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业转型的“自发模式”与缺席的国家
农业转型是一个经典的学术命题，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农业结构将走向何方？即农业生产到底呈现何种形态？具体而言，就是家庭农业是在保持家庭经营形式的情况下有所调整，还是终将为资本主义农业所替代？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坚持认为家庭农业必将被资本主义农业替代，这一派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另一派则认为家庭农业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未来仍将是农业结构的主体，这一派以恰亚诺夫等和舒尔茨作为代表。尽管两派对农业转型方向的判断截然相反，但是他们在农业转型动力上共享农业转型的“自发模式”，即认为无论农业结构走向何方都是在经济、社会因素推动下自发形成的，在这个模式里国家的作用是缺席的。
（一）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农业转型动力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家庭农业将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而这一过程是在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推动下实现的。在自由主义经济学里，亚当·斯密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农业转型显然不是斯密讨论的重点，但他也明确指出“资本进入农业，将会导致更多农场‘佣人’的劳动投入”
，其言下之意是，在农业领域雇佣型农场将是农业转型的方向，正如在工业领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工厂化大生产必将代替小作坊一样。
斯密认为，这一转变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发过程。其论证的主要逻辑是，在“看不见的手”的调整下，技术革新将推动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这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使规模生产战胜小生产。他在《国富论》中开篇就用编织针制造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他看来，从工业生产中得出的道理放在农业上也依然适用。在斯密的理论里，市场最为核心，他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个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就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斯密主张以劳动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没有政府干预的国家财富增长理论。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务实、明智地废除特权以使市场自由发挥作用。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理论的霸主。相对于凯恩斯主义指出市场失灵而主张加强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则强调政府的失灵而推崇自由市场机制。相比于斯密，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强调和对政府的贬抑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国家对市场来说不过是一个‘低级工人’而已；市场似乎有着一种独特的力量，无须外界的太多辅助就可以保证经济体的协调运行”。政府只需维护好基本的社会秩序、保护好公民的财产权，市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在这样的认识里，市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自然也是农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而国家是没有发挥作用的，即使有什么作用也几乎可以忽略。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席卷了发展中国家，成为其解释和指导实践的主要理论。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迅速在我国经济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它眼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事实和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基于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农业），并且应该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业转型动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农业转型理解为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且主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不过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一定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列宁等都认为，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农农业将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英国式资本主义农业替代，从而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大卫·古德曼和迈克尔·芮德克里夫特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扩展了马克思等人对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认识，认为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农民农业生产如果实际上服务于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的需要，即前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被后者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即使保留家庭农业的形式，仍可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只不过这一体系中的农民是“有产的无产者”。两种理解的区别主要在于，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只能在农业内部独立地发生，还是其发生必须作为整个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部分加以理解。因此，王立新将第一种理解称为“内在的农业转型”，将第二种理解称为“外在的农业转型”。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对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对转型动力的认识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农业转型是在市场环境下经济力量所推动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致的。正如制度主义学家保罗·斯特里坦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评价中所指出的，两者都认为是经济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变迁，而忽视了经济发展所处的制度、政治和文化背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业转型的解释比较类似于斯密的论证逻辑，都将转型动力指向商品经济下的技术革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道，“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替代了”。恩格斯的观点也相差无几，“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马克思所说的“大工业”和恩格斯所说的“机器和蒸汽”都属于技术革新的方面。当然，这种技术革新不仅包括机器的使用，还包括“土壤的改良、化肥的使用、更优物种的农场牧畜的饲料和使用、在企业内部对原产品的进一步加工、一种更成熟的劳动分工、对劳动的有计划组织，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农业相对于家庭农业的优越性。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以上逻辑，他认为，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形式，小农必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其施加的压力下逐渐消亡。小农消亡的过程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列宁预见小农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分化成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两个社会阶级。小农分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各个小农采用农业改良技术的方式、速度不同，小农因为无法与更先进的农民在市场上竞争而被迫失去财产与生产资料，而那些成功农民却越来越多地雇用农业工人。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解释家庭农业形式被保留下来时，也是从这种形式更有利于城市工商资本进行资本积累来理解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业转型的解释也主要是从经济因素尤其是技术变革和商品化着手的，国家的作用是被忽略的。这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已，不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单独分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国家是不具有“自主性”的，因此，没有将国家纳入其对农业转型的解释框架。
（三）家庭农业派与农业转型动力
在学术界，倡导家庭农业的学者应该以恰亚诺夫和舒尔茨为杰出代表。虽然他们在研究进路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他们都主张家庭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形成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相反的理论。在此，笔者将他们统称为“家庭农业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纠正了主流认识对小农生产的偏见——不仅低效而且非理性，其认为小农生产非常高效和理性。他认为，小农作为理性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一样是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没有一种生产要素仍未得到利用”。因此，“在传统农业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中，投资的收益率没有什么明显的不相等”。传统农业停滞和落后的原因不是小农缺少储蓄或缺乏能抓住投资机会的企业家，而是传统农业中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正确途径，不是发展苏联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保留家庭农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民一旦认识现代生产要素的优越性，便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从而推动农业的现代转型。
因此，舒尔茨眼中的农业转型是在保留家庭农业的形式基础上为其农业注入现代生产要素，使其由传统农业转型为现代农业，从而实现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舒尔茨在有关农业转型的方向上与斯密是相反的，但是他们在转型动力上的认识是一致的。黄宗智曾经归纳道，“舒尔茨保留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的质变推动力的最初设想的核心，同时又考虑到小农农业生产的持续”，他们“同样把市场刺激当做乡村质变性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舒尔茨的解释框架里没有国家的位置，这是因为舒尔茨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员同样秉持其基本的信条，即政府与市场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必须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制度环境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合理配置资源”。
恰亚诺夫作为列宁的辩论对手，其认为小农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通过雇佣劳动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主要依靠自身劳动生产以满足家庭消费。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主要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均衡点。因此，恰亚诺夫指出，小农不会像列宁描述的那样日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只是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内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而起伏，但始终不会突破家庭经济的范围。同时，小农在与资本主义农场竞争中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可以在劳动边际产出低于工资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动，从而获得比资本主义农场更高的单位产出，因而能够比后者支付更高的地租，进而可将其排挤出竞争。因此，他断言小农家庭农场具有“强大抵抗力”和“历史稳定性”，因此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并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为了抵御资本主义式纵向一体化的侵蚀，应该发展基于合作组织形式的纵向一体化，而不是苏联式的横向一体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恰亚诺夫理论中的农业转型主要是指小农家庭农场内部的分化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组织的纵向一体化。其中，小农农场的分化主要是自发形成的，这一点恰亚诺夫表达得非常明确。他指出，俄国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1850万个分散的小农民农场形成的自发力量，其发展受制于各种自发的因素，基本上不受国家控制”。这些自发的因素既包括随家庭生命周期发生的人口分化，也包括市场状况在内的各种“纯经济原因”，当然，前者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在强调合作制的纵向一体化时，恰亚诺夫又提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他说，“如果我们不希望动摇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与弹性机制，那么就不能听任国民经济一个最主要部门的发展处于某种自发的状态……我们还必须致力于对自发的农民农场进行直接的组织控制……以此把每一个农民农场汇入计划经济的主流”。因此，在恰亚诺夫的理论里，农业转型的动力既有自发因素也有国家干预，即使在发展纵向一体化时启动国家干预，基础力量也仍然是自发因素。因此，黄宗智等人认为恰亚诺夫提出的纵向一体化是“一条通过市场化的农民合作组织来实现的发展道路”。
（四）国家的缺席及其不足
以上简单爬梳了研究农业转型的主要理论对农业转型及其动力机制的理解和解释。从中可看出，它们在解释农业转型动力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市场机制、技术更新或者是社会层面的人口分化，其中市场机制是他们共同认同的转型推动力。虽然三种理论在农业转型的方向上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它们在以下两点上基本是相同的。第一，农业转型的模式或方向都是单线式的，不是资本主义农场必然代替小农农场，就是小农农场必然会排斥资本主义农场。第二，它们都认为农业转型是在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然状态下自发形成的，其动力来自经济因素或社会因素，而没有国家因素。鉴于此，笔者将这些认识统称为农业转型的“自发模式”。国内学者中不管是经济学学者还是继承恰亚诺夫或舒尔茨理论的学者，对农业转型及其动力机制的解释，都没有超越这种模式。应该说，农业转型的自发模式对解释农业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各种理论指出了在自发状态下小农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各自所具有的优势及其影响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对于小农农场能否长期存在所产生的很多影响同时存在且相互对立，其中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比如恰亚诺夫与舒尔茨强调的小农所具有的优势对于小农农场的存在具有稳定作用，而斯密和马克思强调的小农农场相对于资本主义农场所具有的劣势，对于小农农场的存在具有消解作用。这两种作用都具有现实合理性且是同时存在的。而这些对立力量的相对强弱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其中国家就是一个常态而有力的外力。当将国家纳入农业转型动力中，转型模式就不会像主流理论描绘的那样单向和线性，它会根据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农业转型的自发模式没有考虑国家的作用。
波兰尼早已有力地戳穿了市场自由主义的神话。他富有创见地指出，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从来只是一个乌托邦，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现实世界的经济实际上是深深嵌入在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在这些因素中他特别强调国家的作用，正如他的名言：“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所表达的。而具体到农业问题上，国家干预更加明显，因为农业在任何社会都处于基础性地位，具有自主性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会在不同程度上干预农业的发展。因此，现实中国家在农业发展和转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接影响了农业转型的方向和效果。即使在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美国也不例外，深谙美国农业发展的黄宗智就曾指出，美国事实上长期干预和扶持农业，仅美国联邦政府当今每年补贴全国农场的资金就达200亿美元。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转型中，国家干预更是非常普遍和深入，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据此有学者将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国家称为“发展型国家”。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农业转型与地方政府的干预直接相关。这些鲜活的事实却无法用主流的农业转型理论进行解释，这暴露了“自发模式”的不足。因此，在研究农业转型尤其是中国农业转型时，亟须一种新的模式弥补“自发模式”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