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中国的经济和人均收入要继续赶上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需要转向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应区别于过去30多年在中国占主导的发展模式。过去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包含四个内容，前三个内容贯穿于过去30年，而第四个内容则是最近10年才出现的。第一个内容，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和集体农业解体，并被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主导的经济体系所取代。第二个内容，实施对外贸易，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业出口快速扩张。制造业部门中最具活力的是国内外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最初属集体所有，但后来大部分都被私有化。第三个内容，随着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劳动力工资长期处于低位，从而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保持竞争力。

第四个内容，大致开始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大规模扩张，城市住房投资也迅速扩张。这种变化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残留的苏联模式的最后一个主要特征，即忽视住房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第四个内容不仅迫于中国住房和交通状况薄弱的现状，也迫于中国经济劳动力过剩的现状，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为了维持GDP的高速增长，投资占GDP的比重不得不大举提高。

这些与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相关的主要内容造就了中国30多年高速增长的GDP和人均收入，并在很多方面使中国建成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然而，制度变迁主要包括苏联模式制度的解体和一些管制措施被部分取消，例如，曾被用来限制城乡居民流动的居民登记体系（户口）。但中央计划指令经济和户口等管制条款还没有完全解除，留下了大量的监管控制残余。政府官员控制着这些管控规则，政府官员身上保留了很多旧体系下的自由专断。

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不同的体系来管理经济。这个体系可以以一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制度为基础建立，但是很多其他继续管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制度需要被取代或是大幅修正。笔者将着重论述这些制度中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两个领域，并简要讨论第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涉及很多相互关联的制度，包括监管体系；政治体系的本质，因为它涉及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法律体系；土地所有制体系；等等。这些体系，正如它们现在运行的那样，造成了大量的腐败，这些腐败威胁到了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第二个相互关联的制度领域包括城镇化、社会福利体系和中国人口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表述，笔者将第三个领域称为“技术性制度”，包括金融体系现代化，工程和科学研发稳定提高并扩大，教育体系持续升级，以及其他为了维持生产率高速增长而进行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