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清代北京地区的民族分布与融合

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定都北京，大量满洲人与部分蒙古人的到来使区域人口结构发生改变。作为满洲人建立的政权，清代维护民族特权的主导思想，也深刻影响到北京地区的民族状况。

清统治者在进驻紫禁城的同时，将八旗军丁迁入城内，依照八旗顺序依次分驻不同的城区，上三旗的子弟甚至居住到皇城之内，大量旗人涌入北京。据雍正朝总理户部事怡亲王允祥奏报：顺治五年（1648）编审男丁册载：满洲五万五千三百三十，蒙古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汉军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九，包衣阿哈尼堪二十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七。总计八旗男丁为三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一。虽不知进入北京的八旗兵丁具体数目，但是根据顺治五年吏部的统计，清代北京的满洲人数以十万计应该是保守的估算。除了八旗兵丁，满人也是中央机构官吏的主要组成部分。京城满汉官吏的俸禄支出比例，可以反映满洲官员人数之巨。康熙年间，京师亲王以下满洲官员两季俸银约为一百一十二万一千九百三十五两，同时期京师汉官两季俸银约为三万七千九十四两，差距在三十倍以上。

追随满人来到北京的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清朝吸取其上层加入官僚队伍，抽取精锐人口参入八旗军队，其余则为下层百姓。八旗组建之初，即以女真（满洲）民族为主体，在其后的扩张过程中吸纳部分蒙古、汉、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等民族。入关后，又吸纳了俄罗斯、藏、维吾尔、锡伯等民族，除蒙古族、汉族独立编置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外，其他人数远少于蒙古、汉军的非女真（满洲）族裔，统统以牛录组织加以编置，隶属八旗满洲籍下。因此，进入中原和北京城的八旗满洲内部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不可以女真一族笼统视之。

康熙朝抗击沙俄在黑龙江流域扩张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沙俄士兵被清军俘虏，或被迫向清军投降。这些在俄国史籍中称为“阿尔巴津人”的俄罗斯殖民者，除了战败乞降后遣返回国的大多数以外，不愿回国的人口被编入八旗满洲，成为旗人社会中的新成员。《八旗通志》（初集）记载：镶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尼布绰（尼布楚）等地方取来鄂罗斯（俄罗斯）三十一人，及顺治五年（1648）来归之鄂罗斯伍朗各里，康熙七年（1668）来归之鄂罗斯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各里管理。后二次又取来鄂罗斯七十人，遂编为整佐领”。据此可知，早在康熙朝编置俄罗斯佐领之先，八旗组织中就有少量俄罗斯族裔人口存在。清廷对俄罗斯族旗人的待遇相当优厚，这些人和八旗组织中的正身旗人一样，以当兵为职业，按月、季领取饷银、口粮。清朝还利用他们的俄语特长，令其担任与俄罗斯交涉过程中的翻译工作。

正黄旗满洲包衣第四参领隶下，有“第一高丽佐领”与“第二高丽佐领”。这些八旗组织内部的朝鲜族裔，主体都在顺治元年（1644）随清军进入北京。他们将自己的文化、生活习俗带入满洲。天命八年（1623）五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对八贝勒之家人曰：陈放于宴桌之物，计麻花饼一种，麦饼二种，高丽饼一种……”饼以高丽名之，且为满洲贵族宴席桌上必备之物，反映了朝鲜食俗的影响。

回回人大多以同族聚居的形式生活在北京地区，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回部叛乱后，又将一部分回人补充到北京。乾隆二十五年（1758）正月十六日下令：“在京安插回人内，额色尹系公品级，玛木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应归理藩院管辖。又乐工、匠役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著白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其佐领办公之所即今西长安街新华门（时称“宝月楼”）对面的文昌阁、石碑胡同一带。回人佐领集中居住的营房，俗称“回回营”。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回回营西修建伊斯兰风格的普宁寺，是回部伊斯兰教信众礼拜之用的清真寺。

满洲在入关以前，即与藏传佛教领袖互相遣使通好。藏传佛教对蒙藏地区具有行政支配关系，清朝也更加注重对藏族僧侣贵族的招抚。顺治九年，达赖喇嘛来京觐见。“十月，达赖抵代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往迎。十二月，达赖至，谒于南苑，宾之于太和殿，建西黄寺居之。达赖寻以水土不宜，告归，赐以金银、缎币、珠玉、鞍马慰留之。十年二月，归，复御殿赐宴，命亲王硕塞偕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兵送至代噶，命礼部尚书觉罗朗球、理藩院侍郎达席礼赍金册印，于代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为稳定藏地形势，清圣祖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召五世达赖进京朝觐。乾隆四十一年（1776）基本平定了藏地的叛乱，“及平两金川，锡宴紫光阁。其时所俘番童有习锅庄及甲斯鲁者，番神傩戏，亦命陈宴次，后以为常”。同时解到京城之归降“番子男妇一百八十九名口，尊旨照回人例，编一佐领，入内务府正白旗，请设佐领一员，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名，马甲七十名。但番子初入内地，既不晓事，又不识字，其新佐领一缺，暂由内务府拣员补，交礼部照例铸给图记。再由内务府派骁骑校一员，领催二名，马甲三名，率领番子中新设骁骑校、领催等办事。至新设马甲缺，由内务府拨给三十五缺，再新设三十五缺，应得钱粮，暂行存公，不必分给。另派内务府干员，撙节经理，养赡伊等。统俟数年后，番子等渐谙事务，其新设佐领，再由番众拣选充补，应得钱粮，按名分给，并将内务府兼理之官裁彻。至伊等栖止之所，请交健锐营大臣，于香山附近，令其建碉居住”。留在宫中的藏族艺人与入旗藏民，应是北京地区有常住藏族之始。入旗藏民集中居住于北京城外，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风俗。

在“首崇满洲”的思想指导下，清廷制定了北京旗人与民人分内外城居住、不交产、不通婚的政策，以确保旗产不流失、旗人（尤指满洲人）血缘纯正。顺治初年为安置八旗人口，将北京内城的旧居民人驱赶出城，这就直接形成了旗人与北京原住民之间的鲜明界限。到康熙朝中期，这样的分隔界限被打破，一些百姓进入内城从事为旗人服务的工商百业。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鲜使臣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记载了北京城的商业、手工业状况：“市肆北京正阳门外最盛，鼓楼街次之（在宫城北），通州与北京几相埒…………而大抵市楼华饰，亦北京为最。每于市肆，辄悬竖木版，或排张绒帐，揭以佳号，或称某楼，或称某肆某铺。日用饮食、书画器玩，以至百工贱技，无不列肆以售。而以白大布横张于肆前，或悬揭旗幢，大书某物和买，使过去者瞥见即知。而辄以佳名称之，如酒则称兰陵春，茶则称建溪茗之类是也。”其中“市肆北京正阳门外最盛，鼓楼街次之（在宫城北）”一语，与此前另一使者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相同，反映了他们对北京的共同印象。到嘉庆、道光年间，北京形成“东四、西单、鼓楼前”的商业格局，意味着民人已经大片渗入旗人居住的内城。旗、民分处的局面既被打破，直接的交往也就可想而知。

从经济上的表现，也能看到旗、民分隔的改变。满洲入关之初，贵族和各级官员即按爵位和官职，获得数量不等的田土庄园，八旗兵丁亦计丁授田，作为负担兵役的物质保障。这些被称为“旗地”的田土，分布在畿辅周边。北京内城旗人所居房屋，亦由朝廷依照爵、职分配，旗人只拥有使用权。民人进入内城经营商业、服务业，最初只能租赁旗人私建的房屋，岁月浸久，北京内城的不动产交易出现了“老典”，即房屋出典一方和收典一方约定二十年以上（甚至有至百年者）始得由出典方原价赎回使用权的物权交易方式，而且渐有取代一般房屋租赁形式的迹象。这样，越来越多的民人涌入内城定居，清初制定的旗、民分城居住规则，终究不能阻碍民族交融的大趋势。

经济力量驱动满汉杂处，生活习俗也不可避免地逾越了民族间的藩篱。不同民族间的通婚是相互交融的最直接方式，满洲人进入北京之前对此并无明文禁忌。顺治五年（1648）六月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者，听之。”这项政策通常被视为统治者敦睦民族和平共处的态度，也透露出当时民族联姻并非普遍，官方因此才予以声明。然而，清朝对旗、民之间的通婚实际上颇有限制，《户部则例》规定的制度，是只许旗人娶入而禁止嫁出的单向度婚姻限制。八旗内部的满、汉通婚，属于制度允许的常见之事，满汉血缘的融合并非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公布取消满汉通婚禁令之后才出现。

满洲统治者自皇太极开始，就逐渐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皇太极只是以“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入关后的顺治帝“笃好儒术，手不释卷”，康熙帝更进一步，亲政前月余亲诣京师太学礼祀孔子，恭行三跪九叩大礼，公开宣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最终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儒家化过程。

蒙古人在清朝的地位仅次于满洲，蒙古文也是官方文字，但大多只限于理藩院等少数衙门使用。雍正九年（1731）四月谕内阁：“近见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语言翻译者甚少。相习日久，则蒙古语言文字必渐至废弃。应照考试清文翻译例，考试蒙古文翻译。”乾隆四十四年（1779）上谕指出：“国朝定鼎至今，百有余年。八旗满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长京城。不但蒙古语不能兼通，即满洲语亦日渐遗忘，又复惮于学习。朕屡经训饬，而率教者无几。固由习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蒙古语言文字在驻京的蒙古族裔群体中日趋消亡，渐渐丧失其民族特征。清代编入八旗的外国人，在民族融合的洪流中也变得面目全非。俄罗斯旗人受到满汉文化影响，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更加剧了文化与血缘的融合。道光二十五年（1845）俄国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造访北京，与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所属的男女老少近百人会面。他回忆说：“看到这些俄罗斯人的后裔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的服饰、语言、容貌一点都不像俄罗斯人。”朝鲜族旗人也经历了剃发易服过程，他们还改用满洲名姓，被同化得相当彻底。

清代北京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历史，在满汉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基础上展开。满洲入关并定都北京，自然消弭了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峙局面，对中华民族整体格局的形成和中国历史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与各民族的长期共处，最终冲破了统治者强力划定的民族界限，形成了普通大众紧密联系的民族混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