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怎样的服装才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相称？”——“美化服装”运动话语的逻辑困境

1．扑朔迷离——蓝制服引发的性别差异焦虑

尽管50年代的中国还未如同后来那般在服装上整齐划一、千篇一律，但普遍“追求革命时尚”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的视觉效果。在60年代的军绿色蔓延之前，大概蓝灰两色出现的频度最高，其中又以蓝色为最。原因大抵有二：其一，效仿工人阶级的蓝色工作服。新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所占人口的比例不高，但却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受到赞美和歌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以穿着工人的工作服为荣。故俗话说：“不管挣钱不挣钱，先穿一身海昌蓝！”蓝工装白衬衣是现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典型服装，引领着当时的审美价值取向。

其二，蓝布自身的经济耐用和朴实无华。在“美化”服装的讨论中有人曾切中肯綮地指出了蓝制服的实用性，“深色的衣服除了适应季节的需要之外，更多的是适应劳动操作的需要，干部服的颜色恰好符合了这一要求，因此在实用价值就具备罩衣和工作服的作用”。

尽管蓝色在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话语中有着诸多优点，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衣着“不论在式样上、色彩上，大都不分男女、老幼、季候、场合、工作性质和节日喜庆、社交活动等，大家的穿着几乎是千篇一律、灰色单调的”，因而招致了群众不少非议和情绪，其中尤以对性别差异的普遍焦虑为突出: “男女不分，老少不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现在的服装色彩太单调，不分男女老幼，不是蓝色，就是灰色。如果男女都穿上“皮猴”，从后面看上去，究竟谁是男谁是女都分不出来”。

可以肯定的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姑娘也不例外。但开风气之先者遭到了何种非议呢？一位女青年因为穿了一件进口绿色绣花绒线衣，就被机关同事讥讽为“低级趣味、想找对象”,“追求美观、内心龌龊”，甚至成了“作风问题”。

也许现在的人会觉得这种批评不可理喻，殊不知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穿衣打扮讲究或者简朴与否，有时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存状态。这绝非危言耸听，由于新政府对旧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们物质生活领域包括衣着行为都要接受全新的意识形态规训，衣着华丽者逐渐为新社会所不齿。“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要适应社会风气和表现自己朴素，把过去原有的旗袍、裙子或男子的西服积压在箱子里不穿……另一方面反要拿钱出来做制服。”无论内心情愿与否，民众在穿着上的选择折射了新社会倡导的审美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包含着对被打倒与被改造的阶级及其生活方式的蔑视和批判。正如陈庭梅（Tina Mai Chen）所言，象征着自我牺牲的社会主义的深沉颜色对抗的正是代表着自我放纵个体的资本主义的彩色。有一些颜色标志着国家的进步，而另一些则暗示了为个人打算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服装的颜色和花样正处于公民品行、国民身份和性别构成的交会点上。

与之相呼应，艾华（Harriet Evans）也发现造成在服装上“扑朔迷离”的性别趋同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男女同化”策略在30多年里固定了真正革命主义者的服装剪裁风格。从40年代的延安时期到70年代末，服装在一定程度上是男女一样的。在服装上公然地表现女性气质，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兴趣的表现，与党的思想所要求的节俭、无私的集体主义是不相符的。

因此，穿花衣服被认为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重庆市一个工厂的女青年干部因为爱穿花衣服，在干部鉴定会上被批评为“作风不正派，生活极端腐化”。

在如此情势下，改进服装的讨论必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出于消解男女性别差异焦虑的需要：“总之是对目前一般妇女的服装不满意，要求改进，要求至少是男女有别”，而是要对更高层级的质询与诉求做出回应。换句话说，改变男女着装同化现象只是“美化服装”运动的初级目标，而其终极目的是探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美学边界。

2. “颜色革命”——花衣裳的短暂复兴

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色彩单调的干部服逐渐占据了服装舞台的中心，但还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地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服、旗袍、裙子仍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场合，官方甚至鼓励群众穿戴漂亮多样的服饰。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主义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庆盛典筹备会要求参加庆祝游行的成员穿着整齐漂亮，男穿西装，女穿花衬衣、裙子。从此，以后几年的“十一” “五一”庆祝游行活动都成为所谓的“服装赛会”。

但好景不长，这种“争奇斗艳”似乎只限于极为特定的时间场合。“每年在五一节和国庆节，很多儿童和年青的姑娘们都穿上了花衣服，改换了平时的式样，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象，看起来漂亮得多，显得有精神、有生气，使人有一种可爱的感觉”，但转瞬间便鸣金收兵、偃旗息鼓。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就此发文号召：“我们要打破这种风气，首先从机关的女同志提倡起，然后来影响整个社会。”因此，这篇文章获得了官方授权的合法性，被认定是“美化服装”运动的标杆性文本之一。

细勘文本，可以发现，张副部长赞赏花衣服的原因在于其“生动活泼”“漂亮”“精神”“可爱”。易言之，也就是比较美观。而她把改变风气的希望寄托在了哪类人群上呢？答案不言自明——机关中的女同志。这样分析下来，似乎可以简要归纳如下：“美化服装”运动的动机是追求美观、避免浪费，目标是改变社会风气，主体是机关里的女干部。

（1）经济、实用、美观——改进服装的三条基本原则

在一些涉及1955～1957年间美化服装运动的既往研究中，都指出1955年3月由《新观察》杂志社发起的服装问题座谈会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随后座谈会记录在该杂志予以刊载，更是使其影响力进一步发酵扩大。

可以说，这次座谈会取得了一定共识，用针对干部服的齐声讨伐“不分男女老少都穿一种形式的服装是不合理的，必须改变。同时从经济、美观、便于劳动等方面看，目前的干部服也不适合于工人、农民、妇女，更不适合于小孩”来对“我们的服装需要改变吗？”这一疑问做了肯定答复。

其实，早在一年之前，《人民日报》就有社论公开倡导群众改变着装习惯：“……例如城市人民一般的都存有一些衣服，现在还是可以穿的，就应该多穿一些时候，少做一些新衣；就是在缝制新衣的时候，能做旗袍的就做旗袍，能穿裙子的就穿裙子。改变男女老少都穿蓝布制服的习惯，也会节约很多布料，并且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虽然其首要关切是呼吁居民循环利用旧衣，以度过当前因群众购买力飞速增长以及棉花歉收而导致的棉布短缺局面，但也可由此判断经济与美观并不完全是对立的。

这种官方判断在民间也得到了许多肯定的回应：“我们的节约精神和穿花衣服的美观是不矛盾的，而事实也说明……有些花布甚至比蓝布还要便宜一些。有颜色、花的旧衣服，不是干部服样式，就放在箱子里，不敢拿出来穿而又再花钱买蓝布衣服，才是不合乎节约的原则呢。”

换句话说，尽管名为“美化”，但却不能脱离“经济”这一原则性约束。这一点在《光明日报》鼓吹性的社论中也表现得异常明显：“我们反对铺张浪费和离开现实的生活水平、盲目地追求服装的豪华奢侈。脱离了广大群众的经济条件，追求奇装异服和我们提出美化服装，毫无共同之点，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与经济原则紧密相关的就是实用原则，即适合于工作和劳动。“本来服装的式样，主要是根据不同的劳动来决定的。比如农村妇女喜欢穿裤子而不穿长袍大褂，山区妇女有穿裤子的，也有穿短裙的，这都是为了适宜于劳动”，但逐渐在城市农村一统天下的干部服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并不适合田间劳作。

因此，需要澄清的是实用和美观不能共存的误解。“要求服装能符合生活与劳作的多种需要，美观要与实用、生活习惯相结合……所要反对的是那种不分季节和不根据生活需要的同一样式和同一色彩的服装。”

易言之，要根据不同的需要，穿着不同的服装。据此，有人用“适用”原则取代了“实用”原则。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却把便于劳动的考量放到了最后。“怎样做到适用的原则呢？首先，即按不同的性别、年龄和职业，个人所穿着的服装，应该有所区别；其次，工作时间所穿着的服装，和节日、假日、宴会、社交、外交等活动的时候，也应当尽可能地有所不同。不论在式样、材料以及色彩上都应当如此；再次，要做到便于劳动生产。”言下之意，要随时空转换更迭不同样式的衣装：“服装……应服从一定的活动目的，在集体的聚会场合，每个人应以自己的打扮帮助和丰富这一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乐观自信的情绪很容易使得论者忽略了其可能引发的问题：倘若人人都要依不同的情境需要来为自己选择各异的服装，同时又要兼顾经济实用的原则，两者之间难道真的毫无矛盾？恐怕很难让人不生疑惑，但这种疑惑显然已经被笼罩在“美化服装”运动上的自信乐观的情绪所抵消掉了。

可以说，正是基于一种对1955～1957年新中国形势已经有所成就的喜悦和自豪才最终使得服装改革事项被提上议程，其中的核心议题便是用丰富多彩、姹紫嫣红的服装来展现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装问题也因此与国家形象建设勾连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速地发展着，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所改善和提高……相应地改进和美化服装，已经成为广大人民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认真而切实地努力加以改进显然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如果说广大群众的关注和意愿是内生变量，那么“兄弟国家”的榜样和“国际友人”的意见就可谓是外生变量了。许多论者都以苏联为例，“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穿得漂亮是和崇高的生活、工作相结合的。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人民来说，由于实际工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一般都穿得很漂亮、材料好、颜色鲜艳、式样多样化”。

与此同时，由于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身份，使得中国格外在意象征着国际认可程度的“外人”的看法。在《新观察》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专门提到了“国际友人”的“不满”: “外宾对我们服装的样式、颜色很有意见……说：‘你们过去的服装很漂亮，为什么现在大家穿得这样难看呢？'”也只有从自身行动来维护国家形象的角度来看，才会理解为何有人把“穿花衣服的问题”拔高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上去。有研究者指出：在为国际观众描绘的新中国的明亮图景中，花衣服是作为进步和繁荣的象征出现的。

正是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1956年1月，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发表了具有官方色彩的宣传意见：“注意衣服装束的整洁美观，是一种有文化和热爱生活的表现；美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提高美的修养，可以培养人们乐观和开朗的心情，对儿童更为重要。”

在同年2月1日青年团中央和全国妇联专就改进服装的式样、剪裁和色彩召开的座谈会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指出，服装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一种表现，今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正在越过越好，人民的服装也必须越来越美丽，他特别希望男女青年带头把自己美化起来。

到此为止，“改进服装已经成为舆论一致的要求”，不过一个重大的问题接踵而至：“到底怎样的服装才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相称呢？”

（2）花旗袍与布拉吉——“美化服装”的两种备选方案

纵观“美化服装”运动始终，无论是话语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妇女服装的改进之上。这是因为干部服的首要缺点就是不适合妇女和儿童穿着，不能符合不同生理和不同生活的需要……因而改变妇女和儿童的服装应该是服装改进工作的重点。而在“美化”三原则中的“美观”方面，“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妇女服装问题”。为了达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运动效果，只能利用现有的服装样式，于是中国传统女装旗袍和舶来品“布拉吉”（连衣裙）就成了中国女性美化自己的两个主要选项。

在“美化”运动的话语当中，旗袍这棵老树重新开花的原因大体上有三个：经济性、民族性、美观性。

首先，经济性。意为较之于其他服饰，特别是干部服，旗袍尤为节省布料。“一套制服的衣料可以做两件长袖旗袍”，更为关键的是，“城市妇女多少都有一些旗袍冻结在箱子里，如果又去做蓝布制服，也是不经济、不合理的”。旗袍也因此能重入法眼，增加了自身获得青睐的砝码。

其次，民族性。抗战胜利后，旗袍基本上成为女性的“国服”，而且由于其纯粹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妇女走出国门时鲜明的国家象征符号。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夫人或文艺工作者出国访问前，也请人专门定制。宋庆龄和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司长，同时也是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夫人龚澎都曾在出访亚非国家时身着旗袍。旗袍在国家外事活动中的象征作用可见一斑，更不要说那件著名的穿在王光美身上出访印尼的旗袍了。

最后，美观性。旗袍的美观性本来是不言自明的，但到了此情此景中，只能成为敬陪末座的理由了。较之于经济性和民族性来说，美观与否掺杂了强烈的主观因素，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下会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断。“资产阶级服装的所谓漂亮，其实是不伦不类”，出身显然算不上根正苗红的旗袍，在一些人眼中俨然成了奇装异服，“今天的女青年们对于过去普遍流行的紧裹在身上的旗袍没有好印象，而且对于今天不实用”。

“不实用”这个缺点在崇尚“劳动光荣”的新中国对于旗袍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即便是推崇之人，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旗袍省料简单，但动作不大方便”。

在“美化服装”运动中对旗袍最为旗帜鲜明的反对声音发自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之华：“关于妇女的服装问题，我们不赞成穿旗袍，理由是：一、不能代表劳动妇女的服装；二、动作不方便；三、不美观，不大方。”考虑到杨部长的代言群体是女工，和笔者之前提到过的“美化服装”运动的先锋主体——“机关女干部”有所差异，她的这种绝对否定也就不难理解了。鉴于杨之华的特殊身份，她的意见对旗袍的“拥护派”来说，显然是不小的打击。但当时的讨论氛围尚为自由宽松，多数人的想法仍是“旗袍到底是比较能够适应多数中国妇女的中国服装，所以只要改变它的动作不方便的缺点，我估计还是可以为各种年龄的妇女所喜爱的”。

综合各方意见之后达成的共识就是：“以旗袍为基本的民族服装，在此基础上，进行若干必要的和适当的改进。”例如“旗袍的样式要稍肥于人的身体，不能紧贴身体”; “年轻的姑娘们可穿较短的旗袍（到膝下三寸左右），在晚会和宴会中可穿长旗袍（最短离脚背三寸左右）”。一些设计师也做出了初步尝试，保留了旗袍的风格，改进了不方便的地方：比如“把下摆设计得宽大一些或两边打折，改变领子的式样，使妇女穿起来能够颈部转动自如”。“旗袍的下摆加宽，或者在开衩的地方加上褶缝。”

经过此番改进和规训，50年代的旗袍勉强符合了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的要求，从质地到图案比以往都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面料以棉布为主，装饰简约，色调朴素。穿旗袍的大姑娘梳着大辫子，的确为那个甩开了战争阴影、经济建设初有成效的和平年代添上了一抹亮色。

旗袍之外，美化自己的另一个选项便是“布拉吉”，其得名于俄语“pletje”的直译，意为连衣裙，特点是腰间系带，通常由彩色花布制作。顾名思义，布拉吉显然是来自“苏联老大哥”处的舶来品。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苏联专家也跨越了国境来到中国，带来的“礼物”包括知识、物质、文化产品以及新社会的特定政治—美学理念。布拉吉也自然而然地从苏联流行到了中国。

布拉吉是很女性化的服装，裙裾飘飘之间，产生出杨柳依风、婀娜多姿的美感象征着年轻和朝气，有长袖和短袖，裙裾处打活褶，裙摆自由飘逸，不同于中国传统裙子的做法，也改变了中国女性穿着旗袍或上袄下裙式的打扮，一般的布拉吉用大花布来做。一位当事人回忆说新中国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而允许其向我们倾销花布。提倡穿布拉吉、花衣花裙是出自政治需要，因此有“女干部带头穿布拉吉”之说。

由于自身的根正苗红，又有别于背负了沉重历史包袱的旗袍，用苏式大花布制成的布拉吉在中国得以轻装上阵，飞速俘获了年轻少女的芳心。在作家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中，几个女中学生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各式连衣裙来尽情袒露自己健美的身材。

布拉吉的广为盛行甚至引起了一些艺术界人士的担忧：“我认为穿西式连衣裙是可以的，而那种不喜欢甚至拒绝穿中国式的衣服的现象就值得注意了……将来发展起来，在我们祖国的生活领域中，便到处只看见西式服装了。”推崇民族风格服装的美术家的忧虑显然有些超前，但却并非全无根据。实际上，在一些服装展览会上已经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在某展览会新设计的样品中，却出现了过多的 ‘布拉吉’，而其他的式样并不多……不是说 ‘布拉吉’ 和 ‘人民装’ 都不要，而是要防止新的千篇一律。”

在服装选择上过分“崇洋”显然不是“美化服装”运动的鼓吹者所愿意看到的，在他们心中，主从关系一定要明确，即以中式服饰为主，博采众长。“关于多样性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以自己民族的服装为基础，适当地吸取国外其他民族服装的样式，创造新的民族服装，自然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由此观之，布拉吉的洋出身可谓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其身上没有斑驳的历史陈迹，又有政策层面的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纯粹的俄式风格和过于轻快的裁剪样式，也注定其流行范围只限于大城市的年轻女性。布拉吉的成本也是个问题，虽然它的用料仍比制服要少得多。可是如果考虑到加工费的话，经济与否就要画上一个大问号了。高昂的制衣价格恐怕会让有心“美化”一下自己的女性望而却步。“一位女青年，很想打扮自己一下，可是在看了许多服装设计图样之后，很失望地说：‘这许多样子，不是不适合我穿，就是我做不起。'”

尽管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足，但旗袍和布拉吉仍然作为“主力”参加了1956年3月31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首都服装展览会”。这次展览会共陈列了男、女、童装合计762种，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展出了春、夏、秋三季的式样，适合不同年龄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穿着，不仅经济适用，而且款式新颖，色彩鲜丽。展览会上陈列的服装，绝大部分都保留了民族服装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外国服装的优点，使其更加适合新社会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一位纺织女工观展之后在意见书上写道：“我感谢这个展览会，因为它启发了我更热爱生活，并使我认识到怎样正确的处理自己的服装，我一定要根据经济、美观、适用这三个原则，把自己的服装美化起来。”

可以说，这次服装展览会既是“美化服装”运动开展以来相关成果的公开展示会，又是对民众进行的一堂生动的美育课程。展期长达40天，群众反响强烈，参观者多达30余万人。五一节前后更是早晚川流不息，日平均人次13000人，有的竟反复参观七次之多，甚至带动了百货公司的服装销量，更把影响力拓展到了海外。

但是，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正当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内部甚至露天的时装表演均已列入日程），有“上级指示”下达了，服装改革不让再搞下去了，仍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这一段短暂的“繁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究其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有研究者称是反右运动终结了“美化”服装的进程；也有人认为，1957年正式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罪魁祸首”；还有分析指出，该运动生不逢时，很快就遭遇了国家经济危机，而中国人民也被号召用“爱国呢”，换句话说，即用边角料来做衣服。

着眼于大时代的背景固然不错，“美化服装”运动的中辍也必然和政治风气的转向和经济形势的恶化难脱干系。但笔者更愿意聚焦于该运动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革命”尚未生成便有“流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