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第一次改造

对广大中下层，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相对贫困的不断扩大化导致他们经济上的苦难；财富集中导致对政治过程和决策过程的控制，导致权力的集中，然后通过集中了的权力去进一步在财富上掠夺中下层；财富的集中导致对意识形态的打造和传播过程的控制。结果就是前面提到的三个垄断：财富的垄断，权力（广义的，包括政治、法制、社会等等）的垄断，意识形态的垄断。为什么？非常简单。在市场经济里，政治过程、社会过程、意识形态过程都有巨大的成本，都需要物质和财富的支持。谁支付这个成本，谁就控制了这些过程，谁就受益。这是简单的成本收益关系。那些提倡“普世价值”的，暗含一个乌托邦的假定：民主的运作是没有经济成本的，自由的实现也是没有经济成本的。如果有，那么民主和自由就只能建立在公平的经济基础上，否则就迟早会受到支配财富的阶层的控制。而原教旨市场化摧毁的正是这个公平的基础，这个民主自由赖以建立和实现的基础。它对广大中下层而言，就只能是通往奴役的道路。

市场经济与中下层的苦难

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多少的繁荣和衰退，发生了多少次革命和复辟，目睹了多少创新和改革，都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它一代又一代地不断再生产着不平等。不断扩大的相对贫困化，使中产阶级成了现代化的弃儿。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却生存在相对贫瘠的荒漠里；他们被巨大的财富所裹挟，却被遗弃在贫困之中；他们不仅丧失了经济权力，也丧失了政治权力。

诺曼·戴维斯在《欧洲史》中讲，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般认为，工业革命最早开始于英国。瓦特的蒸汽机是推动工业革命最庞大的动力机，它以巨大的力量把英国和欧洲有些国家拉入现代化的进程。戴维斯在同一本书中指出，工业化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丰富的物质财富，丰富的多样性，丰富的体验，还有丰富的文化和时尚。但是，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化伴随着财富的增长而不断扩大。

钱乘旦在《工业革命中的贫穷》一文中提供了下面的数据：1803年，（英国）最富裕的1.4%的家庭取得国民总收入的15.7%，到1867年，0.07%的家庭就取得16.2%的国民总收入……1867年，占家庭总数约3/4的劳动者家庭在国民总收入中只占有不到40%的份额，而占家庭总数约1/4的顶部社会阶层则占有国民总收入的60%强。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如同滔滔巨浪，在把极少数人高高托起的同时，却把大多数人打入了浪底。

本杰明·迪斯雷利是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事务中的智慧影响了几百年来的世界政治。他说，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他的小说《西比尔》对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阶级的分化作了以下描述：“两个民族（富人和穷人），他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他们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他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作为保守派政治家，这种客观的认知同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卫道士相比是一个异类。他当政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包括把投票权延伸至工人阶级男性、推动工会的合法化和增加罢工的权利条款等；他同时又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他任首相期间，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他的社会政策和殖民扩张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有更加深刻的揭示。

美国加入了这个相对贫困的历史活剧。美国独立以前的北美殖民地，贫富悬殊同样严重。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编纂了一部专门描述这种情形的书，书名叫《美国早期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Early America）。

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编剧和社会活动家，波士顿大学教授。他最有影响的书是《美国人民的历史》（A 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这本书于1980年出版，当年就是畅销书。以后每年几乎都要卖出大约10万本。他指出，在殖民地时代，富的变得更富，穷的变得更穷。在1687年的波士顿，最富有的1%，拥有25%的社会总财富；到了革命前夕的1770年，他们拥有了40%的社会财富。津恩还指出，美国历史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精英集团动员和利用处于贫困中的广大人民的不满，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美国立国的两个多世纪中，这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许多学者认为，独立战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独立战争没有改变这种趋势。独立战争以后贫富悬殊继续扩大。

罗斯福对市场经济的改造

市场经济的历史就这样伴随着中下层的痛苦穿越到了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的大萧条是一个转折点。市场经济即将经历第一次巨大的改造。

旧有的道路在塌陷，旧有的制度在崩溃，火车被抛出了轨道。

政治家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能再在自己的狭小圈子里发表逗引掌声的演讲，必须面临千百万失业的工人，必须拯救正在萎缩的经济。许多政治家翻烂了教科书也找不到救世良方。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横空出世。

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弊端，他采取去意识形态的方法，是一个比今天许多社会主义者都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家。他的去意识形态的经济改革主要有五方面：

（1）提高富有阶级的税收；

（2）增加公共开支，缓解贫富悬殊；

（3）推行政府监管；

（4）兴建公共工程；

（5）培育和加强工会力量，赋予工会集体（工资）谈判权力。

罗斯福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但是，同今天俄罗斯的普京一样，那是对资本寡头阶层和对市场破坏力量的强势，绝不屈服于极端富有的阶层和市场的力量。

市场力量如同一匹由精英阶层驾驭的狂暴野马，一路狂奔，铁蹄之下，留给中下层的是荒漠和荆棘。罗斯福要驯服它，要让政府的手执掌马缰。他如同一个拓荒者，开始了治理荒漠的工程。

下面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税收。罗斯福是一个立场非常鲜明的人，他清楚地知道10%和90%两个阶级之间，在经济政策上是很难形成所谓最大公约数的。这是考验强势领导人的关键。

在没有公约数的领域寻找公约数，其实就是回避矛盾，就是维持现状。对罗斯福而言，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危机，就是维持中下层极度的贫困。

罗斯福的选择非常明白无误。许多人认为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发展。罗斯福不信这个邪，逆向操作，在经济衰退时期加税。加谁的税？罗斯福一锤定音，绝不王顾左右而言他：加富有阶层的税！罗斯福1935年开始增加富有阶层的税。1944年美国联邦政府对2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2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部分征收94%的边际税率。这个边际税率一直到1965年才降低为70%。到了里根才开始大幅度下降。

罗斯福是选边站的。

第二个例子是工会。1935年颁布了《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由于工人阶级在漫长岁月中的斗争和进步人士长期持续的呼唤，美国终于有了一部法律，保障了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同雇主展开有关工资报酬的集体谈判权力。在工资谈判上，势单力薄的工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工会。工会成员在1945年高达33%，以后持续维持在24%，直到里根上台前后。工会成员在1978年为23.8%，里根上台后开始采取了许多限制和打击工会的措施，工会成员开始减少，在2011年减少到11.3%。

联系前面劳动生产率和小时工资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在工会强大的岁月里（1950—1973年），工资基本可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但是在工会受到打击后，工资增长就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1973年到2011年，劳动生产率几乎翻番，但是中等收入只增长了4%。

中国有些人反对工人拥有集体谈判的权力，认为它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副作用，要让工人个人同雇主谈判工资。这种提法有许多道理。但是，在历史这个先生面前，这些道理苍白无力。

历史是最好的先生。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美国经济史，这位先生会告诉你，从罗斯福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会力量强大，伴随的不是经济的疲软而是美国经济最好的时期。相反，在工会力量被大幅度削弱的时期，也是经济起伏较大、整体上相对疲软的时期。罗斯福支持工会的改革不仅极大改善了中下层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而且还把美国经济引领到历史上最好的增长时期。

我们赞同经济政策研究有时候要去意识形态化，但是，再怎么去，我们也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更不能一屁股坐在广大中下层的对立面。否则，就算中下层打不到我们的手心，历史这位睿智的老先生迟早是会打我们的手心的，甚至会惩罚我们。

第三个例子是政府出钱和直接运营的许多公共工程。罗斯福组建了公共工程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失业者有工作。

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

这个部门由与他理念相同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主持，可见它的重要性。试想一下，各位读者，假如由你来主持这个部门，你会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吗？“经济效益”这个词对国有企业而言，已经被许多人用烂了，现在成了单个企业年度会计利润的代名词，而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倒成了次要的了。罗斯福对这个部门的要求非常简单，那就是这个部门不允许同私人部门一样引入低工资的成本竞争机制，换句话说，一方面，不能引入市场竞争，通过竞标的方式来压低工程价格，然后把工程发包个私人企业，后者再通过低工资把成本压力转嫁给工人。这些工程必须“国有国营”。另一方面，你不能像私有企业一样，依靠市场力量来压低工资。这些工程什么都必须便宜，但是人工必须“贵”。如果你是霍普金斯，主管着这些国营工程，有一天，你向罗斯福汇报，你扳着指头说，我压低了多少工资，从而增加了多少效益。你得到的不可能是罗斯福的赞赏，而肯定是一盘鱿鱼。

罗斯福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要的是国家的经济复苏，是政治格局的良性循环，是中下层的生计。

谋万世者，善谋一时。谋中下层，能谋天下。

这些“国营工程”在1938年的高峰期雇了330万名工人，修了65万英里的铁路和公路，12.5万栋楼，数不清的桥梁、水库、大坝、公园和游乐场所。几乎为美国的每个社区都修建了公园、桥梁、学校等等。雇用330万名工人是什么概念？当时美国人口大约9000万，也就是政府工程雇用了大约占总人口3%的工人，相当于中国政府今天雇用4000万人来干政府工程，相当于4000万名工人有了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收入，包括农民工。

这些公共工程的工资制度没有竞争机制，从这个角度看相当于“大锅饭”。

工人是不是会变得懒惰呢？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工人积极性非常高，总成本控制得非常好，而且那些工程的质量，至今都令美国人赞不绝口。

美国畅销书作家尼克·泰勒（Nick Tylor）在他的《美国制造》（American Made）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些普通的男工和女工证明了（他们）是超越所有期望值的非同寻常者。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卷大布匹中金子般的纺线。就此，他们羞辱了那些低估他们道德价值的政治哲学，回报了那些信赖他们道德价值的政治哲学，从而实现了民治民享政府的基础信条。”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的用人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不能建立在“劳动者都是自私的”这一信条上，更不能用改革把他们推向必须自私的绝地。中国有句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我们把私欲当成解决所有问题的主要力量的时候，物欲横流将是必然的后果。

我们不能用改革来唤起每个人的私欲，构建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罗斯福没有为产能过剩而烦恼，他像魔术大师一样，把过剩转换成了社会资本和财富的积累，把过剩转变成了社会财富的低成本积累，把它留给后代。它们带来的长远的社会经济效益是难以估量的，既解决了产能过剩，又稳定了社会。

较高的工资还刺激了消费。

当时，生产大量过剩，原材料相当便宜，而且失业率非常高，就算支付了高于市场的人工价格，其实还是相对便宜的。否则，如果后来再干这些工程的话，成本会高许多倍。

从大规模国家建设这个角度看，罗斯福没准还感谢这些产能过剩呢。

这就是长远效益和短期效益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罗斯福又是最会算账的政治家。罗斯福的国有工程大手笔，颇有些像中国历史上的“以工代赈”。他认为政府提供工作比发放救济要好。它提高了工人的自尊，增进了工作态度，还保持和培训了工作技能。公共工程署能取得巨大的成效，还得益于美国的土地制度。笔者曾经在拙作中介绍过，美国土地的主要拥有者是联邦政府。这些工程是联邦出钱，州和地方出地。土地的公有免去了土地私有时大量的征地成本。

为了让那些流离失所的艺人不再流浪，这个工程署还推出了一个“一号计划”（Federal Project Number One）的工程，大量雇用各种艺术家、作家、演员和导演等。

上面三件事，其中的任何一样都不符合市场法则。它们得以实施，依靠的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

罗斯福用政府这只手在一定程度上驯服了市场这匹野马，让它在规定的驿道上奔走，它的铁蹄回避着中下层的家园。

这些措施拯救了美国，改善了中下层的经济状况，带来了长久的繁荣。从罗斯福新政到后来的二战时期，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中下层的经济地位大幅改善。在1939—1944年的5年中，工资翻了一番。从新政到20世纪60年代，贫富悬殊不断缩小，伴随它的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30多年是美国中下层的黄金年代。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就可以买房买车，供养一家人。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这期间，虽然中下层同富有阶层的差别依然存在，但是避免了急剧扩大化。

经济大萧条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普遍引入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通过政府干预，大规模地调整了西方的分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有效缩小了贫富悬殊，为资本主义赢得了战略恢复期，不仅挽救了资本主义，而且还熬到了苏联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