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血与蓝(1)
T.S.盖普老估摸着自己会早死。“就像我父亲，”盖普写道，“我相信我命该短。我是个一次性发射出生的人。”
盖普差点儿在女子学校长大，他母亲本来得到一个在女子学校当驻校护士的工作机会。但珍妮·菲尔兹预见到如果去了未来可能很悲惨：她的小盖普会被女人围绕（学校提供给他们母子一间宿舍）。她想象儿子的第一次性体验：由在女子洗衣房的所见所感催生出的性幻想，在那里，女孩儿们会捉弄小孩儿，用年轻女性的内衣把小孩儿埋住。珍妮本来会喜欢这份工作，不过为了盖普她谢绝了。她选择去了又大又有名的史第林学校，在那里她只是众多驻校护士中的一个，学校给她和盖普提供的公寓在校医院侧楼，很冷，装着监狱里的那种铁窗。
“无所谓。”她父亲对她说。她出去工作就已经惹他不高兴了，家里有的是钱，要是她能在犬首湾家里的宅邸里等着这私生子长大再搬出去，他还乐意些。“要是这孩子还有点儿智力天分，”珍妮父亲说，“以后都会被史第林录取，不过现在嘛，我想，也没什么更适合男孩儿长大的环境了。”
“智力天分”是她父亲用来指这孩子可疑的基因的用语之一。珍妮的父亲和兄弟们都念过史第林学校，那时还是所男校。珍妮相信，要是能熬过幽闭在这里的岁月，直到小盖普大学预校毕业，那她也算对儿子尽到责任了。“这样能弥补不给他父亲的缺憾。”她父亲这么说她。
“奇怪的是，”盖普写道，“我母亲这个清楚知道自己不想和任何男人住在一起的人，最后会和800个男孩儿住在一起。”
就这样，小盖普跟着母亲在史第林学校的医务处长大。他并没有完全被当成“校工的小屁孩儿”看待，这是学生们给所有老师教工还没成年的孩子起的称号。驻校护士并不被当成教职员工。更何况，珍妮并没有给自己编一个婚姻故事，没有捏造一个盖普父亲的传说，为儿子的出生自圆其说。她是菲尔兹家族一员，她坚持告诉人们她自己的名字。她的儿子是盖普，她坚持告诉人们他的名字。“这是他自己的名字。”她说。
每个人都懂她的意思。这种高傲，在史第林学校的圈子里被宽容以待，某些类型的高傲甚至还颇受鼓励，但高傲要被接受关乎品位和风格。高傲的原因必须上得了台面，必须意义高尚，而且高傲的方式也必须迷人。珍妮·菲尔兹并非一个天生机智的人。盖普写过他母亲“从没有刻意高傲，不过是被逼无奈”。骄傲在史第林学校的圈子里虽然很受欢迎，不过珍妮·菲尔兹骄傲的原因似乎是有个私生子。她也许不会为任何事抬不起头来，然而，她多少也该表现得有点儿人性。
不过珍妮不仅仅因盖普而自豪，她还特别因为自己得到这个儿子的方式而自豪。别人还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到这个儿子的，珍妮那时还没有出自传，事实上她还没有动笔写。她在等着盖普长到能欣赏这个故事的年龄。
盖普所知的故事，也是珍妮告诉任何有胆子问她的人的版本。她的故事，是个三句话就说完了的凄惨故事：盖普的父亲是个兵。他打仗的时候死了。那会儿一边打着仗谁有工夫结婚。
这个故事的缜密和神秘，可能被解读得很有浪漫色彩。毕竟，根据这几个事实，这个父亲可能是个战争英雄。也能据此想象出一场爱情悲剧。菲尔兹护士，很可能当过战地护士。她可能“在前线”坠入爱河。盖普的父亲可能觉得欠“人民”最后一次任务。但珍妮·菲尔兹并没有激发人们去想象这么一出通俗剧。首先她看起来太过享受独身，她丝毫没有对过去表现出泪眼蒙眬的难过之情。她从来不分心，一颗心扑在小盖普身上，只想专心好好当个护士。
当然，菲尔兹家族在史第林学校赫赫有名。这位著名的新英格兰地区的鞋王是著名校友，不管当时是不是遭到别人质疑，他甚至还成了董事会成员，他在新英格兰地区不算是老钱，不过也不是最新的暴发户。他的妻子，珍妮的母亲，娘家是波士顿的维克斯家族，在史第林也许还更有名些。上了年纪的教员当中，有人记得以前每一年都有维克斯家族的人从史第林毕业。饶是如此，对史第林学校的人来说，珍妮似乎没有继承这些高级的凭证。他们承认她好看，但她很普通；她明明可以穿得更漂亮，却只穿护士制服。实际上，由于她是从这样一个家庭走出来的，人们根本对她当护士这件事感到好奇，而且不知为何她还以自己是护士而自豪。医护工作，根本配不上一个菲尔兹或维克斯家的人。
珍妮与人交际带着毫不优雅的严肃，让轻佻的人很不舒服。她读很多书，经常洗劫史第林图书馆，任何人想要什么书，结果都会发现被一个叫菲尔兹的护士借走了。打电话给她，她就会很客气地回答，只要一读完就亲自把书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她准时读完这些书，但她并不会发表对书的任何意见。在学校的环境里，不为了讨论而为了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原因读书非常奇怪。她读那么多书干吗？
她业余上课的行径更为诡异。史第林学校的章程明文规定，校工教员及其配偶可以免费上任何课，只要得到授课教师的同意就行。谁会拒绝一个护士？从“伊丽莎白时代史”“维克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到“1917年以前的俄国历史”课，从“基因入门”到“西方文明上下”的老师都没有拒绝她。那些年里珍妮·菲尔兹从恺撒上到艾森豪威尔，中间念了路德和列宁，伊拉斯谟和有丝分裂，渗透作用和弗洛伊德，伦勃朗、染色体和凡·高，从冥河念到泰晤士河，从荷马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从雅典到奥斯维辛，她从来不发一言默默上课。她是课堂上唯一的女性。她穿着白色制服听课，安静得男学生和老师最后都忘了她的存在，放松下来，他们继续上他们的课，一团白色的她则锐利地一动不动坐在他们中间。她见证着一切，或许不对任何事加以评判，也许在评判着一切。
珍妮·菲尔兹终于能接受她一直梦寐以求的教育，现在看来时机总算成熟。但她的动机却不纯然为了她自己，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在审查这所学校。到盖普长到入校年龄的时候，她就能给他很多意见：她会知道每一个学科里混饭吃的老师，知道什么课散乱什么课好。
她的书多得要从校医院辅楼的小厢房里溢出来。她在学校待了十年才知道书店给教员校工打九折（从来没给过她折扣）。这让她生气。她对自己的书也很大方，最终在空荡荡的校医院辅楼每个房间的书架上都码上书，但那里的书架也堆不下，就溜进了校医院主楼，进入了候诊室、X光房。一开始书压在报纸和杂志上，后来干脆代替了它们。慢慢地，史第林学校的病人们都意识到史第林是个多正经的地方，不比只有轻松读物和垃圾新闻杂志可读的普通医院。病人等待就诊的时候，可以读《中世纪的衰落》，等待化验结果的时候，可以问护士要来珍贵的基因学说明书《果蝇手册》。要是病情严重，或者必须在诊所待很长一段时间，肯定有一册《魔山》为他们准备着。腿骨折的男孩儿们，或运动伤害的病人，等着他们的是优秀的英雄和他们丰富的冒险故事，是康拉德和梅尔维尔，而非《体育画报》；是狄更斯、海明威和马克·吐温，而不是《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在史第林生病是个多美的美梦啊！终于医院里有点儿好东西可以读读了。
珍妮·菲尔兹在史第林的12年中，图书馆员已经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人在图书馆找不到哪本书，他们就会说：“兴许在医务室里能找到。”
书店里一旦哪本书脱销或绝版了，他们就会建议人们“去校医院找菲尔兹护士，她大概有”。
珍妮会不屑地说：“我肯定那书在辅楼的26号房，但麦卡提在读。他得了流感。他读完也许会愿意给你。”或者她会回答：“上一次我看那本书是在浴室里。可能开头几页会有点儿湿。”
无法评断珍妮对史第林教育质量的影响，但她对十年来从未享受过书店的九折优惠一直耿耿于怀。“我母亲一直光顾那家书店，”盖普写道，“相比之下，史第林的其他人什么书也不读。”
盖普两岁时，学校给了珍妮一份三年合同，她是个好护士，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大家对她的那点儿鄙夷也没有在她工作的头两年里增加。这孩子嘛，归根结底和别的孩子没两样，可能夏天时比大部分孩子黑点儿，冬天时皮肤有点儿蜡黄，还有点儿胖。他看着总有点儿圆，哪怕没穿多少，也像穿了很多的因纽特人。那些刚刚经历过二战的年轻教员说，这孩子的体形像钝头炮弹似的。但是私生子终究也是孩子。看不惯珍妮的古怪之处的人，态度也缓和多了。
她签了这份三年合同。她学习，提升自我，但也同时在为她的盖普将来进史第林铺路。史第林学校能提供“高人一等的教育”，她父亲说过。珍妮觉得最好还是亲自确认。
盖普五岁时，珍妮·菲尔兹升为护士长。能忍受这群精力旺盛的野小子的年轻有活力的护士很难找，愿意驻校的护士就更难找。珍妮似乎对栖身校医院辅楼一隅挺满意。某种意义上她成了许多人的母亲：半夜哪个男孩儿吐了，或者按床铃，或是打碎了水杯的时候都需要她，或者当男孩儿们在黑暗的走廊里闹哄，绕着病床追逐，摇着轮椅像角斗士一样决斗，隔着铁栏窗和镇上的姑娘偷偷聊天，攀上攀下校医院旧砖楼外缠绕着的常春藤梯子的时候也需要她。
校医院和辅楼靠地下通道相连，宽度容得下推床通过，一边还能站上一个苗条的护士。坏男孩儿有时会在地道里号叫，声音传到珍妮和盖普住的遥远的辅楼，好像地下实验室里的耗子和兔子一夜间长得巨大，在深深的地下用自己强有力的吻部翻滚着垃圾桶。
但盖普五岁时，他母亲已经成了护士长，史第林学校的人注意到这孩子有点儿奇怪。至于究竟一个五岁的孩子能有多特别没人知道，不过他的头的确有种滑溜溜的感觉，黑乎乎、湿湿的（就像海豹的头），加上他特别小巧结实的身子，让人们又开始猜测起他的基因来。他的气质像母亲，有决心，也许有点儿木愣愣，清高却又永远小心谨慎。尽管他比同龄人长得小，但他似乎在其他方面早熟一些，他带着让人不安的冷静。他尽管矮，不过却像是平衡感很好的动物，手脚特别协调。其他孩子母亲注意到，这孩子能爬上任何东西，有时简直让她们惊讶。那些儿童攀爬架、秋千架、高滑梯、露天看台座、最危险的树，盖普都能爬到顶上。
有一天晚饭之后，珍妮发现他不见了。盖普能够在校医院和辅楼自由走动，和男生们聊天，珍妮想叫他回房间的时候通常会用对讲机呼叫他。她会说“盖普回来”。他们之间约法三章：哪些房间他不应该进去，也就是传染病患的病房，还有真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腐烂的男孩儿的病房，他们不想被打扰。盖普最喜欢因运动受伤被收治的病人，他喜欢看石膏、吊带和大绷带，他喜欢听他们讲自己是怎么受伤的，一遍又一遍听不腻。和他母亲一样，他的内心或许住着一个护士，他很高兴为病人奔走、传消息、偷吃的。但他五岁的这个晚上，他没有回应母亲“盖普回来”的呼唤。对讲机的声音在校医院和辅楼的每间房间的广播里都能听见，包括盖普严禁进入的实验室、手术室和X光室。如果盖普没有听见“盖普回来”的信息，珍妮知道他要么发生了什么坏事，要么不在楼里。她很快发动了一批较为健康能走动的病人帮忙找人。
那是早春的一个起雾的晚上，有些男生走出校医院在潮湿的连翘树和停车场呼唤盖普。其他人在黑暗里摸进空空的角落和闲人免进的工具间。珍妮一开始着实吓坏了。她检查了四层楼的脏衣物滑槽，这根滑溜的圆管让四楼的人可以直接把衣物扔到地下室（她不准盖普拿衣物去滑槽扔）。但滑槽穿破地下室天花板喷出衣物的管口，只看到待洗的衣物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她又查看了烧水房和滚烫巨大的热水炉，但是盖普并没有在那里被煮熟。她检查了楼梯井，她跟盖普说过不允许他在楼梯上玩，她没有看到他摔碎的身子躺在四个楼梯井的任何一个底部。然后她开始担心她之前一直不敢想的情况：也许盖普被史第林学校男生中的强奸犯侵犯了。但是早春校医院有太多男学生出入，珍妮无法一一记住，对他们也没有了解到可以怀疑他们性趣味的程度。他们当中有春色一露就跑去游泳的蠢货，地上的雪都没化。也有最后一批没痊愈的冬日流感病患，他们的种种抵抗力都被消磨了。还有逐渐增多的冬季运动伤患和刚参加春季体育活动就受伤的家伙。
他们当中有一个叫海瑟威的家伙，他这会儿正在辅楼四层的房间按铃叫她。海瑟威是长曲棍球运动员，一条腿的膝盖韧带受了伤，他在下雨的时候出门，拐杖头在海尔楼长长的大理石楼梯上滑了一下，他因此摔断了另一条腿，两天之后他们给他上了石膏，不再让他拄拐杖。现在海瑟威两条长腿都打着石膏，瘫在校医院辅楼四楼的床上，骨节宽大的双手不舍地抓着一根长曲棍球球杆。他被隔离开，几乎一个人独占四楼，因为他习惯把曲棍球扔到房间对面的墙上，等球从墙上弹回来。他就用球杆一端的网子网住那个硬弹球再扔回墙上。珍妮本可以制止他这样干，但毕竟她自己还有个儿子要照顾，而且她也懂得男孩儿喜欢下意识的重复性的肢体活动。这似乎能让他们放松，珍妮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无论是五岁的盖普，还是17岁的海瑟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