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青春作伴

话音犹在，已是阴阳两隔。费先生深知王同惠的心志和寄托。一场变故，他要面对怎样惨痛的现实？无从面对，故致殉节。殉节不果，痛上添痛。

《花篮瑶社会组织》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传说烧一座磁窑，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尼采所谓，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

《花篮瑶社会组织》是费先生第一本著作，和王同惠共同署名。该书之成，有血与命的代价。

1930年，费先生求学路上出现转折。此前，他的志向是做医生，救死扶伤，悬壶济世，为此在东吴大学读医预科。

一次学生运动中，他上街游行，参与学潮，开罪于当局，被责令转学，离开东吴。目睹社会弊端，费先生觉得，社会之病重于个人之病。由苏州转学北平过程中，他放弃了协和医学院，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该系吴文藻教授看中费先生是棵好苗子，悉心栽培。待其本科毕业，引他至清华园，攻读人类学。导师是俄国学者史禄国。

史禄国为费先生制订了三期、六年培养计划（初期两年体质人类学；中期两年语言学；后期两年社会人类学）。未料刚满两年，清华改了章程，俄国亦有疑似克格勃来探，史禄国无奈离开清华，且不再回。

1935年秋，费先生以上佳成绩取得公费留学资格。一旦出国，国际同行自然会知其导师是谁。史禄国恐费先生仅以两年学力难撑门面，便要求他出国前做一年实地调查，添点本钱再出国。这是瑶山调查的前缘。

费先生在清华园读体质人类学时，女朋友王同惠在燕园读社会学。他们一起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作者系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一位神父，于1909年奉派到甘肃传教，经长期实地调查和史料研究，写出该书。

翻译过程中，王同惠曾自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

其时，费先生也已然立志“做个发展中国人文学科的探路人”。

经吴文藻联络争取，费先生得到瑶山调查机会。王同惠为和费先生同往，办了休学手续；为途中工作方便，亦因爱情水到渠成，他们举行了婚礼。

蜜月在费先生家乡度过。他们在太湖鼋头渚完成《甘肃土人的婚姻》的译稿后，别太湖，往上海，转香港，过广东，入广西。其时，广西省政府设有“特种民族研究”课题。费先生向省政府提交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书。

该计划书全称为《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费先生说：“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形类别外，尚可藉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

这是费先生晚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的早期苗头。

 

进瑶山搞调查，真是一种特殊经历。

王同惠记述说：“我们上道坐了轿，在全巷注目中出了县城。”当天傍晚，他们到达百丈村。那里离瑶区还有二十多里路；轿子一进村，就被成群的孩子们围住。他们跟着轿子跑，兴奋地嚷嚷着，引来了更多人们。待轿子停到乡公所门前，像是全村老少都出来了，密密围住轿子，好奇于远方来客。

乡公所同时也是学校。他们一进院，几十个小学生就跟了进去，满院满屋都是人。一天山路劳顿，费先生和王同惠走进特地为他们准备的房间，刚想躺下休息，无意中抬头，只见窗棂外、梁头上都是乌黑闪亮、好奇静默的眼睛，友好地看着远来的客人，把他们围进了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欢迎仪式。

百丈村是进入瑶区的一个流通中心，又逢圩，人自然较为集中。费先生和王同惠的瑶山调查从该村正式开始，再往里边走，进山后，人烟稀少，路也难走，往往跋山涉水一整天，连走带滑，连摔带爬，才走到下一个村寨。

费先生说：“山势斜度极大，于是不得不舍轿步行了。……我们低着头，只知道一步一级地爬，好像是走着一个没有尽头的路程。……忽而援峭壁，忽而过独木……其实全因为这险恶的山岭，我们在今日尚能在这地方见到瑶人的村落。……没有这天险，哪里还有瑶区呢？”

面对天险，费先生和王同惠想的不是自己艰辛，而是瑶民不易。

从进入瑶区起，日复一日，白天里，费先生作人体测量，王同惠调查社会生活，晚上，他们汇集、讨论当天搜集的资料，确定第二天的调查内容。

除去直接调查，他们还同瑶民一起聊天、做活，为瑶民看病、治病。他们对瑶民风俗习惯的自觉尊重，对瑶族同胞的同情和关切，在调查工作中的敬业精神，受到瑶民的信任、喜爱。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水乳交融般的情感。

费先生和王同惠日餐淡饭，夜宿土屋，艰辛、快乐地推进调查日程，同时不断向《北平晨报》发回《桂行通讯》。生动、鲜活的田野调查文字，带着瑶山的清新气息，报告他们的新发现、新感受。

吴文藻是费先生和王同惠共同的老师，他记述阅读《桂行通讯》的心情说：“字里行间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读完了总使我兴奋。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在萌芽的学问，一向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我自己数年来在悄悄地埋头研究，常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感。这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真鼓起了我不少的勇气。”

1935年12月16日，费先生和王同惠完成了对坳瑶的实地调查，开始向茶山瑶聚居的村寨转移。当天一次不幸变故，中断了这次调查。

由于向导失引，费先生和王同惠在地名为“潭清”的岔路口走错了路，误入一片竹林。他们摸索着走到斗篷岭，“见一似门设备，便以为到了近村。费孝通便探身察看，不料那是古陈村瑶人盘公平捉野兽设下的虎阱，机关一动，木石齐下，把费孝通压住。在危急的惊乱之中，王同惠奋不顾身把石块木头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局部受伤不能起立，她将丈夫移到安全地带后，奔出林中呼援”。

这一去，王同惠没能回来。瑶族同胞动员了两个村寨中十六岁以上的全部男性青壮年，漫山遍野找到第七天，终于在一处山涧急流中发现她的遗体。

费先生闻知噩耗，决意殉节。他说：“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我以为她会永远帮助我的，谁知道天会把我们拆散！”

出事的头天晚上，费先生和王同惠烤火夜话。王同惠曾说：“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能够出版呢？那时，我们相对抽一会儿烟是多么有意思。”

话音犹在，已是阴阳两隔。费先生深知王同惠的心志和寄托，更知恩师吴文藻对王同惠的期许一点都不比自己稍低，尤其深入体验了瑶山调查途中王同惠的实力和潜质。入山未久，她已可以用简单的当地语言和瑶民沟通、交流，此为费先生望尘莫及。调查若能正常推进，该是怎样乐观的前景？一场变故，费先生又要面对怎样惨痛的现实？无从面对，故致殉节。殉节不果，痛上添痛。

费先生既殉节不得，无奈中改变了想法——“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随着伤情好转，费先生开始整理瑶山调查资料，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他设想，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的第一部。

在广州的医院病房中，费先生写出了前三章。从广州到上海的客船上，在沪上亲戚的客房里，他写出了后续的第四和第五章。直到从上海回到北平，费先生终于完成了这个对他具有终生意义的“第一部”。

 

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费先生回顾一己殇恸，表达远大寄托。

“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传说烧一座磁窑，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尼采所谓，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

“我在此也得附带声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费先生当年对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发生了疑问，担心社会发展路径出问题。

七八十年之后学界讨论的“路径依赖”话题，费先生最迟是从1935年开始讨论的。他自觉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造过程，自觉一个社会学者对社会改造应担负的责任，在《桂行通讯》最后一篇，费先生说——

“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配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新件头配得进配不进。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潭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

“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对理解费先生的学术实践、文化思想和人生追求，这句话具有终极意义。

既是为学者的主观愿望，也是学术工作可能具有的客观价值。

在一生文章的破题之初，费先生已把这一点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和王同惠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要寻求的，他把两次学术生命叠加起来去研究的，归根结底，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径。

瑶山里，一笔一画地为瑶民绘制速写，一点一滴地积累人体数据，一事一物地询问石牌制度，一家一户地了解婚丧嫁娶……看似琐细，却在接通心底那个叫“文化出路”的大题目。

在其“第一部”，费先生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如此明白，但在其学术生命的延续中，这个意思像是就此埋下伏笔，一埋数十年。直到1990年代，费先生在国内外同行面前郑重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并将自己大半生的学术实践及体会灌注其中，再三再四予以阐述，才显示出一条纵贯学界六十余年的思想连线。费先生早年调查提出的文化路径和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一脉相承。

君子之道，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