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演变——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现象的一个方面。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有关正义和合法性的思想威力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法国和美国大革命之后，各个方面的发展的交互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发展可简单定义为人均产值在历史上的持续增长。这究竟是不是衡量人类福祉的适当标尺？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对此有不少争论，因为人均GDP只看金钱，不看健康、机会、公平、分配和人类繁荣的其他方面。我希望将这些争论暂且搁置，人均GDP具有简单明了的优势，并且在如何正确测定上已投入相当多的努力。

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组件——社会动员——关注历史上新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社会动员是指，社会中不同群体意识到自己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或认同，从而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19世纪初，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和中国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人口绝大部分仍住在小村庄，以种庄稼为生。到那个世纪末，欧洲出现巨大转变。农民离开乡村，城市日益扩大，产业工人阶级形成。德国社会理论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称之为从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走向法理社会（Gesellschaft），通常译成英文为从“共同体”走向“社会”（society）。其他19世纪的理论家发明各自的二分法，来描述一种社会形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譬如，马克斯·韦伯对传统和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区分；埃米尔·涂尔干说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对立；亨利·梅因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

这些模式试图阐明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前者多是紧密结合的村庄，村民彼此熟悉，认同固定，后者则是拥有多样性和匿名性的大城市。这种转变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于后发国家的东亚地区，今天又在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展开。

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在不断创造新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学生、职业人和经理人等。在匿名的城市中，人们搬家频繁，在更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中生活，具有流动身份，不再受制于村庄、部落和家族的习俗。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新颖的社会关系促成像民族主义那样的新认同，或普世宗教的新归属。为政治制度的变化打下基础的，就是社会动员。

除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还有关于合法性的思想演变。合法性代表广泛共识，认定某些社会安排是公正的。世易时移，关于合法性的思想也会有所演变。这种演变有时是经济或社会变化的副产品，但在很多历史节骨眼上，又变成推进发展其他方面的独立动力。

所以，当法国摄政王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在1614年召开旨在增税的三级会议时，那时三级会议软弱依顺，无法阻止绝对君主制的崛起。当它于1789年再次召开时，由于启蒙运动的高涨和人权思想的传播，法国的思想状况大有改观。毋庸多言，第二次三级会议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这种思想转变就是原因之一。同样，英国政治参与者在17世纪也有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起初，他们要捍卫的英国人权利只是继承自远古的封建权利；一百多年后，他们在霍布斯和洛克等作家的影响下，要求作为个人的自然权利。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这对建立何种政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会说，提倡普世权利的新思想反映了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崛起，构成了掩饰经济利益的上层建筑。卡尔·马克思本人的名言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资产阶级本来可以旧封建秩序的特权为基础，光为自己争得权利，没必要提倡为人类普遍平等铺路的学说。它选择以这一类词语来为自己辩解，让人们回溯到基督教的普世性，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马克思，20世纪的历史将会如何改写。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当然还有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反映新兴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无人能如此精彩地分析早期工业化情形，将之与黑格尔的大历史理论关联起来，以自封的“科学”字眼，来解释无产阶级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从马克思笔下涌现出一个世俗的意识形态，在列宁和毛泽东等领袖的手中，取代宗教，成功动员数百万人，实质上改变了历史进程。

我们可在图1当中将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思想和合法性，与政治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连接起来。

发展的六个方面可各自独立地发生变化，也可以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政治发展的模式包含解释这些因果关系的理论。我们可概述一下英美和其他早期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之后发生的事，来追踪一些比较重要的关联。

1800年后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1800年左右，随着工业革命的腾飞，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即第1卷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世界许多地方生活在英国作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描绘的条件下。他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描绘了一幅黯淡图景：从长远看，人口增长将超过经济资源的增长。图2显示的是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八百年人均收入的估计。曲棍球棒式的曲线，以及向高速增长的突然过渡，反映后期生产力持续性的连年增长大大超越了人口的增长率。我们可能会猜测，人口增长和可用资源的局限，总有一天会压垮这个得天独厚的快速增长。不管如何，我们仍然幸运地生活在后马尔萨斯世界。

是什么造成经济增长的突然爆发？工业革命之前还有始于16世纪的商业革命，其时的贸易总额，无论在欧洲内部还是跨大西洋的，都有大大扩充。这种扩充是一系列政治和制度因素推动的：可靠产权的建立、现代国家的兴起、复式记账和现代企业的发明、通讯和运输的新技术。工业革命所依靠的是，科学方法的系统性应用及其与制度化的大学和科研组织相结合，最终转化为技术创新。

向高速增长的突然过渡，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第3章的标题即为“劳动分工只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本书的开头是他对别针工厂的著名描述：与其让每一个工匠去牵拉、切割和磨尖一个个的别针，倒不如把每一道工序交给专职工人，从而大大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但斯密断言，如果不存在足够大的市场，就没有以这种方式来提高生产率的动力。所以斯密认为，交通和通讯的改进，既增加了市场的规模，又刺激了劳动分工的扩大。斯密在世时的商业革命，为即将展开的工业革命撒下了种子。

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变成后续思想家的中心议题，始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以前引以为傲的工匠现在却沦为大工业机器的齿轮。与斯密不同，他们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为邪恶，其令工人远离了真实的自我（“异化”）。读者可从写于1848年的下列段落中感到，这个现代世界与之前的农业世界截然不同。其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加速：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

硅谷认为它发明了“颠覆性创新”。其实，在马克思写出上述段落时，欧美社会的变化速度要超过21世纪初。

通过创建要求参政的新群体，社会动员在促成政治变化。19世纪末，在整个工业化的欧美，工人开始加入工会，争取加薪，要求更好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他们追求宣传、组织和投票的权利，开始支持新政党，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旗帜下获得选举胜利。在没有选举的地方，如俄国，他们开始加入地下共产党。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传播促使当时发生另一重大变化：全球化的早期形式，允许思想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跨越政治边界。政治制度在1800年之前的发展，主要发生于单一社会，尽管有些社会相当庞大。譬如，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引进择优录用的官僚体系，但对同期的希腊和罗马，几乎没有丁点的影响。早期阿拉伯建国者可借鉴邻近的波斯或拜占庭，但没有试图仿效同期欧洲的封建制度，更别说印度或中国的。

首先创造世界体系的是蒙古人，他们把贸易和疾病从中国带到欧洲和中东；然后是阿拉伯人，将自己的网络延伸至欧洲和东南亚；再接下来是欧洲人，开发与美洲、南亚和东亚的贸易。认为全球化是21世纪初独特现象的人，可读读《共产党宣言》的下列片段：“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这些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商品的情形如此，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想也遇上同样的情境：如果某种东西在世界某地有效，就会在另一地区得到迅速的复制。例如，亚当·斯密有关市场力量的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更被传播到拉丁美洲；那里的西班牙波旁王朝改革者，因此而放松早期重商主义对贸易的限制。在意识形态光谱表的另一端，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国际化思想，为非欧洲人的革命者所采用，如中国、越南和古巴。

1800年之后，促成政治发展的环境条件大大不同于之前，即第1卷所涵盖的时期。经济的持续增长，迅速推出社会动员的新形式，创造出要求参政的新群体。同时，思想可从一个社会传至另一社会，以印刷机的速度，后来更以电报、电话、无线电和互联网的速度。这些条件下的政治秩序会遇上很大麻烦，因为原先用以管理农业社会的制度，现在却用来主持工业化社会。技术和经济的变革与政治制度的关联，一直持续至今，例如，社交媒体孕育出动员的新形式，无论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都无一例外。

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马克思起的许多社会理论家都把它视作现代化的典范。英国走过一条因果链条非常清晰的道路，先是经济增长，再是社会动员、价值观改变和政治参与的诉求，最终抵达自由民主。欧洲社会学理论在20世纪初横渡大西洋，在美国学术界扎下营盘，易名为现代化理论。它实际上认为，美好事物最终都会走到一起，现代化是个铁板一块而又相互关联的现象，图1中的六个方块会同时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会在短时间内达到丹麦。现代化理论出现时，欧洲的殖民地正在走上独立道路，根据预计，它们将会复制欧洲的发展次序。

塞缪尔·亨廷顿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给这一理论泼上冷水。亨廷顿激烈抗辩，好事并不总是扎堆。他认为，经济发展孕育社会动员，当社会动员的速度超过现有制度应付参政需求的能力时，政治秩序就会崩溃。亨廷顿指出，一边是新动员起来的人们的期望，另一边是政府满足他们参政的能力或意愿，这中间会有“差距”。他认为，贫穷的传统社会和已经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恰是那些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因为现代化的不同组件未能以协调的方式向前推进。

亨廷顿写完此书后四十多年中，不少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暴力做了大量研究，包括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大卫·莱廷（David Laitin）和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根据这些新近的研究，亨廷顿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必须做出修改。不稳定反映制度的缺乏，在这一点上亨廷顿说对了。几乎单凭定义，就可确定它的真实性，因为制度本身是调整行为的规则。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观察到的不稳定和暴力，未必是现代化打乱了稳定的传统社会的结果。他认为那些社会早先是稳定的，这个观点有误导性。在他著此书之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是殖民帝国的一部分，权威都是外部强加的。例如，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我们并没有当地冲突的可靠数据，无论是量化的还是其他方式的。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和比属刚果（扎伊尔），之前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政治体，也没有国家层次的传统制度。毫不奇怪，它们独立后不久就陷入冲突。软弱制度和没有制度的国家，不管走不走现代化道路，都会摇摇欲坠。

晚近对冲突根源的分析，与亨廷顿的主张发生矛盾。亨廷顿认为，正在投入现代化的国家，身处贫困和发展的中间，会遇上最多的不稳定。但事实上，新近的分析显示，冲突与贫困有很明显的正比关系；冲突常常是贫困的原因，又是贫困的结果。那些学者系统研究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软弱的政府和糟糕的制度是冲突和贫穷的根本原因。许多失败或脆弱的国家掉入低层次的陷阱：它们衰弱的制度无法控制暴力，由此造成贫困，进一步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很多人观察冷战后的巴尔干半岛、南亚和非洲等地，相信种族是冲突的起因。但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表明，如果控制制度的因素，种族多样性和冲突的关联就会烟消云散。詹姆斯·费伦和大卫·莱廷也显示，如果控制人均收入的因素，种族或宗教的多样性并不会引起更多冲突。毕竟瑞士有三个语言群体，由于它强大的制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稳定的政治体。

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和暴力升级，有些社会实际上能发展政治制度，以容纳更多的参政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的快速现代化是在威权政府监督下完成的。这两个地方的政府得以满足民众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期望，最终接受他们对更多民主的诉求。像早期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中国大陆即使没有开放正式的政治参与，仍能保持高度的政治稳定，主要通过向公民提供稳定、增长和就业。

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出版以来，出现了迅猛的经济发展，以及亨廷顿的民主转型“第三波”。从1970年到2008年，全球经济生产总值大约翻了两番，从十六万亿升至六十一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选举式民主国家也从四十个升至将近一百二十个。有些转型涉及暴力，包括葡萄牙、罗马尼亚、巴尔干地区和印度尼西亚。但总体上说，这个全球政治的大转型是相当和平的。

不过在有些地区，社会动员和制度发展之间出现亨廷顿所说的差距，确实成了不稳定的导火索。中东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经历大量政变、革命和国内冲突。但在随后几十年中，整个阿拉伯世界又看到非常稳定的威权政权的出现。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受独裁者的统治，不许反对党的运作，严格控制公民社会。世界上唯一没有参与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其实就是中东阿拉伯国家。

2011年1月，随着突尼斯本·阿里（Ben Ali）政权的崩溃，埃及穆巴拉克的垮台，利比亚内战乃至卡扎菲的死亡，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的政治大动荡，这个格局发生了惊人变化。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得益于多种因素，包括中产阶级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壮大。从1990年到2010年，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埃及增长28%，在突尼斯增长30%。这项指数是有关健康、教育和收入的综合指标。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有大幅增加，尤其在突尼斯。新兴的中产阶级，受到卫星电视（半岛电视台）和社交媒体（Facebook Twitter）等新技术的动员，领导了反对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独裁统治的起义。只是，这些社会群体无法控制后续事态的发展。

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所经历的就是亨廷顿事件：表面上看似坚不可摧的威权政府，底下已发生社会变化，新动员起来的参与者发泄不满，因为政府没有通过采用新制度制造渠道吸纳他们。这个地区未来的稳定，将取决于是否会出现能够引领民众和平参与的政治制度。这意味着，开放政党，开放媒体，广泛讨论政治议题，接受为政治冲突订出规范的宪法规则。

亨廷顿的基本见解仍然是正确的，即现代化不是顺畅和必然的过程。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诸方面，自有不同的轨道和时间表，没有理由一定会按序渐进。尤其是政治发展，独立于经济增长，只遵循自己的逻辑。成功的现代化还得依靠政治制度、经济增长、社会变化和思想的并行发展。绝对不能说，有了发展的某个方面，其他方面就一定会伴随而来。实际上，为了启动经济增长，强大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必需的；恰恰是它的缺席，将失败或脆弱的国家锁进了冲突、暴力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脆弱或失败国家所缺乏的制度中，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干政府。国家在受到法律或民主的限制之前，必须先要存在。这意味着，首先就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部门和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