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绣文同志的创作友谊
我认识舒绣文同志，是在一九三六年上海的初春。那是一个细雨蒙蒙、寒冷的下午，我看完了木刻版画展览走回辣裴德路颖村，刚进弄堂口，迎面快速走来一位穿着短到膝盖的花旗袍的姑娘，她上身罩了一件宽大的西装上衣，光着两条小腿，脚上穿着三粒按扣的高跟套鞋，撑着一把夏天用的西湖花绸伞。
“啊！你是……”
我被这突然一叫，搞得呆住了。
“我昨天看了你的周萍，章曼苹演四凤，你们中旅（中国旅行剧团）这出《雷雨》很不错……”
“啊……”我的脸红了，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因为那时我才从北京来，没有见过上海的世面，北京的女士们可跟这位上海的不一样。但是她却说着一口纯粹流利的北京话。
她见我有点紧张，便莞尔一笑走了。
我回到剧团，把这事跟章曼苹说了。
“这一定是舒绣文，就住在这个弄堂里，她也在中旅待过。”
章曼苹过去跟她很熟，第二天便带我去她家，她住颖村4号，中旅在24—26号双套房。这房子本来是欧阳予倩住的，中旅来到上海，他便搬回江湾去，将这里让给中旅。
舒绣文正在灶壁间捅煤球炉子，见我们去了，便嚷着说：“你们来了，快上楼坐。”章曼苹给我们介绍，“绣文姐这是……”
“咳，不用啦，昨天已经认识了，快上去，我就来。”
我们走上楼，亭子间的门开着，里面说说笑笑很热闹。左明（著名的南国艺术剧社的小丑）看见了，便拉我们进房去。小屋里原已挤了好几个人，我们再进去便大有人满之患了。左明说：“都是自己人。天一公司要把浅予（叶浅予）的《王先生》（连载漫画）改为电影。喏，这就是演王先生的汤杰。这是演小陈的曹雪松。这位小妹妹叫李琳（孙维世）演阿媛。噢，还有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大导演文逸民。”
舒绣文提着开水壶上来了，她见这么多人挤在七八个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便说：“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快到我房里来吧。”大家便拥到她的前楼去。地方也不大，不过十四五平方米，但收拾得整整齐齐，玻璃窗擦得通明锃亮。她忙着泡茶，左明向汤杰使了个眼色说：“茶不要泡了，快点煮饭吧。”曹雪松、文逸民也说：“绣文烧得一手好菜，今天大家有口福啊。”舒绣文大概没提防他们会来这一手，但随即机灵地一笑，爽快地说：“好吧，今天我请客，大家每人出一块钱。”又对左明说：“你是李琳的老大哥，又是《王先生》的导演，小妹妹的一份应该由你出。”左明已经拿出一块钱，又要加一块，叫苦不迭：“我出两只洋啦。”汤杰作出王先生的滑稽表情，用江北话说：“这叫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舒绣文举着收来的五块钱，望着那四位男士哭笑不得的表情，用上海话说：“上海有句话，叫做老鬼失胚。”说完放声笑了起来。
我和章曼苹两人口袋里分文不名。因为中旅虽然名为职业剧团，可是没有薪金的，大家吃大锅饭。如果今天演出，与剧院对半分账，剧团要分到三百元就发给每个团员一元钱。卡尔登戏院九百个座位，最高票价一块钱，最低的三角，平均七角钱，要卖到全满座，剧团才拆到三百元多一点儿。如果只卖到九成五的座儿，团员就得不到一块钱。舒绣文是中旅出来的，当然明白，便说：“你们俩不要出钱了，我们罗汉请观音。”章曼苹和我有点难为情，推说“还要排戏”，就走了。
过了一个月的一天，舒绣文来找章曼苹，告诉她：“左明说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要找陶金拍戏呢。”我当时正在中旅参加《茶花女》、《雷雨》、《少奶奶的扇子》、《复活》等几个戏的轮流演出，一下走了谁来替我呢？舒绣文觉得有道理，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事也凑巧，有一天唐槐秋很紧张地找我谈话，因为我写了一篇杂文，发表在茅盾主编的《申报》副刊上，内容是如实叙述一二·九之后我在北平被宪兵队胡乱抓进监狱的事。唐槐秋深怕此事会连累中旅剧团。我们将这次谈话告诉了舒绣文，她心直口快地说：“怕什么？特务到处乱抓人本来就不光明。你越怕它，社会就越黑暗。”过了几天，章曼苹由欧阳予倩介绍进了明星公司，我便与天一公司签了合同，一块儿离开了中旅。
和绣文同志认识之初给我的印象是：爽快、机灵、热心、正直和一口纯粹流利动听的北京话，这在当时的影剧坛上可以说是独一份儿，多的是杂七杂八的方言撇着北京腔。
左明曾告诉我们：舒绣文可不简单，她先后在集美、五月花、春秋、中旅等好几个剧社服务。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她积极地为进步的戏剧运动工作，又随着话剧演员进入电影界，跟左明、金山、金焰、陈凝秋、郑君里、赵丹等一批人参加了天一和明星影片公司。
那一年冬天，我有幸和舒绣文一同演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她演一个专制残酷迫害儿媳的俄罗斯婆婆，赵丹演她的傻儿子，我演她儿媳的情人。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影剧人大部分撤退，分别进了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厂。
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我和舒绣文在中制同台演了两个话剧，使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建立起艺术的友谊。第一个戏是曹禺编剧、史东山导演的《蜕变》，她演丁大夫，我演梁专员，同台演员有石羽、章曼苹、陈天国，还有当时还是孩子，现在已经是著名提琴家的杨秉荪等三十多人。这是一出揭露国民党后方医院的腐朽制度以及行政领导贪污行贿、盗卖药品、残害伤员的非法行为的戏，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整个机构的黑暗和官员们的官僚腐败。舒绣文非常用功，在对台词阶段就很严肃地进入了角色，进入了戏的规定情境；到走地位排演时她便以丁大夫的思想感情、语言动作出现在一些细节和人物关系之中了。我做不到，我是在逐渐试探、适应、修正的过程中培养出人物雏形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在正式演出的第一场，经过化装、服装的打扮，她一出场，便使我看到了一位想象中的老年女医生，逼真极了。戏演下去，我再也分不出这个老医生、外科专家什么地方是舒绣文的，什么地方是丁大夫这个人物的了，她们是那样有机地融为一体。随着剧情的发展，我只感觉到有一位救死扶伤的忠诚的老医生站在我面前，为找不到药品不能救护伤员的生命伸出颤抖的手求援，这双手像一块通红的铁烧烤着我的心，她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舞台上的我肃然起敬，并激起了我的义愤，使梁专员爆发出雄狮般的怒吼：“必须砸烂这套机构，来一个彻底的改变！”舒绣文是如此善于运用自己的感情去激发对方的感情，把戏剧的矛盾冲突一步一步推向高潮。舒绣文的表演不太考究一招一式和形体、声音上的装饰，她是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让观众与舞台上的我同时看见剧中人那颗跳动着的心。这样的表演征服了我，我们之间结下了真正的创作友谊。
我们在中制合作的第二个戏《蓝蝴蝶》，是由陈铨教授编导的。他是一位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教授，《蓝蝴蝶》便是他的反动哲学在戏剧上的体现。制片厂的特务厂长指定舒绣文、路明、陈天国和我扮演主要角色。我们先是拒演，后又采取怠工、磨洋工的策略对付。特务厂长气坏了，打报告给军事委员会，要把我们抓进监狱。政治部派戏剧课长来疏通，告诉我们当时国共关系紧张，特务到处抓人，劝我们不要吃眼前亏。我们被迫勉强答应，演出的第一天，剧场照常是客满。我见来了这么多观众来看这出反动戏，心里气愤，思想开了小差，说台词也牛头不对马嘴，一会儿冷场，一会儿忘词，后来我想笑，忍不住笑就在舞台上转圈子。舒绣文先是焦急地申斥我：“严肃点，别笑！”她愈叫我别笑，我愈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她背转身严厉地骂道：“疯啦？你要砸了自己吗？认真点！”我对她瞪眼说：“越认真严肃就越砸！”她愣了一下，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同台的路明、陈天国也都笑起来，笑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观众看见我们在台上如此胡闹，都不满地喊嘘、骂人，有的则愤愤走出剧场。我们勉强把戏拖到闭幕，台下已经没有几个观众了。这出《蓝蝴蝶》就这样以大失败告终。舒绣文伤心地在后台哭起来，我安慰她：“今天这台戏砸了，观众最后会原谅我们的。”
第二天，特务厂长把我们十几个主要演员叫去训话、骂人，并威胁说：“你们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干事，没有良心！你们里头有共产党，搞破坏！”过了几天，章曼苹和我便请了长假，离开重庆到成都去了，绣文拉住我们的手亲热地说：“后会有期。”不久，她也离开中制参加了应云卫组织的中华剧艺社，演出了翰老（阳翰笙）的《天国春秋》。
抗战胜利后，我们都回到上海。大难不死，绣文与我们重又相会了，她与我合演了杨村彬的《清宫外史》和宋之的编剧、洪深导演的《春寒》两个话剧，又合演了两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与《凶手》。一九四八年我和她先后去到香港，她主演欧阳老编导的《恋爱之道》。我去看望她，她把她的父母介绍给我，说：“父母养我十几年，抗战期间，把他们丢在乡下受苦，我做长女的对不起两老啊。”一九四九年金山来到香港，让我约绣文出来谈话，不久绣文便坐船经天津回北平了。临别时，她握着我的手热切地说：“希望不久就能见到你，一块儿演戏。”我一九五二年回到上海，虽然经常和绣文见面，也一同参加政治学习，但是，再也没有机会跟她一块儿演戏了。我是多么渴望再在创作的道路上与她合作并进啊！
二十几年来，我既是舒绣文的一个艺术上的伙伴，又是她的一名观众，我看过她不少戏，都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她在《新旧上海》里演一位上海弄堂里的前楼嫂嫂，那种上海特有的市民家庭妇女的柴米油盐味儿，那种楼上楼下四邻八舍的人与人关系，她演得活灵活现，她对丈夫那种又体贴又严加管束的心理刻画，真叫入木三分。她在《原野》里演金子，她百倍地怨恨那恶毒的婆婆，万般地钟爱情人仇虎，只有绣文才演出了金子那种用死亡去拼搏、追求哪怕是短暂的火一般炽烈的爱情来。她演的慈禧太后，妄自尊大，孤寡歹毒；她演的洪宣娇，矫健豪爽；她演《虎符》里的如姬夫人，表面庄重娴静而内心活动溢于言表；她演《棠棣之花》中的聂莹慷慨正义，英烈感人。每当我回忆她塑造过的众多人物时，她本人那亲切、善良、热情、诚恳的形象便会同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绣文从小家境贫穷，年将及笄又遇人不淑，但她好胜自强。在旧社会做一名女演员，资本家首先要看你漂不漂亮，其次还得要善于交际懂得自我宣传。绣文这方面条件不是很好，她能够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全凭她演戏的真功夫：朴实的表演，丰富的感情，生动的性格。她的表演绝无装腔作势、扭捏作态。
绣文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谦虚好学，凡有剧中不懂的事、不识的字、不会的动作，她绝不装懂。绣文的戏德好，不抢戏，不挑角色，工作不选肥拣瘦，为集体不突出自己，爱艺术超过爱自己。她的这许多做演员的道德，在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朋友中也是值得学习的。
十年灾难中，有六年我被关在“牛栏”里，陆续听到电影戏剧界的朋友们不幸的消息，赵慧深、老舍、徐滔、应云卫、冯喆、孙维世、孟君谋、邓楠、司马文森、蔡楚生、郑君里、上官云珠……一个一个地永远离开银幕与舞台而去了，后来，又听到了绣文的噩耗。那时我没有权利自由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能将悲伤埋在心底让它啃噬自己的五脏。一九七三年，我从山区干校调回原单位，有工作任务派我到北京。我卸下行装，就赶到绣文的住处，敲了半天门，里边没有动静，我才醒悟到，她是永远不会来开门了。
而今严冬已过，大地春回了，绿草已茁壮，百花正向荣。但是我们的绣文呢？但愿她在九泉之下也能知春。
（一九八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