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思想先导：章太炎揄扬魏晋六朝文

滚滚长江东逝水，中华文化之脉备受历史风云的洗刷，浇铸成一个个璀璨的艺术高标。章太炎作为民国一代有学问的革命家代表，他以小学为基础，遵循传统的通变论，形成其信而好古、恪守传统本位的立场。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发轫于章太炎对魏晋文的推崇，他那集政治革命与文学复古于一身的文化存在，导引民国文人既检讨传统又吸纳新知的时代取向。文笔古奥的章氏文学书写，自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开了认定其文论的复古观念之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则认定章太炎崇尚魏晋文的表象之下，潜含着礼赞文质精进的因子。扬弃进化论线性指归的影响，章太炎的魏晋文书写，隐寓对中华传统之文的再认和重估，引领民国文人重新发掘魏晋文学的研究潮流。

一 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文学复古

山雨欲来风满楼，汹涌而至的西学浪潮惊醒了执着坚守中华传统的守堤人，是激流勇进、捍卫中华文化传统，抑或随波逐流、大口吮吸西学的乳汁，各异的文化立场考问着民国文人的道德良知。章太炎的《菌说》、《原人》诸文集中阐明了生命的起源，也描绘了人类进化的图像，同时，章太炎又提出人类社会存有善恶、苦乐、智愚双向演变的“俱分进化论”，他竭力从所谓支离破碎的传统语文之中获取民族文化重建的能量，因缘际会，魏晋文所包孕的文化储备恰好成为其取资的重要来源。1909年其《与邓实书》载：“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澹雅之风，于兹沫矣！燕、许诸公，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吕、柳、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虽容甫、申耆，犹曰采浮华、弃忠信尔。皋文、涤生，尚有谖言，虑非修辞立诚之道。”本乎修辞立诚之道，提升小学在民族文化工程中的地位，借此来彰显民族文化的复兴，这就不只是简单地接受魏晋文化，而且已经视其为拯衰起敝的有效武器。早在青年求学期间，章太炎从俞樾、谭献、黄以周诸先生问学，他之所以由早先的模拟秦汉之风转向取法魏晋，个中不无谭献的言传身教之功。不过照实说来，还得归功于谭献之文中魏晋风度的文化魅力，章太炎《致谭献书》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少治经术，渐游文苑，既嗜味小学，伉思相如、子云，文多奇字，危侧趋诡，遂近伪体。吾师愍其懵暗，赐救疗。自尔受药阳扁，正音夔旷。渐恨向作，悉畀游光。”从所谓“伪体”的秦汉之文到魏晋之文，乃师章法不可忽视，就此而言，章太炎的魏晋情结便获得一个师承上的说明。其《自述学术次第》亦论：“时乡先生有谭君者，颇从问业，谭君为文，宗法容甫、申耆，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矣。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求师问业，从师其辞到领悟其道进而光大其学，章太炎的魏晋风度有了坚实的学业依托。

章太炎推崇魏晋文，看重其长于持论的特点，从玄言妙理上取得共鸣，这已超越有清以来对唐宋八大家之文的单向追步。依太炎先生看来，魏晋文具有舒卷自如之美：“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观其流势，洋洋纚纚，即实不过数语。……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江统《徙戎》，陆机《辨亡》，干宝《晋纪》，以为骏极不可上矣。”魏晋六朝不乏妙文好辞，但章太炎所称道的好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三张二潘一左之文，而在盘点魏晋六朝学术的基础上，称许那些带有清峻之气的玄理之文。太炎先生认为文章之妙，不是斤斤于“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的品藻或比附，而在于以“持理议礼”来切入现实问题。职是之故，“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阮籍、嵇康、王弼、裴頠等人的文章成为其青睐和推崇的对象，其《自述学术次第》有一说明，可为注脚：“余既宗师法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尝意百年以往，诸公多谓经史而外，非有学问，其于诸子佛典，独有采其雅驯，摭其逸事，于名理则深惎焉，平时浏览，宁窥短书杂事，不窥魏晋玄言也，其文如是，亦应于学术耳。”章太炎“向后看”的文学观念，其关键在于保存清远风骨之本，雅驯自是太炎先生魏晋情结的一个基点。这样，文章与学术相通而化合，辨名析理的魏晋文深契民国初叶的文化生态，精通学理、富有论战效果的魏晋之文便成为革命派舆论宣传的重要武器。

一切著于竹、帛者皆可谓之文，古文辞和骈文均属“文”之列，章太炎给予“文”以广阔的外延，充分表明其文学复古的宽广领域。章太炎非议只重形式而轻内容的为文路径，清点和梳理历代文的特质，魏晋文差可符合文学复古的需要。太炎先生对于历代文，自有一套独特的文化认知理路：“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以此为度，韩愈之文便流于局促儒言之间，欧阳修之文带有汗漫之病，苏轼之文更不足论。魏晋文有别于秦汉文和唐宋文的特质不在于美文丽句，倒在于其对于学力的推崇：“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宋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章太炎的政论和述学文字，带有相当的魏晋风度：“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在民国特有的文化生态中，借文学实践来践履魏晋风度，不无拯救行将没落的古文命运的考量。相对而论，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的文章，特别是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不遵循冷静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秉持顺着情感的奔流的行文策略，客观放大了民国初叶文学的政论气息。章太炎的具体策略，多是依托小学的基础来存质保真，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既对维新派的康、梁之文保持一分本能的警惕，又对后起的白话文运动持保留意见，以及他有意去运用僻字奥典，其古雅取向影响到文学复古的实施效应，以致他引领民国文学取向的影响力仍十分有限，但这种以魏晋为法的复古观念，盘活了传统文化的现代生机，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意义不容忽视，也客观标举了民国文人感受魏晋和体验六朝的行为范式。

二 可为百世师：魏晋文的榜样作用

文体正变，向有定规。文有句读文和无句读文之分野，章太炎所认定的史家之文，即叙事之文以征信为原则；而议论之文，即名理之文以持论议礼为尚。他确立小学和玄学之于议论之文的基础地位，也就是首肯学说和文辞的相生相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章太炎推崇晚周文和魏晋文，正是体认它们对学说和文辞基础的重视：“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如前所论，汉文和唐宋文总会有或这样或那样的痼疾：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章太炎肯定诸子散文和魏晋之文，客观树立了魏晋之文的榜样效应，其重新体认汉代之文和唐宋之文，正是参照魏晋之文的一类“文”的重估实践，他推崇魏晋文章，放大了其持论谨严的特点，抬升魏晋文在文化长河的地位。

章太炎力推魏晋的文化成就，凸显了魏晋文的学术根基，这与他所孜孜提倡的“五朝学”有关：“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及唐，名理荡荡，夸奢复起，形于文辞，播于小说者，参而伍之，则居可知矣。”议论文的名理指向，加重了魏晋文的玄学色彩。民国肇造，民族语文运动的蓬勃开展端赖现代文人对文以载道、桐城派、《毛诗序》的批判，这势必关系到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叫板“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削弱了儒学的经典地位，大力斥逐桐城章法则进一步刷新国人的文道关系脉络，它们关合着文化正统的根基。奉义法为不祧之宗的桐城章法至民国初叶而流于空虚，越发成为章太炎等朴学派的革命目标。章太炎高倡魏晋文的榜样作用，个中不无针砭文坛时弊的考虑。其《正名杂议》云：“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斯非魏、晋以后然也，虽上自周、孔，下逮嬴、刘，其病已淹久矣。”锋芒所指，大力挞伐桐城后学质文脱离的痼疾，高扬存质为本干的文学理念。较以当下语境，章太炎推崇魏晋文的“百世师”之效，就表明他选择性地吸收和接续传统文化的色彩，更有拯救时弊而另起一军的考虑。

求是还是致用，二种迥然有别的学术趋向考问着民国文人的文化立场，对于维新派的改良文章，章太炎认为谭嗣同、黄遵宪之文非但不能远师魏晋，反而喜言经世之说，自然会有浮夸之弊。照其来看，即便是分理明察之文还得以学问为基础：“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如魏晋。”谭嗣同和黄遵宪之文虽有可观，但其文辞少检格，不可谓之知文；而康有为之文谲奇自恣，更不足为论。在太炎先生看来，只有那些本乎修辞立诚之道、析理明确的文章才是妙文：“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剪，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绌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斫雕为朴、归乎古雅之道，魏晋之文的齐雅俗指向有效消解了桐城末学和维新之文的浮夸之习。职是之故，清晰自然、无板滞之病的魏晋文，倒也无愧为改变民国初叶好言经世之说的最佳选择。章太炎屡屡不掩对魏晋文的景仰之情，其《国学概论》有一段赞美陆机之文的文字，其云：“自陆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快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东晋好谈论而无以文名者，骈文也自此产生了。南北朝时傅季友骈体殊佳，但不能如陆机一般舒卷自如。”与古人对话，发思古之幽兴，又不失了解之同情，魏晋文兼有形式和内容之美，展示了民国语境中传统文化强盛的生机和活力。

三 衡士论文：魏晋文的准则效能

魏晋六朝盛行人物品藻之风，文若其人、书若人然，显示人物的自然本性与文艺作品的内在血脉的相连特质，人物品藻展示了中国文学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两个维度。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张扬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幅度，个体人格的自我完满彰显了艺术精神的独立，助推了人类生命的诗性呈现，打造了独具中国气派的人文品评体系。由诵读到师法，最后形成自家路数，章太炎对魏晋文的独特发现，不只停留在个体人格修饰层面，已上升到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高度，其本身就是基于社会现实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扬。其《自述学术次第》云：“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然于汪、李两公，犹嫌其能作常文，至议礼论政则踬焉。仲长统、崔寔之流，诚不可企。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魏晋文的清峻通脱特质，既标举了有别于秦汉文和唐宋文的高度，又客观形成章太炎衡士论文的尺码。

文学作品是文人心志的具象反映，传统的人物品藻强调遗形取神，借以外在形貌来追求内在神韵和个体人格的契合。章太炎接续魏晋的品鉴传统，并将其运用到人物评价和推动文体革新的实践之中。其《五朝学》一文载：“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其矜流言，成于贵贱有等，乃其短也。”正视魏晋六朝文人品行，客观分析其高风亮节和瑕瑜互见的文化特质，既体认六朝文人的范式意义，又相对客观地树立一个评价时人的标准。时彦邓实、黄节等人激于国人醉心西学而导致的文化失范，于1905年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他们借宣传国粹来强化国人的保种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章太炎积极参与其事，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勇担重建民族文化的重任。其《致国粹学报社书》极力光大学术之源：“诸子幸少异说，而我发明者，又非汉学专门之业，使魏、晋诸贤尚在，可与对谈。今与学子言此，虽复踊跃欢喜，亦未知其异人者在何处也。”学术系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全力褒奖魏晋诸贤，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积极传承中国优秀文化。服膺魏晋士人品格，从心仪到自觉运用，章太炎放大了魏晋文化的镜像效应，从评价自家弟子到品鉴历史人物，均透露魏晋文化的坐标色彩。曾以游侠自许的黄侃，深得魏晋人情致，《感遇》、《释侠》诸诗就是其心仪晋人风韵的折光，迨至退出世竞，壹意学术，他仍带“当年游侠人”风采。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季刚自始冠已深自负，及壮，学成，好酒，一饮至斗所，睥睨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然事亲孝”之语，《量守庐记》中“季刚于靖节，未也，抑犹在陶周之间欤”之论，已勾勒出一个桀骜不驯、生活在民国的“晋人”黄侃形象，以魏晋风致比照，章太炎倒认为黄侃其人其事堪入《世说新语》。另如章太炎断论钱玄同：“始慕嵇阮，亦为增病之药，今慕颜之推，庶几得侯氏黑散矣。”章太炎对魏晋文化的独特发现，甚至带有某些爱屋及乌的味道，这在再估历史人物方面尤为突出，其《革命道德说》云：“举吾炎顼嬴刘之苗裔，提封万里，民籍巨亿，一旦委而弃之于胡羯，其根本竟安在耶？晋之乱于五胡也，桓温、刘裕起而振之；宋之割于女真也，岳飞、虞允文出而匡之。”将桓温、刘裕和岳飞、虞允文并列，有意忽略了前者斑斑可考的乱国殃民罪状，却下意识地抬升他们的民族革命色彩，这已非简单的道德判断，暗含重新设置评价体系的构想。

博取杂收，魏晋名理之文吸收战国诸子之文的持论谨严之长，又借鉴佛学的辨理因子，它在民国得以传承和接续，形成文采斐然、具有高度思辨色彩的民国论战之文。章太炎以古涵新，他的魏晋文书写部分解构了文以载道的积习，削弱儒学一统天下的效应，允符了现实斗争的需要。章太炎的魏晋文情结，接续千年之文脉而创造性转换，启迪“五四”新文化运动正视传统，积极探索旧学的系统化路径。持论清晰的章氏文章声情激越、慷慨激昂，大有一扫千军之势，引领国人从学术和行文实践诸方面去准确体认包括魏晋文在内的魏晋文化的范式意义。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章太炎向后看的文学理念，客观上漠视了新文化人的文学实践，如果斤斤于章太炎的魏晋文观念，循规蹈矩钻故纸堆，则又忽视了晚清至民国初叶文化革新的实绩。章太炎对魏晋文的发现之功，由其弟子鲁迅、周作人兄弟、钱玄同等人发扬光大。继承太炎先生之志，周氏兄弟非议桐城义法和唐宋之文，转而取法魏晋六朝，已成为民国文坛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高俊林说得好：“章太炎的魏晋文章却显示了其持久的影响力，这种风格蔓延生发开来，在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它被周氏兄弟继承了下来，与各自的性情气质结合起来，分别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写作的两大风格。”早年的周氏兄弟，践履纯文学观念，自觉选择桐城章法和维新派“新民体”之外的创作理路，骨子里传承着太炎之志。鲁迅的嵇、阮情结，周作人躬行“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以及周氏兄弟大力称许颜延之的行举，均有异于传统文人对魏晋文化的发现，他们一道书写了民国文人执着深情的魏晋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