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1924年 三十一岁

1月中旬 和国民党部分代表乘轮船离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20日—30日 作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参加。大会由孙中山主持。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以及新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等，确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委员，沈玄庐、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候补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

1月28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予以反驳，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多数代表的支持。毛泽东适时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大会否决。

1月29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毛泽东发言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比例选举制的议案，未被通过。

1月3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孙中山致闭会词，他说：这次会议“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1月31日 出席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孙中山主持。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决议设立中央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主要组成情况是：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为秘书；廖仲恺任工人部部长，冯菊坡为秘书；林伯渠任农民部部长，彭湃为秘书；戴季陶任宣传部部长；邹鲁任青年部部长；曾醒任妇女部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部长。）。会议还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二月六日会议闭幕。

2月9日 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讨论十项提案。其中有毛泽东提出的四项议案：（一）重要市县党部及区党部宜有经费补助。理由：“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市县党部区党部之二级（实在的党部）非补助经费必无办法必难发展”。“而市县党部及区党部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省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地之特别区党部。（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实际组织时，应注意事实上之需要。理由：“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上述四案，除第二项未通过，其余三项分别交预算委员会审查或交中央执委会参考。

2月中旬 从广州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在闸北区三曾里。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代表青年团中央）四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派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共产党人参加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

2月25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胡汉民任组织部部长，毛泽东任秘书；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任秘书；于右任任工人农民部部长，邵力子任秘书；叶楚伧任青年妇女部部长，何世桢任秘书；茅祖权任调查部部长，孙镜任秘书。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共产党人都在执行部任职。

3月6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决定，以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着手的一般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并主持这项工作。

3月9日 在上海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出席上海各公团追悼列宁大会。到会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上海区委、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三十余团体的代表三百余人。

3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因到会人数不多，改为谈话会），作上海执行部自三月一日开始办公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央党部组织部曾发出第一号通告，要求旧党员重新登记（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说：“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事项；并决定印传单、出特刊悼念列宁。

3月14日 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接待由中共北京区委派遣来沪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的中共党员张隐韬、杨其纲等。

3月16日 为长沙文化书社邮购图书事，致信上海民智书局，请将配好的书经汉口转交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3月20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讨论在上海大学设立“现代政治班”问题，召集区党部、区分部执行委员解释国民党宣言及章程问题。会议就祥经丝厂女工被烧死事件，决定通告闸北区党部，以该区党部名义，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积极进行争取工人应得权利的斗争。

3月 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接待了郭一予、陈作为等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的考生（据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郭一予写的回忆《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中说：“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党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了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我们于三月底参加长江流域和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也是秘密进行的。”）。考生在三月底进行数、理、化各科复试，录取者发给旅费和证明书，赴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

4月19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通告指出：“五一”纪念，在可能的范围内，召集工人演讲会，向工人讲演“五一”的历史及中国国民革命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关系。“五四”纪念，以学生为中心，必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五五”纪念，应集合党、团员同志，由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五七”纪念，务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口号是：否认“二十一条”，取消租界，废弃不平等条约等。

春 和罗章龙并邀在上海松江中学教书的侯绍裘（侯绍裘，当时任国民党上海第4区党部负责人。）一道，由黄浦江边码头乘小艇到松江县，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5月5日 在上海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孙中山寓所（今中山路故居），出席为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行的庆祝集会。到会的国民党各区党部代表三百多人，上海执行部成员邓中夏、张继、胡汉民、汪精卫、向警予、毛泽东、沈泽民、邵力子、戴季陶等在草坪合影留念。

5月10日—15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作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等。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经验，提出国民党有两派力量，左派和右派。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同时，会议特别强调今后在国民党中的工作以宣传工作为主，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一大”宣言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会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的重要性，说明产业工人是我们党的基础，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是“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在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5月19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十四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对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逮捕汉口国民党执行部许白昊、刘芬（许白昊，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刘芬，即刘伯垂，当时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等七人事件迅速表示抗议，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

6月初 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五八三弄）。杨开慧除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等，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具呈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7月21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说：“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通告指出，“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是，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为此，通告提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五项具体措施。通告特别提出：“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7月 由于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经常发生分歧，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领导文书科工作，另推荐中共党员张廷灏继任组织部秘书。

8月31日 签发中共中央给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通知说，为准备召开第四次全国大会，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的各种政策、各种实际工作，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局。个人有特别意见的，可以写成书面意见，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拟将各地讨论的意见，在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决议讨论的材料。

9月10日 为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开展宣传运动，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七号通告。通告指出：“此次江浙战争（指1924年9月3日占据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而爆发的军阀战争。后因直系军阀孙传芳出兵助齐，卢兵败下野。），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只有增加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对时局宣言（即1924年9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通告号召：“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

9月15日 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各地同志对通知中所列议案和前次扩大委员会所作各议案，详加讨论，尽量发表意见，将讨论情况和意见于十一月一日以前汇交中央局，在党报上发表。

9月25日 为加强党内教育和党外宣传工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通知说：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

9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信，对团中央局提出的三点意见，作如下答复：“第一点，系因和森（和森，即蔡和森，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现推德隆（德隆，即项德隆，又名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工会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同志出席。第二点，C.P.（C.P.是英文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中央自有自由调遣其党员之权；至张伯简（张伯简，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向导》周报出版发行工作。1925年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候补中央执委。）同志应否改在C.P.中央长期作事，俟稍后决定了自当通知S.Y.（S.Y.是英文Social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局变更前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赵世炎，刚从苏联回国。当时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接办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仁静（仁静，即刘仁静，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可返沪，并未变更前议。”

11月1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二十一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党内组织工作。指出：“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通告要求纠正以上缺点，并提出具体措施。六日，在第二十一号通告上，附加一段话：“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11月13日 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共商国是之邀，偕夫人宋庆龄离开广州北上和谈。途经上海时，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领衔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十四人，联名致信孙中山，反映上海执行部的经费自八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要求派员解决。

12月 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湘疗养。年底，偕杨开慧等回到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