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互动的历史背景

2013年，考古学家霍巍先生发表了他的论文《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文中以大量考古实据证明：“大约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已经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这些远古人类进入到西藏高原之后，其活动的范围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他们所创造的旧石器文化很可能与华北平原、甘青高原、西南山地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器时代，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联系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有更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可靠的证据。”霍巍先生进而得出结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揭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与外界曾发生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交通贸易中形成了一定的交易物资种类和较为固定的交通线路。事实证明，早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西藏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早期的交通和贸易？霍巍先生也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总体而言，西藏史前交通的发生与发展，首先是基于高原内部史前各族群之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生存环境与资源压力等各方面条件之下产生的自我需求。随着早期金属器、骑马术、车辆等事物的产生，高原各族群对周边先进的文化因素和生产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水平，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交流的密度与幅度。其次，随着高原大小部族之间的兼并融合过程的加速，尤其是以山南雅隆河谷地带为中心的雅隆悉野部对高原其他部族的征服，高原内部各族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很可能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已经确定了较大规模人力、物力远距离通达的较为固定成熟的线路，从而基本上奠定了高原各部族内部交通的格局。再次，考古材料还反映出，西藏高原史前各族群还通过不同的渠道和途径积极参与了远程的‘国际性’贸易与交流，这种内外结合的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或文化传统的迁移与变迁，还包括了人们的生活资料、生产工具、各类商品（其中尤其是金银、丝绸、香料等奢侈品）甚至各种牲畜等通过一定的转运方式往返于不同地区。这种远距离的转运和迁移，使人们在广袤的高原地理环境之中寻找和确认了最省时、省力，也相对安全的理想交通路线，并随之出现了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经过不同历史时期不断的改造和优化，最终形成西藏高原内外古代交通的基本格局。”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后，藏区的交通和贸易无疑在史前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提高，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汉藏之间的交往，并以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正如马金先生所言：“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两族关系就很密切；唐朝‘与吐蕃代为舅甥，……有同一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成了血肉联系，两族间的茶马互市，正是这种密切联系和传统友谊的一个重要方面。”“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而宋、明两代最为兴盛。清代以后，两族间的贸易已扩大至茶马之外，无论贸易的规模或交换的种类，都已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程度。”在此，笔者想对近代以来更为广泛的汉藏等各民族间的商业贸易交往，进行一定的梳理和研究。

毋庸置疑，汉藏等民族之间的交流真正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的藏学前辈李有义先生就撰文指出：“和汉族接触最早的藏族部落是羌族，……羌族的南移把原住在西康的一部分部落民族就压迫到云南去了，如今日的彝族、拿喜族（即么些族）（今纳西族——引者注）、傈僳族，大部分都是从西康移到云南的。这时住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博族（即藏族——引者注）还没有和汉族发生直接的关系，但通过羌族间接的来往一定已经发生了，特别是贸易，汉族的货物经过羌族而转运到西藏去。在当时的西南边境，民间的来往也在频繁地进行，像四川和西康之间的贸易是很早就在进行了，这条通过西藏高原的古道很早就把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亚细亚的古代国家联系起来。这条康藏古道甚至比汉代所开辟的玉门古道（即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9世纪晚期所命名的丝绸之路——引者注）还要早，……我们在西藏也听到了不少古代汉藏交通的传说。印度是文化发达较早的一个国家，西藏毗连印度，当然很早就和印度发生了关系。西藏和内地也很早就有了来往，这样四川的货物通过西藏而销到印度去是很自然的。古代的西藏民族在他们还没有和汉族直接接触以前就作了东西交通的媒介了，同时我们也可相信一部分汉族的文化随着贸易也很早就传到西藏来了。”“古代西藏民族一边吸收印度的文化，一边吸收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所处的地理环境又不易为他族所攻入，慢慢就强大起来。他首先把西藏高原上的一些独立的部落征服了，又逐渐向外发展，到公元第五世纪时他已在西康边境和汉族直接发生接触了。藏族的统一对东西交通又有所增进，汉族的茶、丝织品、金属制品源源的输入西藏，一部分转销到印度和中亚细亚，西方的物产也同样的输到中国来。”

唐会昌二年（842），崇奉苯教的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徒刺杀，号称“大吐蕃国”的吐蕃王朝从此分崩离析，本土及属部四分五裂，形成贵族领主割据称雄、没有大君长的局面。“吐蕃本土历经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诸如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汉史也有类似记载：“唐末，瓜、沙之地复为所隔，然而其国亦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这种小割据的形势，势必导致各地间贸易的发生，因为在较小的割据范围内，是很难做到自给自足的，尤其对于半农半牧的高原地区来说更是如此。此后，随着农牧产品的增多，各地的贸易交换也有所发展，有的教派领袖和寺院上层就是通过经商致富，从而取得了地方的权势。西藏地区这种经商贸易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元朝时，藏族与周边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交通驿道更为发达，商业贸易也更为频繁。藏族与汉族互市的场所集中在甘肃，陕西的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和四川的雅州（今四川雅安）、黎州（今四川汉源县清溪镇）、碉门（今四川天全）等地。元至元年间，废除了宋代所设官营专卖茶叶（榷茶）的方法，茶商纳课，自由交易。因为元朝统治者来自畜牧业发达的民族，占有广大牧区，根本不缺战马驮畜，因而对互市的管理远比宋代宽松，对互市的物资不再设限。“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至元十四年（1277）“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黎州、雅州地区藏、汉、彝等民族的互市贸易日益兴旺。在朵甘思的者思刚地方已出现专务贸贩的商人，以贩卖碉门乌茶、四川细布，交易藏区土产为生。”“元代也有内地人民深入藏区采药、经商、垦殖。如大批陕西人到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一带经商，积年累代，从客旅到定居。在元明时期形成了‘陕西街’。”

从唐、吐蕃到元这一时期，还未见云南商人与藏族进行贸易的更多记载，只有唐人樊绰的《云南志》中曾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以数千口的羊只交易量来看，当时的滇藏贸易已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存在一些交易的渠道。《云南志》卷二记载，除西羌、铁桥外，尚在大雪山一带，“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从滇西北藏族与纳西族、彝族、汉族等频繁而密切的互动关系看，一定规模的经商贸易想必是存在的。

甚至西至阿里，在吐蕃王室后裔所建立的古格王国时期，其著名的壁画里，就有汉族商人的身影。意大利学者托斯卡诺就在与图齐讨论古格壁画时表示：“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部更好的文献，再现那一时代活灵活现的生活。……最后一排画的是手持捐献物的商人，他们甚至有的抱着献给寺庙的建筑材料；他们中有牵着驴马的汉人，有克什米尔商人，还有肩上抬着筐的加瓦尔人，他们形象逼真。……绘画都是现实主义的，……此外，这些绘画还基本上如实记载了各种杂货摊、商队以及操着各种语言的人们会聚在一起交换商品、交流思想和文化的情况。”

然而，汉藏等各民族间密切而不可阻挡的交往，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波折和风浪，有起有伏。吐蕃与唐200余年时战时和的历史，不仅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不时上演，即使在相对僻远的西南，战争与和平也交替呈现。这从盛传于藏区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可窥见一斑。独立成篇、主要流传于云南藏区及康区的《姜岭大战》，脱出了《格萨尔王传》主要描写征战的内容格局，叙述的是格萨尔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另一种交往——格萨尔应加地（汉地）公主的邀请，赴加地焚毁加地皇帝妃子的妖尸，与加地君臣百姓结下深情厚谊。加地皇帝的妖妃在临死前曾向皇帝要求，等她死后要“把太阳关进金库，把月亮关进银库，把星宿关进螺库；天上的鸟不准飞翔，空中的风不许吹动，水中的鱼不能游荡；要使加地的货物不得运往藏地，藏地的货物不得运往加地，要把沟通加、岭之间的黄金桥砍断，要在加地颁布严峻的法令，使加地到处密布黑森森的法网”。格萨尔从木雅地方及罗刹阿赛手里取得了各种法物，焚毁了妖尸，使加地重归光明太平。之后格萨尔经过云南丽江姜地和德钦戎地，与姜地王子和戎王结下了深厚友谊，姜地王子将善于开山辟路的宝物——石马送给格萨尔，格萨尔以其开辟了又一条加、岭友好往来的通道，胜利返回岭国。作为史诗传说，虽不足为真实历史依据，但这一传奇无疑也是现实的反映，它艺术性地表现了汉藏两地间各民族的交往，从人民的心理诉求上表达了两地间民众对友好往来的期盼和重视，以及两地间交往道路的开辟和存在。

明代，封闭内敛的明朝和宋朝一样缺少战马和驮马，于是西部地区的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佟柱臣先生就明确指出，明朝吐蕃与内地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明王朝更从雅州到乌斯藏修筑了驿路，使内地到乌斯藏直接有了交通往来”。明人王廷相进一步发挥了宋人对茶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飨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自古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明代四川巡抚严清就清楚地认识到：“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马政都御使杨一清说得更直接：“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

明太祖朱元璋就特别关注“西番”（指自陕西及四川、云南西徼外各民族）驯养的马匹，因为他“起江右，所急唯马，因设茶马司，与吐蕃互市，所以马到的也就多了”。马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但西番“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明太祖“患之”，于是“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即小有蠢动，边将以偏师制之，靡不应时底定。”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茶马互市，“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万余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河州在今甘肃临夏，碉门在今四川天全，一北一南。其实有明一朝，自明初的洪武年间至明后期的万历年间，官府设的茶马司有增无减，从最初设于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到西宁、甘州、岷州、庄浪，加上四川的雅州（雅安）、碉门（天全），已有近十处，跟宋代的市舶司可有一比，尽管其行政级别要低一些。

这种密切而频繁的朝贡互市，已然奠定了两地间的亲密关系。时人方逢时便奏称：“互市者，和亲别名也，然贤于和亲，贤于数十万甲师矣。”

由于安多、康区的地理环境适宜产马，而且与内地汉族地区地域相连，自古便是汉藏茶马互市的走廊地带。这一区域的茶马贸易在整个明代的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和优势。

而在滇藏之间，明代的商业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丽江木氏土司大力学习并汲取内地汉族文化，包括先进的农耕和手工业技术，势力强盛，不断向藏东南、川西南藏区扩张。在这一地区，木氏土司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诸如使纳西族渡过金沙江屯垦、在藏区开水渠种水稻，并致力于矿藏开采、冶炼等，特别是在其控制区内大力推广藏传佛教，为滇藏民间贸易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丽江木氏土司实际上成为滇藏间贸易的中介人，促使这一带的商业交易规模、交易数量较以前有了新的发展，密切了滇藏间历史上业已形成的商贸联系。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木氏统治时期，还使这一地区的市场和商品流向形成一个传统的经济区域，滇商每年从丽江、中甸运来茶、糖、铜器、铁器、粮食等到康南及江卡、盐井地区销售，并从当地运出羊毛、皮革、药材等商品”。同样，也有西藏商人进入滇西北地区进行贸易。

明末，云南各民族进行了长达17年的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藏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西藏上层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于是，在平西王吴三桂的主持下，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就此展开。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三月朔，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及西番蒙古译文四通入贺。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清史稿》也记载：“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北胜州即今云南丽江永胜。可见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是多么迫切，更可见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断裂，资源的转输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在整个明代，明中央政府与西藏各部落、各教派法王之间建立了长期的朝贡贸易关系。既然连官方的所谓朝贡贸易都有利可图，民间的私下贸易当也相当兴盛。如由成都西经过荥经、大相岭和汉源清溪的飞越岭古道（俗称大路），由名山、天全翻越二郎山的古道（俗称小路），历经宋元王朝，一直到明初，依然是私贩成风的茶马贸易通道。正如咸丰八年《天全州志》所记载：“其后私茶混行，马价逐高。即委官巡禁，而日久生玩，弊从禁出。以致商旅满关，茶船遍河。”

清朝时期，兴起于东北边地的统治者深知边疆治理的重要，逐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于雍正二年（1724）设置驻藏大臣，在川藏、滇藏沿线，均设粮台等军事机构。藏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也已超出以往茶马互市的范畴，无论是交易的货物种类，还是货物的流通量，都达至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1717～1720年，一度统治藏区的蒙古准噶尔部在西藏叛乱。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云南都统五哥、副都统吴纳哈奉命率领满兵2000名，鹤丽镇总兵赵坤、永北镇总兵马会伯率领绿旗兵1500名及丽江么些兵500名，向北渡过金沙江，会同川兵进藏平乱。这一次川滇大军会同进藏，遇水搭桥，逢山开道，进一步打通了滇藏间的通道，并重新扫清了道路上、安全上的障碍，甚至在昌都的澜沧江支流昂曲上构建了被称为“云南桥”的铁索吊桥（在昌都澜沧江的另一支流扎曲上则建有“四川桥”）。从那以后，滇藏间建立在政治、军事基础上的塘汛制度的设置，更有益于保证商旅的安全和补给，大大促进了清代中期以后滇藏贸易的活跃，为近代各民族商号的互动进行了很好的铺垫。

上述汉藏经济、文化联系，吴健礼先生在其精心编著的《古代汉藏文化联系》一书中，进行了全面、权威的梳理，并针对一些重大的文化联系专题，如宗教文化、天文历算文化、医药文化、丧葬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冶铁文化、造纸文化、语言文化等，进行了总结性的归纳论述。

进入近代以来，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命途多舛，世界列强纷纷将贫弱的中国作为觊觎和掠夺的对象。尤其是来自北方的俄国与来自喜马拉雅山以南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其殖民野心和商业利益，在西藏地区展开了迅猛的扩张和激烈的争夺。这无疑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度担忧和关注，西藏地区的精英人士，也认识到西藏面临的挑战和危机。面对外来的冲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这里当然也包括对西藏地区与内地经贸关系的整合和加强。各民族的一些商帮、商号以及个体商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顺势而为，成为近代西藏地区的一道亮眼的景色。

在本书中，笔者将集中分析论述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商业经济互动关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互动关系。

自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后至民国年间，茶马互市已逐渐名存实亡——因为清中央政府已经完全底定北方各游牧民族，解除了自古以来来自北方草原的军事威胁，并控制了西北的主要产马区，在东北建了大规模的养马场，而且随着近代火器的使用和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马匹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但没有丝毫改变的是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各种药材和日用土杂等产品的需求。茶叶入藏仍在大规模进行，而且随着清政府对藏区控制的加强而增强。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指导下，直接建设并控制大一统的西藏边区，设兵站粮台，驻扎军队，改土归流……同时茶禁大开，鼓励商人按规定贩卖，从而使边茶贸易大兴。无论在四川还是云南方面，还有川西北经陕西、甘肃到青海藏区，连接藏区与内地的茶马古道仍在继续运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清朝前期和中期（1662～1870年）是云南普洱茶产销的极盛时期，仅西双版纳攸乐、革登、易武、倚邦、曼撒、曼砖六大茶山最高年产量就达8万担，以致“西双版纳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云南的普洱茶、猛库茶、凤庆茶年产量为十至十二万担，这些茶叶除少量供当地饮用外，百分之八十作为主要商品运输省内外各县和四川、西藏，其中部分远销缅、越、老诸国。”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在滇南设普洱府，并在普洱开设茶局，普洱茶也因此得名。同时，普洱府还负责督办贡茶厂，以向朝廷提供数额巨大的贡茶。这些贡茶的一部分又由清政府赐予达赖、班禅以及藏区的活佛高僧。于是，普洱茶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藏区，成为清政府联络藏区、保持边疆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云南攸乐同知迁至思茅（今普洱市），改称为思茅同知，从此思茅成为西双版纳六大茶山的茶叶集散地，思茅城也因“普茶远销”而迅速由一荒僻之地繁荣起来。从道光年间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辐辏、市场兴盛，据《普洱府志》载：“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者络绎于途，滇南马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另据记载，仅康熙五年（1666），云南销西藏茶叶就达3万担。在滇西北的丽江贸易市场，每年农历九月到次年春天，都有藏族商人赶着骡马队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领取茶引（经营贩运茶叶的执照）后，赶赴普洱、思茅贩茶。从丽江经下关、巍山、南涧、景东到思茅一带，马帮队伍络绎不绝，每年茶叶一项的贸易额即达到500万斤之多，汉族、白族、纳西族、回族、彝族和藏族商人等，还经常参加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三”贸易活动和丽江盛大的“骡马会”，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已经形成相当繁盛的产购运销市场和机制。

进入民国时期后，云南茶销藏也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1万担：“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成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慨。自拉萨而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引者注），以至滇西北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王图瑞先生在论及云南西北边地状况时也说：“云南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以茶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十万驮粗茶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

在同一时期，随着云南的开放和经济的活跃，滇西的几大商帮接踵崛起，其中与藏区贸易密切的为大理鹤庆帮、喜洲帮和保山腾冲帮。云南大理喜洲商帮的崛起，就与藏区的茶叶贸易有关。喜洲帮自诞生起，主要经营生丝、茶叶、大烟和矿产，但后两者的经营状况很不稳定，贯穿始终的是生丝和茶叶。曾富甲云南的喜洲帮“永昌祥”商号，先赴滇南采购茶叶，后来就在大理凤庆、临沧猛库等地自行开辟茶场，生产“永昌祥”牌普洱茶，而且多以自创的“下关沱茶”形式面世，而销往西藏的沱茶叫“藏庄茶”，用制四川沱茶剩下的茶秆和茶面做成，颜色格外浓，味道苦涩，更有助于消化，并且热量高、营养丰富，正是藏族打酥油茶的上好茶。据永昌祥第二代股东杨克成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记述：“最值得注意的是沱茶在西藏的销场特别巩固，藏族喜欢云南沱茶远甚于四川的毛茶，甚至占世界茶叶市场优势的印度和锡兰茶在西藏都没有销路。”虽然云南茶运程遥远、运费昂贵，藏族同胞也宁愿吃云南茶。沱茶经揉制结成如锅底的中空的半圆块形状，既便于长途运输，也易于透气陈化，防止霉坏，每个重约10两。20世纪“20年代以后，下关成为云南沱茶制造业的中心。除了永昌祥外，先后做沱茶的有复春和、复顺和、炳春记、茂恒、成昌及川帮宝元通等，形成自由竞争的状态，对沱茶品质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

而在近现代滇藏茶马古道兴盛的早期，大约从清代中叶始，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云南迪庆（汉人过去称之为“古宗”）和丽江的地主兼商人就以村寨为单位组成逗凑马帮，每年形成几千匹骡马的运力，自行前往滇南的茶山采购茶叶，运回丽江重新包装以后，再以马帮贩运到西康和西藏。当时他们把这种生意称为“走茶山”或“赶茶山”。后来，腾冲帮的“茂恒”“洪盛祥”“元春茂”，喜洲帮的“永昌祥”“鸿兴源”等大商帮在大理下关等地开垦茶园，自行制茶并自办运输，垄断了茶叶的货源，丽江商人才不再走茶山，但古宗商人仍在一定时段前往滇南贩运茶叶。前一段茶马古道的生意断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生意不做，而是像跑接力赛一样，就近在丽江采购别的商号和马帮运来的茶叶，大规模地走进西藏，将它们运销到更遥远的别人难以到达的藏区。

历史上如此这般源远流长、无法割断的关联，资源互补交换的必需，正是藏区近现代各民族商号间互动关系的背景和必然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