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孙中山的科学观

——出发点与高度

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而言，“科学”可谓耳熟能详。但它出现在日本及东亚各国并普及开来却并不久远。“science”在日本被用汉字译成“科学”是在明治初期至中期，不久后流传、普及到中国等汉语圈国家，成为近代社会的象征性词语之一。

关于“科学”，需注意两点。其一，当时日本所接触的“科学”，在西方已接近确立其专业研究制度；其二，日本在接受“科学”时，已按自身需要将其理解为与技术密不可分的实学知识。亦即，“science”原本所携带、内含的源自希腊自然哲学的知识谱系这一历史背景，在“科学”那里已被抽掉。

另外，“科学”的主要接受者和传播者即日本知识分子的学养基础是朱子学，而其根本教义在于“格物致知”。所谓“格物”即推究万物本源之理。通过“格物”以“致知”，即可使内心知识活动臻于完美。而根据《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项法则，如此获得的知识即为“平天下”这一道德实践的出发点。“科学”的翻译曾经过一番曲折，即先被译作“格物学”“穷理学”等，而后才选定“科学”作为其译词，就是这一传统思考路径的反映。拥有独自思想体系的汉语文化圈对“science”的翻译以及“科学”这一译词的固定和普及等问题，是东西比较文明论的重要课题之一，科学史学及翻译学领域对此已有不少十分有意义的研究。

不过，孙中山与“科学”相遇，若运用“在传统文化圈与异质文化邂逅”这一认识框架，则难以进行透彻解释。他在青年时期曾求学于香港西医书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所学为医学（Medical Science），所用语言则为英语。亦即，他接触的是未经翻译的“科学”（science），汲取了其基本精神养分。应该说，他的科学观的出发点不是经过翻译的汉语“科学”，而是英语的“science”，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但是，创办于19世纪末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的西医书院，同时也背负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按中国的知识传统和社会条件重新解释和阐发“science”的精神。换言之，西医书院的每位学生都必须面对并解决两个难题，即对“science”既须“准确”理解，又须“贴切”传达。年轻的孙中山从英语“science”中学到了什么，又如何咀嚼、吸收其含义？本章将首先明确西医书院医学教育的理念及其欲解决的问题，继而对孙中山继承这些要素的过程加以分析，以探究其科学观的出发点。

如第二章所述，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但不久后即专注于革命活动，远离了医疗界。然而，如绪论所探讨，孙中山后来仍一直通过阅读努力探求知识，并将眼界扩大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不断深化对科学的思考和探究。他晚年在《孙文学说》中提出“生元说”，表明他已融合自己的思想和革命活动体会并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因此，本章第三节把“生元说”看作孙中山科学观最终所到达的高度，并尝试探讨其起源和特质。第四、五两节则以另一视角，并参照同时期生物学家提出的细胞说及后世孙中山研究者对“生元说”哲学意义所做的阐释，考察“生元说”所揭示的哲学的根源性意义。如此或可开启沟通当代生命科学（life science）设想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