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苦乐人生(1)

平心而论，我的童年和少年更多的是在少不更事的时光中度过的，对于我来说，谈不上叛逆，即使偶尔倔强也是性格使然。但是随着我渐渐长大，开始受制于各种现实境遇，成年以后所遭受的挫折让我的倔强性格渐渐变成了一种抗争。也许正是这种抗争，使我的人生之路充满变数。

我是个“犟种”

母亲一直说我是个“犟种”，是头“倔驴”，直到她临咽气时还叮嘱我：“四儿啊，你做事能不能别像一头倔驴犟到底啊？”我没听。

一路走来，有成功，有失败。细究原因：成功是因为我倔强，失败是因为我太倔强。

故乡的云一直遮着我的心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因为怀念故乡而留下许多经典名句。然而，每当我读起这些名句，都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儿时有一首歌叫《谁不说俺家乡好》，至今久唱不衰，但我一听就想哭，因为家乡让我伤心，我很难以家乡为傲。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孩子，故乡的乌云一直遮着我的心，每当想起故乡，我的心便不再晴朗。

其实，我的家乡举世闻名——它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我就住在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大连市区的老铁山下。

旅顺口历史悠久，汉代时属沓氏县，东晋时名“马石津”，隋唐时谓“都里镇”，元代时称“狮子口”。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马云、叶旺二将率军从山东蓬莱乘船跨海在此登陆收复辽东，因海上旅途一帆风顺，遂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一直沿用至今。

旅顺口后来的历史发展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一帆风顺，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它历尽沧桑：1880年，李鸿章在此建立了北洋水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月21日旅顺口被日军攻占，日军进行了大屠杀，血洗全城，我的第一个奶奶就是因为在家里“包小脚”无法逃跑而悬梁自尽的；1898年5月7日，沙俄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强租军港旅顺口和大连；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最终日军占领旅顺口；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雅尔塔协定》，旅顺口恢复苏军租借权，直到1955年，苏军才将旅顺口归还给中国。如今，经过战乱的旅顺口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国家级旅游胜地。

我们单氏家族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从山东漂洋过海落户到旅顺口老铁山下的。就像旅顺口的历史境遇一样，单氏家族也经历了百年沧桑。我爷爷的第一个老婆被日军逼死后，爷爷又娶了第二个老婆，就是我的亲奶奶。奶奶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二。因为家境贫寒，父亲没有念过书，十三岁便只身来到沈阳（当时叫奉天）学徒，后来成了一位技术高超的裁缝。

1946年2月14日，我在沈阳铁西区富贵里出生，我兄弟姐妹共八个。在六个兄弟中，我排行老四。

1948年，辽沈战役前的一天，父亲抱着我在门口乘凉，我的一个干姑父将父亲拉到隔壁。隔壁屋里坐着十几个人正在开会，说是动员大家参加国民党。父亲说：“我是个裁缝，拉家带口的，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几尺几寸外，其余什么都不会，我参加那个干什么。”说完就抱着我离开了隔壁小屋。然而就是这么一段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经历，却成了我父亲、成了我们全家包括我终生的噩梦。

1949年年初，沈阳风雨飘摇，父亲做裁缝已无法养家糊口，于是用一副担子一头装着缝纫机、一头装着我，带着全家逃荒回到旅顺。当时，旅大地区已被苏军解放并实施军事管制，父亲带着全家夜里偷偷渡河过关卡，不料抱着妹妹的母亲失足跌倒落水，情急中的父亲扔掉扁担去救母亲，却将三岁的我淹在水中。我凄厉的哭声惊动了苏军士兵，他们将我救起来抱上岸，在查清了我们只是往家乡奔的难民后，友好地放行，还给了我们一块黑列巴（黑面包），这让父亲对苏军充满了好感。

回到旅顺老铁山后，我们全家挤进了爷爷的破草房子。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刮台风，我们家屋顶到处漏雨，母亲把锅碗瓢盆摆满了炕上地下，用来接雨水。我兴奋地在接雨水的碗盆中间跳来跳去，突然一阵狂风，卷走了我们家的茅草屋顶……

因为做裁缝的手艺高超，加上对苏军友好，父亲被招到旅顺苏军将校被服厂当裁缝，专门为苏军将校级军官做军服。母亲则在家里带着孩子们下田务农。

1950年，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一切有历史问题的人必须立即坦白交代。胆小怕事的父亲也向组织上“交代”了他在沈阳抱着我到隔壁参加过一次会议的情况，由于没有证据证明父亲参加了国民党，于是父亲就被列为“历史上有污点的人”。

1953年，苏军开始陆续撤离旅顺口，苏军将校被服厂解散，父亲因为手艺精湛，被特招到北京，专门给中央首长做服装。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份了不起的荣耀。父亲在亲邻的艳羡中风风光光地坐上火车赴京。然而，就在我们全家也兴奋地准备举家搬迁到北京的时候，父亲突然沮丧地回来了——政治审查不合格，“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

“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的人还不如“历史上有问题已查清”的人的日子好过。假如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有什么历史罪行，只要是查清了，定性了，日子都能过，问题是“查不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就意味着是历史悬案，就意味着可能还有更严重的罪行，就是一个不能相信、不能重用的人。

父亲被从北京清退回来后，就在国营的旅顺被服厂当了工人。按理说父亲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在那个年代应该多自豪啊。可是不行！因为“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父亲就成了被“内控”的人，每到工厂开职工大会或者传达上级指示的时候，领导就会喊一句：“历史上有污点的人不能参加！”父亲就得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会场，这种尴尬和羞辱让老实得连话都不会多说的父亲无地自容。

因为忍受不了政治上的不信任，父亲不知回家流了多少泪，最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毅然辞去了国营工厂的工作回家务农，和母亲一起给生产合作社喂猪。

父亲的工作很努力，他竟然被评上了“旅大市畜牧业先进工作者”，戴上了大红花，还得到一条白毛巾和一块印有鲜红大字“旅大市畜牧业先进工作者”的篷布围裙作为奖励。

然而，打击又来了，有人激愤地向组织上反映：“集体的猪怎么能让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喂呢？一旦把猪毒死了怎么办？”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幅标语张贴到养猪场的当天，父亲和母亲就被调离了养猪场，下地锄田了。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每当村里大喇叭一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历史上有污点的人马上到生产队开会”，父亲就哭，以至于后来每每听到村里大喇叭响，父亲都会情不自禁地手发抖。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父亲的人生受到严重冲击，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父亲自然被审查、被批斗。父亲绝望了，几次要自杀，母亲和全家人日夜寸步不离地守在父亲身边，不给父亲一分一秒独处的机会。亲情终于使父亲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们兄弟姐妹八个都受到了一定的牵连：当兵当不了，入党入不了，提干提不了，考大学政审不过关。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尽管都很聪明，学习成绩都很优异，但没有一个报考大学，学历最高的是高中和中专毕业。而我儿时的许多梦想都因为父亲的缘故化为泡影。政治上受打压，经济上贫困潦倒，我甚至连一张儿时的照片都没拍过，以至于在整理这本自传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二十岁以前的照片。而对生我养我的家乡，我心中有怨，只想早点儿逃离这块让我伤心的土地。1963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班主任老师一直希望我报考旅顺最著名的高中——旅顺一中，以便将来考清华、北大。然而，一是因为家里穷，二是因为我患了神经衰弱，最重要的是我想永远逃离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所以我坚决报考了不收学费又能离开旅顺的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尽管班主任老师一怒之下撕了我的报考表，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坚持不改。

离开旅顺去大连报到的那一天，我天没亮就摸黑离开了家，连头都没有回，我下决心一辈子不回来。

我在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中师毕业时，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毕业生“哪儿来哪儿去”，我必须回旅顺口区教学。我上来了犟劲儿，赖在区教育局分配办死活不走，我提出哪怕是分配我去新疆、西藏都行，只要不回旅顺。然而分配办就是不同意，我气得当场就昏倒在地，这一昏救了我，领导特批我可以不回旅顺，将我分配到靠近旅顺口区的甘井子区营城子公社郭家沟小学。呜呼，我终于逃离了故乡。

“文革”后期，我的一个本家哥哥当了村长，他对父亲说：“二叔，你如果老戴个‘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的帽子，你到死都得背着这个污点，儿女们也都得跟着你受牵连。干脆，你就承认你是国民党党员，我把你档案改为你是‘普通国民党党员，但没有活动，历史问题已查清’，你说好不好？”父亲哭了一宿，终于点头了。

父亲是患肺癌去世的，临死前，他含着泪说：“我牵连你们了，可我真的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冤死了啊！”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我心中的怨恨也逐渐淡去，有时候我也这样宽慰自己：“不要怨恨家乡父老，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然而，我还是对故乡没有那份深深的情，每当想起故乡，我的心便蒙上了乌云。

我的作家梦从老师的一句话开始

童年，正是人生的懵懂时期，父母或者别人的一句话都可能影响你的一生，我也如此。

1954年9月1日，我在旅顺铁山乡中心小学读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全校师生到海边野游，当年的海滩遍地都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翻找鹅卵石下的小螃蟹。新班主任老师问：“同学们，这些磨石蛋子（我们那地方把鹅卵石叫磨石蛋子）原来都是带棱带角的石头，你们说石头怎么会变成了磨石蛋子呢？”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用锤子砸的，有的说用铁锉磨的，有的说用砂纸蹭的，我在一旁不言不语。老师指着我：“那个同学，你说！”我胆怯地说了句：“让海水冲的吧？”同学们哄堂大笑：“水还能把石头磨平了？胡诌！”我脸红脖子粗：“就是海水冲的！”老师一下子把我抱起来，高兴地说：“你答得很对，是海水冲了石头，石头互相摩擦，日久天长，石头就成了磨石蛋子！你非常聪明，将来你要当大作家、大科学家。小班长就你当了！”于是，我当上了小班长。从此，“将来当大作家”就成了我的梦。

当上小班长，我可把这个“小官”当成大事了！从我们村到铁山小学有五里地，每天上下学，我都把我们村的十三名同学集合起来，吹着哨子“一二一！”排队走。

一天放学，我正带着十三名学生列队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苏军大卡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一个苏联军官（那时候旅顺还有苏联的驻军），他从大卡车上拿了一个白列巴（白面包）、一个黑列巴（黑面包）给了我，每个列巴都像小枕头一样大。苏联军官拍拍我的脑袋，连声说：“哈拉少！哈拉少！”原来是因为我带领同学们整齐列队回家，苏联军官看了一高兴而给我的奖励。与此同时，苏联军官又分别给每个女同学一个白列巴，给每个男同学一个黑列巴。哈！我们十四个人夹着枕头大的列巴排队往家走，劲头更足了！

消息迅速传开，第二天早上，我家门口就聚集了全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同学，从此我吹着哨子，带领全村五六十个学生天天列队上下学。然而我们望穿双眼，再也没碰到苏联军官运面包的卡车停下来。不久，这支队伍又恢复到了十四个人。

作文课，老师出了个题目：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写了《大列巴的故事》，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个作品，老师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范读，我沾沾自喜。不料读完后，老师在肯定我写得好的同时，又批评我，说选的这个故事中心思想不积极，不应该把分大列巴当成高兴的事，只给了我三分。我不服气，当场哭了。我不理解，既然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作文，还夸我写得好，为什么才给我三分？写大列巴的故事怎么就中心思想不积极了？当天我也没组织同学排队回家。

那时的老师真敬业，晚上，班主任老师就来我家家访。我躲在门后不见老师，还冤屈地哭了。母亲跟老师连连赔不是，说：“老师你别生气，我四儿是个‘犟种’，等我收拾他！”班主任老师在妈妈面前把我好一顿夸，然后说作文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中心思想不正确，将来会犯大错误的，妈妈吓了一跳。从此，“中心思想”这四个字牢牢地扎根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甚至影响到我今天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