首领仅仅是某种个人影响，某种顾问（注：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econd ed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62，p.103.）。东汉乌桓“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注：《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79页。），“大人”是凭借个人才干推选出来的，其政治权力不能世袭，主要功能对外是作战，对内则是调解利益纷争。显然这里只有平等社会的特征，还没有进入酋邦阶段（注：谢维扬认为这些记载所反映的东汉乌桓已经处于较发展的酋邦阶段，见所著《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08—509页。）。在平等和分散社会里，政治权力是不稳定的。用Service的话来说：“权威与平等必不相容，因为真正的权威依赖于等级制度（hierarchy）。”（注：Elman R.Service，1975，p.53.这里借用了易建平对这句话的翻译，见前引易建平书，第168页。）只有进入酋邦和原始国家阶段以后，等级制度和永久性的社会分层才得以形成，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也才趋于稳定。

前面所讨论的部族名号的两面性，即既有富于变化和不稳定的一面，又有在某一政治体内长期延续、相当稳定的一面，所反映的恰恰是平等社会向酋邦和原始国家过渡时期，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其相互对立的不稳定性与稳定性，所对应的正是不同社会阶段政治构造的基本特征。部族名号的迁改无常，是因为部族首领的政治权力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而且部族政治体本身也常在聚散生灭之间。东汉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注：《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第2979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较为稳定的部族名号，反映的是较为高级的政治体发育阶段，这个时候，世袭权力和等级制度保证了单一政治体的内在凝聚，社会分化使政治结构的稳定能够超越个体的生命周期，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方式（继承制度）保证了政治体的连续和统一（注：Elman R.Service，1962，p.146.）。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发达、越高级的政治体，其内在结构的稳定就越持久。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在名号上所反映出来的稳定的一面，说明这正是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达到较高阶段、发生转折的时期，因而对于北方各部族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时期。

从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知道，魏晋鲜卑诸部得名所自的那些部族领袖，都可能处在该部族政治发展史上某个特定的时刻。“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的时期，陇西鲜卑的政治发育还远远不能与后来的西秦国家相比，但是他统一了陇西鲜卑各部，率领陇西鲜卑在陇山前后立足，因此他才是领导了陇西鲜卑走出部落阶段、进入酋邦时代的部族英雄。莫护跋当然比不上后来慕容廆的功业显赫，他那个时期辽东鲜卑的政治发育也无法与前燕建国时期的慕容部相提并论，但是，很可能正是莫护跋开创了慕容部的酋邦时代。如果我们前面有关拓跋得名于拓跋力微可汗号的猜想是有道理的，那么与乞伏、慕容的例子就非常契合。正是力微在位期间，拓跋部走出了部落阶段，从而揭开了拓跋酋邦时代的新篇章，对北魏直勤制度的考察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注：参看本书《北魏直勤考》一章。）。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也许，本人的Identity（主要是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竟然发展成为部族名称的那些人物，基本上也都是把本部族带出部落阶段并开启酋邦时代的英雄。给本部族的Identity打上最鲜明印迹的人，是酋邦时代的第一批英雄，而不是后来那些更高级政治体（国家）的创立者，这是我们应当特别留意的。

现在已知的魏晋鲜卑诸部，其得名差不多都在魏晋之际。这是不是说明，魏晋之际才是鲜卑各部的政治发育发生重大飞跃的时刻？我认为，有两种历史因素对于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影响最深。首先是檀石槐的军事大联盟。史籍所见第一个鲜卑高级政治体，是汉末檀石槐所建立的规模巨大的军事联盟（注：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79—188页。）。但这个联盟随着檀石槐的死去而解散，说明这个政治体的性质显然还不是较发展的酋邦或原始国家。但是，檀石槐死后他的儿子曾经短暂继位，说明世袭制度的存在，这已经不再是部落阶段的特征。而且，史书所谓“自檀石槐死后，诸大人遂世相袭也”（注：《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第838页。），又证明檀石槐的政治遗产对于草原部族政治发育的影响，是何等深刻而持久。我们看到草原上鲜卑诸部久已积蓄的政治能量，正在转化为鲜卑各部族政治体发育和演化的强大动力。檀石槐当然不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启动者，但他和他的大联盟的出现，无疑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檀石槐之后，深刻影响了鲜卑各部政治发育的另外一个历史因素，就是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重点关注的乌桓。幽州长城地带的乌桓早在东汉末年已经形成几个重要的政治集团，据《三国志》：“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注：同上书，第834页。）这时的幽州乌桓政治体已经处在发达的酋邦阶段，很快就要进入原始国家了。虽然幽州东三郡乌桓遭受曹操的毁灭性打击而中止了政治发育进程，但从这些高级政治体流散出去的种种政治和文化因素，帮助了社会及政治发展相对落后的鲜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田余庆先生所揭示的拓跋鲜卑与乌桓在代北地区的长期共生（注：田余庆：《拓跋史探》，第108—203页。）。

从十六国北朝鲜卑诸部的发展概貌推测，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不是个别部落、个别地区的偶发现象，而是遍地开花、杂彩纷呈的。部落与部落之间，酋邦与酋邦之间，原始国家与原始国家之间，以及鲜卑与乌桓之间，鲜卑与其他北族之间，蒙古语族群与突厥语族群之间，重组、融合的历史浪潮席卷了一切，改造了一切。等到拓跋珪建立北魏时，在拓跋鲜卑统一的旗帜下，已经整齐地排列着此前二百多年间为各自部族的前途而奋力打拼的鲜卑各部的人民。曾经的部族结构已不复存在，与这些部族结构一同消失的还有各部族、各政治体的历史记忆。剩下来的只有很少一些正在变色的历史印记，偶尔让他们回忆起祖先的光荣。为数不多的印记中，来自早先部族名称的姓氏，是他们赖以记忆各自部族历史的重要凭借。可是，这些多音节的、不符合华夏传统的姓氏，在不久以后也将会被放弃，而代之以华夏式的姓氏，并附以崭新的、与炎黄血统相联系的历史记忆与谱系清单。新的记忆取代了旧的记忆，草原部族的后代与草原历史的联系，至此已经几近于无。而那些即将被放弃的姓氏，即以前草原上各个部族的名称，与魏晋鲜卑诸部那些开创了大时代的马背上的英雄们之间的联系，慢慢地也会被时间的烟尘所遮盖。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