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汉族以外的诸族

第一节 獯粥

中国人绝不是单纯的民族。以前所讲的，都是汉族的历史，这是因为叙述上的方便，不能把各族的历史，都搅在一起，以致麻烦。现在汉族的历史，已经讲到统一时代了，就得把汉族以外的各族，都讲述一过。

中国人向来称异族为“夷”、“蛮”、“戎”、“狄”，这四个字，是“因其所居的方位而称之”，参看下章。不是种族的名词；若用这四个字来分别种族，一定要陷于误谬的。到后世，这四个字的称呼，也有不按着方位的（譬如狄侵入东方，仍旧称他为狄是）。然而这是后起的事，到这时候，能够认明他的种族，居地虽然变换，还用旧名称称他。——种族的关系，已经纷乱得不可究诘了。

同汉族杂居最久，而关系又最密切的，便是獯粥。獯粥，又唤做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史记索隐》（《匈奴列传》）：“晋灼曰：匈奴，尧时曰獯粥，周曰猃狁。”都是一音之转；这两个字的合音，便是混，又写作昆，写作串，写作畎，写作犬，到后世又写作胡。《诗·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畎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古代所谓西戎北狄，都是这一种人。何以知道呢？因为除这一族之外，可称为戎狄的，只有汉时之所谓羌，而据汉朝的事情看起来，羌人在古代，和汉族实在没甚交涉，看本章和第三篇所述羌人的事情自明。太史公《匈奴列传》把古代的戎和狄都混杂在一起，或讥其不能分别，殊不知道戎和狄本没有种族上的区别的。

这一族古代的根据地，也在黄河流域；到后世，才渐次退却到阴山山脉一带，再退却而至漠北，再退却而到如今俄领中央亚细亚一带，而入欧洲。参看第二篇。误以为汉时的匈奴，在三代以前，就据有漠南北的，却是大误。漠南的南部，虽有“分散溪谷”的小种落，然而不是他重要的根据地。至于漠北，则三代以前，大抵是丁令的地方。所以《尚书大传》说“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于积雪之野”。

这一族的根据地，大约在汉族的西北。所以《史记》说“黄帝北伐獯粥，而邑于涿鹿之阿”；见第三章第二节。《墨子》说尧“北教八狄”；尧都太原。可见得这一族，从古以来，就占据如今直隶、山西的北半省。至于陕西，更是他的大本营。所以《史记》上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而戎狄攻太王父，父亡走岐下。……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建邑，复居于酆，放逐戎夷泾洛之北”。洛，如今陕西北洛水。可见得周从受封以后，历代和此族竞争。幽王被弑以后，此族“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诗》：“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毛传》以为宣王时候的诗，恐不如《史记》之确。《尔雅·释地》“周有焦获”郭璞注：“今扶风池阳县瓠中是也。”池阳，如今陕西的泾阳县。镐，方，无可考。于是平王东迁，直到秦文公手里，才把岐丰的地方收回。见上章第一节。秦穆公时，“开国十二，辟地千里”，这是《秦本纪》上的话，《匈奴列传》说“西戎八国服于秦”。这一族在泾渭上游，便无从肆其凶焰了。其在陕西东部的，也给晋国人所攘，居于、洛之间，，就是《汉书·地理志》上郡白土的圜水，《清一统志》说是在陕西葭县入河的秃尾河。谓之白狄。《史记》说“号曰赤狄白翟”，误。其侵入东方的，谓之赤翟。赤翟的境域，从晋国的蒲、如今山西的隰县。屈如今山西的吉县。起，绵延向东，和齐、鲁、卫接界。邢、卫、宋、鲁、齐、晋、郑，都颇受其害。其种落，有东山皋落氏、如今山西的昔阳县。咎如、如今山西的乐平县。潞氏、如今山西的潞城县。甲氏、如今直隶的鸡泽县。留吁、如今山西的屯留县。铎辰，如今山西的长治县。都给晋国人灭掉。白狄也有侵入东方的，就是肥、如今直隶的藁城县。鼓、如今直隶的晋县。鲜虞。如今直隶的定县。肥、鼓亦灭于晋，鲜虞到战国时谓之中山，灭于赵。又有扬拒、如今河南偃师附近。泉皋、如今河南洛阳县西南。伊洛之戎，《左传》杜注“居伊水洛水之间”。地都入于周。又有蛮氏、如今河南的临汝县；亦称茅戎，因为他本居茅津。茅津，在如今山西的平陆县。骊戎，如今陕西的临潼县。地亦入于晋。于是这一族在山、陕、直隶的南部和河南的，几于全给汉族征服，以上说赤狄白狄，据《春秋大事表》。其未尝服属的，都在甘肃和直隶、山、陕三省的北边。《史记》上叙述他的形势道：“自陇以西，有绵诸、如今甘肃的天水县。绲戎、亦在天水境。翟之戎；如今陕西南郑县境。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如今甘肃宁县、庆阳县境。大荔、如今陕西的大荔县。乌氏、如今甘肃的泾川县。朐衍之戎；如今甘肃的灵武县。晋北有林胡、如今山西的朔县。楼烦之戎；如今山西的崞县。燕北有东胡山戎；见下节。各分散溪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列国的开拓，便是“赵有代、句注之北，句注，如今的雁门山。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河西、上郡入秦之后。秦、赵、燕三国，边于匈奴。……秦昭王时……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集解》“徐广曰在朔方”。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集解》“韦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大抵这时候，这一族在甘肃和山、陕、直隶北边的，都是“分散溪谷”的小部落；所以汉族开拓，毫无抵抗之力。汉族所以要筑长城，也是防这些小部落侵盗的缘故。像后世的匈奴、突厥……原不是长城所能防。后人议论秦始皇的筑长城，有人说他“立万世夷夏之防”，固然迂谬可笑。又有人说，筑了长城，还是无用，引后世史事为证，也是陷于“时代错误”的。其中只有一族，根据在如今河套之内的，较为强大。大约因为地形平衍。易于合群的缘故。这个便是秦汉时代的匈奴了。

第二节 东胡

太史公把古代的戎狄算做一族，并不能算他错；然而把东胡和匈奴混在一起，实在是弄错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东胡之后为“乌桓”、“鲜卑”，乌桓、鲜卑和匈奴，确非同族。

《后汉书》、《三国志》都说：乌桓、鲜卑是东胡之后，东胡为匈奴所破，遗族分保此二山，因名焉。后人因把东胡两个字，当作这一族的本名，乌桓鲜卑，当作后起之名；因而有说东胡就是通古斯Tongus的译音的，依我看起来，却实在不然。为什么呢？据《希腊罗马古史》，“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古代即有‘辛卑尔族’居之……故今黑海北境，有辛卑尔古城；黑海峡口，初名辛卑峡；而今俄人名乌拉岭一带曰西悉毕尔”。《元史译文证补》。《北史·魏世纪》述鲜卑二字的由来，也说“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东西相去数千里，不谋而合。可见所谓鲜卑，不是“部族以由名”，实在是“山以部族名”的。所以鲜卑部落，分布极广，而乌桓一部，从魏武帝柳城一捷后，就不复见于史，《新唐书》所载，乃一极小部落。可见得鲜卑二字，实在是此族的本名。《史记索隐》引服虔“东胡，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后汉书·乌桓传》“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索隐》引《续汉书》：“桓以之名，乌号为姓。”这么说，东胡二字，是中国人因他居近匈奴，“匈奴之名以名之”。好比后世称菲律宾为小吕宋。乌桓二字，是大人健者之名，是一个分部的名称。

这一族在古代，谓之山戎。据《史记·匈奴列传》，纪元前二六一七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僖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这一族的根据地，似乎就是燕所开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汉武招致乌桓，助防匈奴，所居的也是这五郡塞外；可见得所谓“却千余里”者，就是弃这五郡之地。有人说鲜卑就是《禹贡》析支的转音（《大戴礼》鲜支渠搜，《史记·五帝本纪》作斯支渠）。这话似乎附会，我却以为颇为有理。为什么呢？如此说，则鲜卑氏羌，古代居地相近，而据《后汉书》所载，乌桓、鲜卑和羌人风俗极其相类。羌俗“氏族无常，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可见母有姓而父无姓，乌桓亦“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又“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乌桓“妻后母，报寡嫂”，羌亦“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乌桓“俗贵兵死”，羌亦“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可为古代曾经同居之证。这一族，连亚洲的西北方和北方都有，在古代，似乎也是从中亚高原，分散出去的。《汉书·地理志》：朔方郡有渠搜县。蒋廷锡说就是《禹贡》上的渠搜后世望东北迁徙的（《尚书地理今释》）这一说，假定为确。则析支也可从如今的青海，迁徙到山陕北边。再看下一节貉族迁徙的事实，则析支从山陕北边再迁徙到燕北而为鲜卑，也不足怪的了。

第三节 貉

东北方之族，鲜卑而外，还有一个貉。貉这一族，也有说他是东夷的，《说文》羊部：东方貉。《郑志》答赵商问。“九貉，即九夷。”（《正义》引）也有说他是北狄的，《说文》豸部：“貉，北方豸种”，《孟子·告子篇》赵注：“貉在北方。”到底哪一说可靠呢？我说都不差的；貉是始居北方，后来迁徒到东北方的。《诗·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郑笺》说：韩王韩城，所抚柔的，是“王畿北面之国”，又说“其后追也。貊也，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这十五个字，便是貉族迁徙的历史。

何以知道郑说之确呢？《后汉书·夫余传》：“本地。”《三国志》：“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其印文言王之印。国有故城名城。盖本貉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这几句话，便是《韩奕》郑笺的注脚。“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就是貉族人自记其“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的历史。不过《后汉书》说“本地”，《三国志》说“本貉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却是错误的。夫余就是貉，所以汉朝赏他的印文，还说是王之印，倘使夫余另是一个种族，而占据貉之地，那印文如何能说王之印呢？后汉一朝，和夫余往来极密，决不会弄错的。况且果使如此，是夫余征服貉，是战胜攻取了，如何说是亡人呢？貉是种族的本名，是水名，貉族的一支，处水流域的，谓之貉，后来亦单称他为。又假用秽字。《水经注》：“清漳径章武故城西，故邑也，枝渎出焉，谓之水。”汉章武县，包括如今直隶大城、沧两县之境。这水，似乎就是貉所居的。但是他一个分部不是他的全族。何以知道呢？因为《孟子》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章武决不是不生五谷的地方。可见得这一族的大部分，一定还在如今的长城之北。《后汉书》、《三国志》的四裔传，是同本《魏略》，所以错便同错。《韩奕》的郑笺，一看很不近情理，所以疑心他的人很多。然而“追也，貊也，为狁所逼，稍稍东迁”。实在是一段种族迁徙重要的历史。惟郑君读书极博，然后能知之。王肃不知此义，于是解溥彼韩城的韩城为涿郡方城县的寒号城（《水经·圣水注》）。燕师所完的燕为北燕国（《释文》），以便将韩侯牵率到东北方去以就貉。巧则巧矣，而不知正不必如此之心劳而日拙也。王符《潜夫论》说：“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也就是王肃一派的话。《山海经》根据这一派话，再加之以造作，便说：“貉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更可发一大噱。所谓汉水，想必是朝鲜的汉江了。他只晓得朝鲜和燕国接界，朝鲜的南边，又有一条汉江；臆想貉国既近于燕，必定也近朝鲜；既近朝鲜，一定也近汉江；就臆造出这十三个字来。殊不知道汉江是汉武帝灭朝鲜后把其地分置四郡的南界，因为这条江是汉朝的南界，所以有汉江之名（据朝鲜金泽荣《韩国小史》，这部书，南通县有刻本）。当北燕未亡之时，这条水，尚未名为汉江也。这一派伪书的不可信如此。

貉族在古代和汉族没甚交涉；然而这一族人，东北走而为夫余，其后为句丽、百济，和中国的关系，却很深的，所以著其缘起如此。

第四节 氐羌

氐羌二族，在古代，大约是根据于中亚高原的；后来分为许多支，在湟水流域，青海，和黄河上流两岸的，是汉朝时候所谓羌人。在天山南路的，是汉时西域诸国中的氐羌行国。在祁连山一带的，是月氏。在今四川云南和川边的，汉时谓之西南夷。均见后。其在古代和汉族有交涉的，在氐族为巴，在羌族为鬼方。

《说文》注：“巴蜀，桑中虫也。”《魏略》：《三国志》注引。“氐……其种非一；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种类，中国人即其服饰而名之也。”可见此族当图腾时代，曾经用虫为标帜。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据《后汉书》，板循蛮，世居渝水左右，如今的嘉陵江。其人善于歌舞，汉高祖用他的兵，还定三秦，因而就采他的乐舞，唤做巴渝舞。武王伐纣，有“庸、蜀、羌、、微、卢、彭、濮人”，而《尚书大传》说：“惟丙午，王逮师前，师乃鼓噪，师乃，前歌后舞”，可见武王所用的兵，实在有巴氐在里头。《华阳国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之。殷人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到战国时，才为秦国所征服。《后汉书》说：“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又说：“秦昭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汉巴蜀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话虽有些荒唐，却也是汉族抚柔这一族的一段历史。

羌人和汉族的交涉，只有《易经》上“高宗伐鬼方”，《文选》李善注引《世本》：“鬼方于汉，则先零戎也。”《赵充国颂》。可证汉族当商朝时候，对于这一族，曾用兵一次。此外无甚关系。《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又《周书·王会解》，也有氐羌，盖商周之先，都处西方，所以和这两族关系较密。又《商颂》“昔在成汤”云云，自系郑笺所谓“责楚之义，女乃远夷之不如”。后人因而牵合，说高宗的伐鬼方，就是“奋伐荆楚”。近人因而说鬼方就是夔，这是大错了的。请看《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一篇。

第五节 粤

以上所讲的，都是北方的种族，以下就要讲到南方了。南方的种族和汉族最早有交涉的，自然要推黎族，已见第三章第二节，兹不复赘。黎族之外，还有一个极大的种族，就是所谓“粤族”。粤也写作越。近来讲历史的人，对于“黎”、“粤”二族，都不甚加以分别，未免失之笼统。

“黎族”是后世所谓“苗族”，“粤族”是现在所谓“马来人”。这一种人，在古代也是根据在中亚高原的。后来沿横断山脉南下，分布在亚洲沿海之地。凡现在“亚洲的沿海”，和地理学上所谓“亚洲大陆的真沿边”，都是这一族人所据的。这个证据甚多，一时不暇细讲。我现在且从中国历史上，举出两条坚证如下：

其（一）这一种人，是有“文身”的风俗的。从历史上看起来，如上所述的地方，都可发现同一的风习。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正义》“文身者，谓以丹青文饰其身。……雕题交趾者，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非惟雕额，亦文身也”。案据正义，可知文身与雕题，就是一事。又不火食的风俗，东夷南蛮，也相同。《正义》说“以其地气多暖，虽不火食，不为害也”。南蛮的地方，诚然地气多暖，东夷何尝如此，可见夷蛮确系同族，所以有这同一的风俗。

《汉书·地理志》：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史记·吴越世家》，已见第五章第一节。

《后汉书·哀牢传》：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

又《东夷传》：倭地大校在会稽东冶之东，与珠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三国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蚊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捕鱼蛤，亦文身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

《后汉书》：马韩……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弁辰……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北史·流求传》：如今的台湾。妇人以墨黥手，为虫之文。

《南史·扶南传》：文身被发。

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留青日札》曰：某幼时及见今会城住房客名孙禄。父子兄弟，各于两臂背足，刺为花卉，葫芦，鸟兽之形。因国法甚禁，皆在隐处，不令人见，某令解衣，历历按之。亦有五采填者，分明可玩。及询其故，乃曰：业下海为鲜者，必须黥体。方能避蛟龙鲸鲵之害也。方知断发文身，古亦自有；《汉书·地理志》于粤已云。录此者，以见今犹信耳。

其（二）食人的风俗，前文所述的地方也是都有的。

《墨子·鲁问》：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后汉书·南蛮传》引这一段，以为当时的乌浒人。注：“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乌浒，地名。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老也。”《节葬下》：越东有沐之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左传》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

《南史·毗骞传》：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其肉。国内不受估客，往者亦杀而食之，是以商旅不敢至。

《北史·流求传》：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其南境，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战斗杀人。便以所杀人祭其神。

《隋书·真腊传》：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

以上两种证据，都系略举。若要全抄起来，还可得许多条。此外，（一）如铜鼓，是这一种人所独有的器具，含有宗教上的意味；而铜鼓发见的地方，和我刚才所说这种人分布的地方相合。详见近人《饮冰室文集·中国民族历史上之观察》。（二）《后汉书·南蛮传》“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淮南子·地形训》说耽耳在北方。也可见得这种人的分布，是沿海而成一半规形。总而言之，现在“亚洲的沿海”，和地理学上所谓“亚洲大陆的真沿边”，都是这一种人所分布的，如今称为马来人，古人则谓之粤——越——古代所谓东夷者，都是此族，所谓南蛮者，却不是此族——黎族——为什么古代不称此族为南蛮呢？因为夷蛮戎狄，是和汉族接境的异族，间接的就不在内。参看下章自明。

古代这一族和汉族有交涉的，便是：

夷《书·尧典》：“宅夷，曰谷。”《释文》：“马曰：，海也。夷，莱夷也。《尚书考灵曜》及《史记》作禺。”《禹贡》青州“夷既略”。《索隐》按《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在辽西，，古夷字也。《说文》土部：“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山部：“山，在辽西。一曰：谷也。”按《说文》既加“一曰”二字，则“夷谷也”与“山在辽西”，明非一义。《索隐》：“在辽西”三字，须另为一句。不得认做《今文尚书》和《帝命验》里的话。夷自系莱夷。当以马说为准。

鸟夷《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史记》作鸟。《集解》：“郑玄曰：鸟夷，东北之民，搏食鸟兽者。”《书疏》亦谓“孔读鸟为岛”，则今本岛系误字。扬州“岛夷卉服”。《汉书·地理志》亦作鸟。案《后汉书·度尚传》：“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注“鸟语，谓语声。似鸟也。”《哀牢传》：“其母鸟语。”此亦鸟夷的一义。《孟子》所谓“南蛮舌之人”。

淮夷《禹贡》：“淮夷珠暨鱼。”《史记集解》：“郑玄曰：淮水之上民也。”

徐戎，“邾下邑也，鲁东有徐城”，《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又《郡国志》曰：鲁国薛县，六国时曰徐州”。

其中以（一）莱夷和（二）淮夷徐戎马两大宗。莱夷灭于齐，春秋襄六年。淮泗夷到秦有天下，才悉散为人户。《通典》。其南岭以南，则直到秦始皇手里才征服。见第二篇第一章。

第六节 濮

濮族，就是如今的倮，《周书·王会解》作卜，“卜人以丹砂。”孔注：“卜人西南之蛮。”王应麟补注：“卜人即濮人。”《说文》作，云“犍为蛮夷也”。都是一音之转。长言之则曰“倮”。短言之则曰“濮”、曰“卜”、曰“”。唐时称这种人为“乌白蛮”，是中国人以其服饰称之，不是他种族之名。试观《唐书》所载，初裹五姓，都是乌蛮，他的妇人衣黑缯，东钦二姓，是白蛮，他的妇人，就都衣白缯可见。元以后仍就其种族之名译音。这种人，就是汉朝时候的夜郎、滇、邛都诸国。他的居地，在黔江、金沙江、大渡河流域，详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四节。在古代，和汉族有交涉的，却还在其北。所以韦昭《国语注》，说濮是“南阳之国”。《郑语》。杜预《释例》说：“建宁郡南有百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见《左传》文十六年，建宁，如今湖北的石首县。这种人，当周初已与于王会，又《伊尹四方令》：正南亦有百濮。后楚冒得濮之后，就服属于楚。楚国的黔中郡，大概就是这一族的地方。“楚威王时，前二二五○至前二二四○年。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江。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于是中国的兵力，直达今云南省东北部。“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于是从黔中以西南，仍旧未入中国版图。直到汉武帝时，方才开辟。以上据《汉书·西南夷传》。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把古人所说“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计算②。这是有数目字为凭的，似乎最为精确。

服之里数，封建国数，九州疆域，疆域四至，帝都所在，实力所至，声教所及赢缩。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其间便有许多异说：

（一）《今文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二）《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

（三）贾逵、马融：……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

许慎、郑玄都是从古文尚书说的，而其间又有异同。许慎只说：“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所以从《古文尚书》说。《王制正义》引《异义》。郑玄的意思，却分别出黄帝、尧、舜和三代之末疆域不同来。他又说周初的疆域也比殷朝大，所以他注《易系辞》“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道：

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职方》贾疏：“……先生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

所以他注《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说：

……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焉。他说：“《禹贡》……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商颂正义》。

他所以如此说，实在因为要牵合《周官·职方氏》服数之故。案《职方氏》：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他注“弼成五服”便说：

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这个字是错的，应当作蛮。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

再把封建的国数合起来，也是如此。案《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余为天子闲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曰：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玄便驳他道：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二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王制正义》。

他这一驳，也因为要牵合《周礼》之故：

《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

《周官·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郑注》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积，以九约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误也。

郑玄注《王制》，说：“禹承尧舜……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既然说是万国，则“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正义》引郑注《皋陶谟》“州十有二师”道：“……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余四百国在畿内。”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

这许多数目字，一味望空打官司，决无解决之理。要解决他，只有两法：其（一）咱们本想靠里数来考见疆域的，现在反要有一个大略的疆域，来考核他的数目字，谁对谁不对。其（二）就是根据当时所有的国数，来评判他们的说法。然而古代的疆域，就靠得住的大略，也不容易说出来。他们辩论的方法，有一种，说《汉书·地理志》，“所言山川，不出《禹贡》之域”。要想把《汉志》上的里数，来校勘“服”的里数，总算差强人意。然而辩护起来，又有一种巧法，说一种是据“虚空鸟路，方直而计之”；一种是据“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禹贡正义》。这么一来，就有确定的疆域，也无从和他们核算里数了。第一个法子，就不能用。第二个法子，他们本来说是“设法”的，《王制职方》郑注。并没说真有这许多国，更无从和他们核算。那么，咱们第一种方法，想把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考古代疆域的，就算失败了，请换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把古人所说的“州”，来考古代的疆域。古人所说的州有三种：

（一）《禹贡》：冀州，《公羊》庄十年疏引郑注……两河间曰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二）《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吕氏春秋》：“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间曰冀州，晋也。河、济间曰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和《尔雅》的说法相合。

（三）《周官·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尔雅》郭璞注：“此盖殷制”，《释文》引李巡，《诗·周南·召南谱疏》引孙炎说同；又《周礼》到底靠得住与否，咱们且都不必管他。把这三种说法校对起来，《尔雅》较《禹贡》，少一个梁州，而多一个幽州。《职方》又少一个徐州，而多一个并州。贾疏说：“以徐梁二州，合之雍青，分冀州以为幽并也。”咱们也且承认他是正确的。从实际上论起来，殷周除盛时不敢说外，雍州的境界，必较《禹贡》为小；梁州有无不可知。《书·尧典》（伪古文分为《舜典》）：“肇十有二州”，《史记集解》：“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齐为营州。……”《尔雅·释文》引郑玄说：“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太远，分卫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汉书·地理志》说：“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伏生《尚书大传》则“肇”作“兆”，郑注云：“兆，域也。为营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仪礼通解续》）则并不作分州解。这十二州的分，在什么时候，也暂不必管他。照马、郑的说法，疆域和《禹贡》的九州，也没甚大出入。把《禹贡》的九州，核起如今的地方来，则冀州当今直隶、山西二省；兖州跨今直隶、山东二省；青州当今山东省的东北部；徐州当今山东省的南部，和江苏、安徽二省的北部；荆州大略当今湖北、湖南两省，豫州大略当今河南，都无疑义；这是大略说的，并不精确。只有雍梁二州的黑水、扬州的海，是一个疑问。依我看起来，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黑水，似乎是靠得住的。扬州的海，还是郑注“自淮而至海以东也”之说可靠；《公羊》庄十年疏引。《伪孔传》“南至海”之说，实在不可从。那么：扬州的境域，当今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分，除去淮北。和江西、鄱阳湖一带。浙江太湖流域。的一部分；雍州当今陕、甘两省，包括青海的大部；梁州包括四川和川边。云南省的北部——金沙江流域——或者也在其内。禹贡的九州，较今内地十八省：少两广、云、贵、福建，而多川边、青海；或者包括如今奉天省的一部分。这是承认青州越海之说。

这一种方法，因为他有山川以做封域的证据，比第一种说法，靠得住许多。但是咱们还要用一种方法来核对他。

第（三）种方法，便是考校古人所说“疆域的四至”。

（一）《史记·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集解》：“徐广曰：丸，一作凡。案《地理志》曰：丸山，在琅邪朱虚县。”案如今《汉书·地理志》作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集解》：“韦昭曰：在龙右。”登鸡头；《索隐》：“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南至于江，登熊、湘；《集解》：“案《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案这是指黄帝的。

（二）又南抚交北发，《索隐》：“当云北户。”西戎、析支、渠搜、氐、羌，《索隐》：“西戎上少一西字。”北山戎、发、息慎，《索隐》：“……《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山戎下少一北字。”东长、鸟夷。《索隐》：“长字下少一夷字……今按《大戴礼》亦云长夷，则长是夷号。”案这是说舜的。

（三）《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四）《礼记·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

（五）《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夷蛮戎狄的数目，《尔雅》和《明堂位》不同。《明堂位》是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但郑笺《诗·蓼萧序》，同现在的《尔雅》相同；注《周官·职方布宪》，又和《明堂位》相同。《蓼萧序疏》说：“数既不同，而俱云《尔雅》，则《尔雅》本有两文。”又说：“李巡所注的《尔雅》，是属于后一种。”《周官·职方氏》，是作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职方》贾疏说：《尔雅》所说是夏制，《大戴礼》卢辨注，又说这是殷制。“夏之夷国，东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我说夷蛮戎狄，是古代居于四方的异族之名。是以方位论，不是以种族论（见上章），现在要靠他考见当时的种族，既不可能。至国数，则郑志答赵商问，说“无别国之名，故不定”（《蓼萧序疏》）。其实这种部落，也未必能称为国家。要靠他考见古代的疆域，也做不到。所以数目字的异同，可以置诸不论不议之列。既然是按四方的方位说，不是以种族论，自然用不着添出闽貉两种来，所以《周官》是靠不住的。《王制正义》引李巡《尔雅》注，九夷、八蛮等，都有国别之名，这个更不可信了。

以上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说黄帝足迹所至，上文说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下文说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姑且不论他。第（二）、（三）、（四）、（五）种，都是说当时“疆域四至”的。（三）说明“四海”。（四）说明“四海之内”，较为精确。（五）把“四海”、“四荒”、“四极”，分做三层，更为清楚。咱们现在且从此研究起。《尔雅》郭注说：四极，“皆四方极远之国”；四荒，“次四极者”；四海，“次四荒者”；但是我有点疑心。《大戴礼·千乘篇》：“东辟之民曰夷，……至于大远；……南辟之民曰蛮，……至于大远；……西辟之民曰戎，……至于大远；……北辟之民曰狄，……至于大远；……”这“大远”，分明是次于四海的，不应反在四荒之外。再看国，《说文》引作，说“西极之水也”。是西极，，是西极之水，这个同没有解释一样；但、是同音字，就是豳，《释文》：“，本或作豳。”文颖《上林赋》注和《白帖》引《尔雅》，都作豳。是公刘所邑。濮铅，已见上章第六节；祝栗，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就是涿鹿的声转，涿鹿，见第三章第二节。把国和濮铅的位置校勘起来，也在情理之中。地方都不很远：孤竹则《汉书·地理志》说辽西郡令支县如今直隶的卢龙县。有孤竹城，比涿鹿远；西王母则《淮南子·地形训》说“在流沙之滨”，比国远；北户，后世的史传，还可考见是后印度半岛粤族的风俗，他们的户，都是向北。比濮铅远；只有日下，指不出确实的地方，然而就上三种比较起来，断不得远于太远，这么说，“四极”断不在“四荒”之外。参看朱绪曾《闲有益斋经论·西至于濮》一篇。郭注怕是弄错了的。我们可以疏通证明，说：

（一）《王制》的东海、流沙、衡山、恒山，是当时中国的边界；自此以外，谓之四夷。《禹贡》所说的也属于这一种。

（二）《尔雅》的泰远、国、濮铅、祝栗，是比这远一层的；黄帝所到的地方，和这一说相近。假定祝栗是涿鹿的声转。

（三）日下、西王母、北户、孤竹，是更远一层，舜时声教所到的地方，和这个相近。北发当做北户，不必说了。山戎在孤竹附近，春秋时还是如此。《大戴礼·少闲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来献其白。”都可以做证据。

但是还有个疑问，《尔雅》所说“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峒，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又是什么地方呢？我说这个怕是“根据天象推算出来的，未必实有其地”。古人说天有九野《淮南子·天文训》。就说地有九州；《淮南子·天文训》和《地形训》。又斗九星主九州，见《续汉志·天文志》注。说地有十二州，天上也就有十二次舍；见《史记·天官书》正义。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三参物，三三为九；……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淮南子·天文训》。就有大九州，比中国加八十一倍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的说法。《史记》说他，“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明系凭虚推测。大九州之名，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又《周官·职方》贾疏，“……但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故《括地象》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但都无从考校。可见得全是凭虚推测。无论哪一个社会里，天文学总发达得很早。两极之下，“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见《周髀》。虽不必亲历其境，据着天象，都可以算得出来的。丹穴、空峒、太平、大蒙，不过就“戴日”、“戴斗极”、“日所出”、“日所入”之处，替他立个名目罢了，如何能指实其地呢？

以上所说，把古人所说中国疆域的大略，总算弄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如上所说，就是古代“实力所至”呢？还是“实力所至，和声教所及，还是有区别的”呢？若说是有区别，那实力是“如何渐次扩充”的呢？实力所到的地方，还是“时有赢缩”的呢？还是“一进而不复退”的呢？那么，实力自然是“渐次扩充”的，而且决不能没有赢缩。要考见其中的真相，最好是把“真正的封建”所及的地方，来做标准。古人所用封建两个字，意义实太广漠。真是征服异族，把他的地方，来封自己的同姓懿亲，可以称为封建。若本来是各居其国，各子其民，不过因国势的强弱，暂时表示服从，就不能用这两字。然而古人于此，都没有加以区别。但是夏殷以前，并此而办不到。那么，只得另想一法，把古代帝都所在的地方，来窥测他实力所至。帝喾以前，连帝都所在，也是茫昧的。只有《帝王世纪》，于古代帝王一一载其年代都邑。然而这部书很靠不住，江艮庭（声）说：皇甫谧所说的话，没有一句靠得住的。据第一章第四节所考，可见得尧舜禹三代，都建都在太原，而禹又兼都阳城，到桀还是在阳城的。商周之先，都是从如今的陕西，用兵于河南，得手之后，就直打到如今山东的东部，江苏、安徽的北部。至于河南的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也是竞争时候紧要的地方。可见古代汉族的实力：在陕西省里，限于渭水流域；在山西省里，限于太原以南；在直隶省里，限于恒山以南；河南一省，除西南一部外，大概全在汉族势力范围之内；山东的东部，半岛部，却就是异族；江苏、安徽的淮域，虽是异族，总算是关系较深的；对于湖北，仅及于汉水流域，江域还是没有设开辟的地方。参看第四、五、六三章。周初封建的国，也还是如此。齐、晋、楚初封的时候，都是和异族接境的。秦、吴、越等国，是封在蛮夷之地。关于周代封建的国，可以参看《春秋大事表》中的《列国爵姓及存灭表》。长江流域和直隶山陕的北部、甘肃的东部、山东的东北部的开辟，都是东周以后的事；南岭以南，当这时代还不过仅有端倪，到秦汉时代才完全征服的。看前文所说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咱们现在，更把秦朝所设的三十六郡哪几郡是战国时代哪一国的地方，来考校一下，便更觉得清楚。

太原、巨鹿、云中、雁门、代、邯郸，这几郡，都是赵国的地方。

上党、三川、颍川、南阳是周朝的地方，其余都是韩国的地方。

河东、东郡、上郡，这是魏国的地方。

南郡、九江、泗水、会稽、汉中、砀、薛、长沙，这是楚国的地方。

齐、琅邪，这是齐国的地方。

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这是燕国的地方。

此外巴蜀两郡，是灭蜀之后置的。陇西、北地两郡，是义渠的地方。内史所属，是秦国的旧地。南海、桂林、象三郡，是秦始皇并天下之后，略取南越的地方置的。见第二篇第一章。还有九原郡，也是并天下之后所置。三十六郡，据《汉书·地理志》。

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

第一节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

三代以前的社会和后世大不相同是人人知道的，但是三代以前的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组织呢？

大凡天下之事，没有不由分而合的。古代交通未便，一水一山之隔，人民就不相往来，自然要分做无数小部落；既然分做无数小部落，自然免不掉争斗；既然要互相争斗，自然总有个胜败；“胜的人是征服者”，“败的人是被征服者”，社会上就生出“平民”、“贵族”两阶级；权利义务，种种不同；这是把古书随手一翻，就可以见得的，譬如《尧典》说“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百姓，黎民，等级层次，分得很为清楚。但是天下无论什么暴力，总是百年或数十年就过去的；古代这一种阶级社会，却持续到数千年，这是什么道理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得不考察当时“贵族社会自身的组织”。

人类最初的团结，总是血统上的关系。这个便唤做“族”。所以《白虎通》说：“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所谓九族是：

父属四：各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这是今《戴礼》、《尚书》欧阳说。见《诗葛正义》引《五经异义》。古文家把“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算做九族（《书·尧典释文》），则是九世，不是九族了。

再从竖里头算起来，就有所谓“九世”。这便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再由此而旁推之，就成了一篇《尔雅》上的释亲。《礼记大传》上所谓“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是说得最概括的。有这横竖两义，就把血族里头的人团结起来了。

但是这种团结，范围究竟还不十分大；出于九族九世以外的人，又想个甚么法子呢？《白虎通》说：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有了“宗法”，便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持久了。所以宗法，实在是“古代贵族社会组织的根柢”。

宗法社会里，最重的就是“宗子”。这个宗子，便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个人，征服了一处地方，他在这地方，就做了王，这便是“太祖甲”；他的嫡长子，接续他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他还有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个诸侯。这个便是“小宗”；但是因为他做了诸侯，他的子孙，也奉祀他做大祖；他的嫡系，接续他做诸侯的，也唤做大宗：那么，次乙的子孙，对于乙这一支，固然是个小宗；对于次乙的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却是个大宗；做大夫的，倘然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给子弟，也是如此，这个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大传》所谓“别子为祖”；次乙的嫡系接续下去做诸侯的，便是所谓“继别为宗”。普通的所谓“宗”，本来是“五世则迁”的；这个“继别”的“大宗”，却是“百世不迁”。凡是大祖的子孙，他都有收恤他的义务；这许多人，也都有尊敬他的义务；那么，有了一个宗子，就把从始祖相传下来的人都团结不散，而且历久不敝了。《大传》所谓“同姓从宗合族属”。

单是把这许多人团结在一块，原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当时所谓“为祖”的“别子”，都是有土地的；——不是诸侯，就是大夫。——所以继“别子”而为“宗子”的，都有收恤族人的力量；他的族人为自卫起见，要保守自己族里的财产，也不得不尽辅翼宗子的责任。这件事情的内容：便是有一个人，占据了一片土地，把这土地上的出产和附属于这土地的人民的劳力，来养活自己一族的人。自己族里的人，便帮同他管理这一片土地上的事务。倘然土地大了，一个人管辖不来，便把自己的族人分派一个出去。这分派出去的族人，管理他所受分的土地，也用这个法子，这便是古代的“封建政体”。所以封建政体，是从“族制”发达而成的。

傥然一族的人，始终住在一处，并没有分散出去，这一处地方上，也并没有别一族的人和他杂居，原用不着这种法子。所以宗法之起，是为对抗异族而设的。

所以在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做一串。所以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大传》。把一国的事情和一家的事情，看做一橛。所以看得“孝”那么重——因为一个孝字，就把全社会——贵族社会——所以自卫的道理，都包括在里头。

所以在古代，天子要“抚诸侯”，诸侯要“尊天子”，也只是宗子收恤族人，族人尊敬宗子的道理。列国之间，要“讲信修睦”，也只是同宗的人或者同族的人互相亲爱，和全体社会是无关的。

再进一步，要扶持同族的人，叫他都不失掉固有的位置，就有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之法。《尚书大传》说：

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路史·国名纪》四。

他们同族不但都有分地，而且一有分地，就是互相扶持，叫他永久弗失。当时的贵族社会，有如此“精密”、“广大”、“持久”的组织，平民社会，如何同他对抗呢？无怪“阶级制度”要持续至数千年之久了。

然则这种制度，到后来是怎样破坏掉的呢？这个仍出于“贵族团体自身的破裂”。古人论封建制度说得好，做了皇帝，分封自己的弟兄子侄，出去做诸侯王；初封出去的时候，是亲的；隔了几代，就是路人了；怎不要互相猜忌。况且有国有家，原是利之所在，怎叫人不要互相争夺。况且初行分封制的时代，总是地广人稀；得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地方，四面八方，凭着你去开辟，总不会和人家触接。到后世就不然了；你要开拓，就得要侵占人家的地方，怎不要互相冲突？互相冲突就总有灭亡的人。诸侯相互之间是如此，卿大夫相互之间也是如此，譬如晋国的六卿，互相吞并。所以古代的封建，是夺了异族的地方来分给自己的人。到了后世，便变做自己的“伯叔兄弟”，或者是“母党”、“妻党”的人，互相争夺。争夺之后，丧失产业的，便做了平民。少数的人所兼并的土地愈多，就丧失土地变做平民的人亦愈多，那么，古代的阶级社会就渐渐的崩坏而变为平民社会了。所以古代做官的人，都是所谓“世卿”，到后世却变做了“游士”；古代当兵的人，都是所谓“士”之一族，到后世却渐渐普及于全国的人，都是这一个道理。见后。

第二节 封建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既然明白，就可以进而观古代的“封建制度”了。

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封建的诸侯，和不世袭的命官，是大相径庭的。在古代的人看起来，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为什么呢？外诸侯有分地的，内里的公卿大夫也是有分地的；其或治民，或不治民；或世袭，或不世袭；不过因所处的地位不同渐渐的生出区别来，根本上的观念总是一样。——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给同宗族的人。——所以古人说起“官制”或“封建制度”来，总是把外诸侯和内里的公卿大夫连类并举。

《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孟子·万章》下篇，载孟子答北宫的问，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和《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异。又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则和《王制》似异实同。又《孟子》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王制》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也小异。其余都同。又《春秋繁露》说：“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较《孟子》、《王制》为详。《孟子》记北宫的问，明说所问的是“周室之班爵禄”。《春秋繁露》也明说所说的是周制。至于《王制》，则《白虎通·爵篇》说：“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也。此据周制也。”更明说他是周制。《白虎通》又说：“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合，子男从伯。……或曰合从子。……地有三等不变。……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又《王制正义》：“《礼纬含文嘉》曰：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那么，五等之爵，是周所独有的。

至于古文家的说法，却和今文家不同。他们虽也说周爵五等，而说封土则大异。案《周官·大司徒》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郑玄注《王制》说：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

郑氏此说，羌无证据，征诸古书，又实在没有这么一回事，《东塾读书记》卷七，有一条论此事甚核。所以就相信《周礼》的人，也不敢说他曾经实行。实在未敢赞同。

但是实际上，封地的大小，也并没有什么争辩头。为什么呢？无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总不过是一种制度。无论什么制度，行的时候，总不能没有差池；何况封建？初封的时候，就算是照定制的，到后来或扩充，或侵削，也总是事实上的问题。况且封建总不过是施之于一部分之地。一朝之兴，不过于实力所及之地灭掉旧国，封建自己的宗族；其余的地方，总是因循其旧的。那么，焉得有整齐划一的制度呢？

天子和诸侯的关系，经传上所说，咱们也且把他写在下面，但是这种制度，也未必完全实行。就行之也未必能久，这也是无待于言的。

第（一）是管辖上的关系。《王制》说：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郑注》二伯，说“《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公羊》隐五年传文。则郑氏虽以此为殷制，也以为周朝亦是如此。又武王灭商，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王制》这所说的，也明是周制。郑氏以《王制》多为殷制，又或以为夏制，都以其和《周礼》不合，勉强立说的，不足为据。

第（二）是往来交际的关系。《王制》说：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正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

《王制》这一段，全根据于《尚书·尧典》伪古文分为《舜典》。和《白虎通·巡守篇》所引的《书大传》，想必是今文书说。

又《白虎通》：“因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所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公羊》隐八年《何注》，也说“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亲自巡狩”。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则又与《王制》不同。这都是今文家说。

至古文家说，却又不同。案《周官·大行人》：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宝贵为挚。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存；三岁；五岁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

又《左传》昭公十三年：

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

许慎《五经异义》以今文说马虞夏制，《左传》所说为周礼。贾逵、服虔以《左传》所说为天子之法。崔氏以为朝霸主之法。郑玄则以为五年一小聘，比年一大聘，三年一朝，是晋文霸时所制。虞夏之制，诸侯岁朝；而虞五年一巡守，夏六年一巡守。《周礼》所说，是周制；《左传》所说，不知何代之礼。均见《王制正义》。又《王制疏》引《五经异义》：“《公羊》说：诸侯四时见天子及相聘，皆曰朝。……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礼说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觐，冬曰遇（案见《周官·大宗伯》），许慎……从《周官》说，郑驳之云……朝通名，如郑此言，《公羊》言其总号，《周官》指其别名，《异义》，天子聘诸侯，《公羊》说：天子无下聘义，《周官》说：间问以谕诸侯之志，许慎……从《周官》说，郑无驳，与许慎同也。”

又《孟子·告子篇》“天子适诸侯曰巡守，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篇“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以为晏子之言。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以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白虎通·考黜篇》说：“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下文胪列黜陟的办法，更为详细。怕和《王制》所载，同是一种空话，未必真能实行的。

第三节 官制

至于内爵，则是以公、卿、大夫，分为三等的。所以《白虎通》说：“公卿大夫何谓也？内爵称也。”又说：“内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变质文何？内者为本，故不改内也。”这是说商朝内外爵皆三等；周朝改商朝的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为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至于内爵则不改。这是天子之制至于诸侯，却是《王制》所说“上大夫卿，《白虎通》引少一个卿字，然而《白虎通》只说“诸侯所以无公爵者，下天子也”。没有说诸侯无卿爵，则其以上大夫为卿可知。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所以《白虎通》引这句话，又说明道：“此谓诸侯臣也。”

设官的数目，则是以三递乘的。《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昏义》同。《北堂书钞》卷五十引《五经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亦同。又说明其故道：“凡百二十，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山川。”《白虎通》说：“凡百二十官，下应十二子。”《御览》引《尚书大传》说：“古者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同。郑玄注《王制》说这是夏制，他是据着《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把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加起来，得百二十之数；抹掉二十，单说一百，合于古人“举成数”的例；所以如此说法。然而《明堂位》这篇书，本来不甚可信，前人疑之者甚多。郑注《明堂位》说：“周之六卿，其属各六十，则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矣。”已经穿凿得不成话。又说：“以夏殷推前后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官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记也。”可见他也有点疑心。案《春秋繁露》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外，又有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为三百六十三，法天一岁之数。周官三百六十，恐不是像《周官》所说的。周六官，其属各六十，见天官小宰。

畿内的公卿大夫和封于外的诸侯，爵禄都是一样的；所争者，内官但“世禄”而不“世位”，外诸侯则可以父子相继，实际上的权力就大不相同了。《王制》：“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正义》此谓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后，得食父之故国采邑之地，不得继父为公卿大夫也）；外诸侯，嗣也。”诸侯之国，也是如此，所以春秋讥世卿（见《公羊》隐三年宣十年传）。这是法律上的话，实际上如何，自然另是一问题。

侯国的官，《王制》说：“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春秋繁露》说：公侯伯子男之国，都是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繁露》的大夫，就是《王制》的下大夫，其数不合。案《郑注》：“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则《王制》此节，文有脱误，似以《繁露》为可据。

至其职掌，则《北堂书钞》引《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周官》司徒为官疏引《尚书传》“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韩诗外传》卷八“三公者何？司空，司马，司徒也。”说俱同。《论衡·顺鼓篇》引《尚书大传》“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风雨不时，霖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太平御览·职官部》引《尚书大传》：“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之司徒；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则责之司马；沟渎壅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则天公是司马，人公是司徒，地公是司空。和《韩诗外传》“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之说相合。《白虎通》：“《别名记》曰：司徒典名，司空主地，司马顺天。”至于九卿，各书皆不明言其名称及职事，案《荀子·序官》：

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之牢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注百宗，百族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注白，谓甸徒，犹今之白丁也。或曰：白，当为百，百人也。修宪令，审诗商，注诗商，当为诛赏，字体及声之误。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序五种，省农功，谨蕃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注，禁其他能也。治田之事也，修火宪，注，不使非时焚山泽。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注，上所索百物也。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相阴阳，占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注，击读为觋，男巫也。古者以废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伛巫跛觋。修采清，注，采，谓采去其秽，清，谓使之清洁。皆谓除道路秽恶也。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案与勉同。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以上所举，除司徒、司马、司空及冢宰外，又得宰、太师、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伛巫跛击、治市、司寇九官，似即系九卿。冢宰一官，有人说就是司徒兼的，然据《王制》，“冢宰斋戒受质”和“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分举，分明不是一官；更据荀子此文，似乎确在三公之外。汉承秦制，有九卿而无三公，然而有相国丞相，秦制必沿袭自古，也可证冢宰在三公之外。《周官》地官序官疏引郑《尚书大传》注：“周礼，天子六卿，与太宰、司徒同职者，则谓之司徒公；与宗伯、司马同职者，则谓之司马公；与司寇、司空同职者，则谓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举下以为称。”则似系以意弥缝，并无所本。冢宰似乎没有官属的，百官都属于三公。所以下文说：“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郑注“百官，此三官之属”。正和“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的话相合。

古文家之说：则《五经异义》说：“《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案《伪古文尚书》、《周官》。

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时，民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攻《伪古文》的，都说他误据《大戴礼·保傅篇》、《汉书·贾谊传》，把太子的官属，认做天子的三公三孤。又说郑玄注《周官》“乡老二乡则公一人”说：王置六卿，则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与王论道，中参六官之事，外与六卿之教。又他注《尚书·君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说：此师保为《周礼》师氏保氏，大夫之职。《书疏》。可见得郑玄不主张六卿之上，别有三公三孤。然而《五经异义》所举的古周礼说，确和《伪周官》相同。《周官》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也明说公孤在卿之外。又保氏序官疏引《郑志》“赵商问：案成王《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即三公之号，自有师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摄政三年事；此《周礼》是周公摄政六年时，则三公自名师保；起之在前，何也？郑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师保，初时然矣”。赵商所说的《周官》，固然不是现在《伪古文尚书》里的《周官》，然而可见得不伪的《周官》，也确有此文。又看郑玄的答语，虽不承认“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就是三公里的太师太保；却也并没有否认“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之说。又《周礼》虽没叙列公孤之官，然而涉及公孤的地方很多，宰夫，司服，典令，巾车，司常，射人司士，太仆，弁师，小司寇等。可见得六卿之外，别有公孤，《周礼》确有此说，并不是造《伪古文尚书》的人杜撰的。

六官之说，《大戴礼·盛德篇》：“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管子·五行篇》：“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都和《周礼》相合。此外《曲礼》：“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木者，司农也；……火者，司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营；……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左传》昭十七年郯子说：“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昭二十九年，蔡墨说：“五行之官，是为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都只说五官。案古人五行之说，土是君象；见第十章第一节。董子说：“土者，君之官也”，其义最古。天、地、人、四时，谓之七始。五官之说，除掉中“土者君之官”，其实只有四官；合着象天地人的三公，似乎是配七始的。《文王世子》：“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疏引《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怕也是就五官里头，除掉四个的。因为总只有这几个官，却要“三光”，“四时”，“五行”，很麻烦的“取象”。所以三公，四邻，五官，也是互相重复。这种错杂不整齐的制度，很合乎历史上自然发达的事实；《周礼》一部书，说得太整齐了，所以就有点可疑。

其地方制度，《周礼》也说得很完备的。按照《周礼》，“王城”之外为“乡”；乡之外为“外城”，外城谓之“郭”；郭外为“近郊”；近郊之外为“遂”；遂之外为“远郊”，远郊谓之“野”；野之外为“甸”；甸之外为“稍”；稍之外为“县”，县为“小都”；小都之外为“鄙”，鄙为“大都”；甸、稍、县、都之地都是采邑，是行贡法的。乡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比长是下士，阎胥中士，族师上士，党正下大夫，州长中大夫，乡大夫就是卿。遂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五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遂大夫、县正、鄙师、长、里宰、邻长，比乡官递降一级。遂大夫是中大夫，里宰是下士，邻长无爵。六乡之吏：乡大夫六人，州长三十人，党正百五十人，族师七百五十人，闾胥三千人，比长一万五千人；六遂的数目同六乡相等；共有三万七千八百七十二人。案《管子·立政篇》：“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小匡篇》：“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其制鄙：则“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为一大夫。”两篇所载，小有异同，然都和周礼相近，大概这一种组织，是和军制相应的。参看第五节。

其《尚书大传》：“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御览》百五十七。《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见第四节。则纯系以井田制度为根本。《韩诗外传》说中田有庐，疆场有瓜这一条，也说“八家而为邻”，和《尚书大传》、《公羊》何注，都是相合的。春秋以后的官制，散见于各书者甚多，尤其多的是《左传》。《春秋大事表》里，列有一表，很为详备，可以参考。

至于当时服官的人：大概从士以下，或者用平民；从大夫以上，都是用贵族的；看下节便可明白。

第四节 教育和选举

古代的教育，有“国学”和“乡学”的区别，又有“大学”和“小学”的区别。“大学”和“小学”，是以程度浅深分的；“国学”和“乡学”，一个是贵族进的，一个是平民进的。两者截然，各为系统，不可牵混。

《王制》：“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又说诸侯之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又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所谓“辟雍”、“泮宫”，是天子诸侯之国大学的通称。“上庠”、“东序”、“右学”、“东胶”，是虞夏殷周四代大学的专称。“下庠”、“西序”、“左学”、“虞庠”，是四代小学的特称。这都是天子和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所谓贵族入的。其入学的程序，《尚书大传》说：“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御览》百四十八，《礼记·王制》疏节引，作“十五入小学”。

至于乡学，则（一）《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二）《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似乎比《孟子》多出两层等级来。然而试看《尚书大传》：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注，所谓里庶尹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锄已藏，祈乐已入，注，祈乐，当为新谷。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仪礼通解》卷九。

再看《公羊》宣十五年《何注》：

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进士。行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

这里头“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八个字，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乡学就是庠，《仪礼·乡饮酒礼》：“主人拜迎于庠门之外”可证。所以《汉书·食货志》这地方只说“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于国学”。并不说乡学移于庠，庠移于国学。再看《学记》郑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于门侧之堂，谓之塾。《周礼》五百家为党，二千五百家为遂；党属于乡，遂在远郊之外”。那么，《学记》所谓“塾”，就是何休所谓“校室”，也就是《尚书大传》所谓“余子皆入学”的“学”，“党有庠，术有序”的“庠”、“序”，是因所在之地而异名，不是另有等级。这一级，和孟子所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的“校”、“序”、“庠”相当。至于学记“家有塾”的“塾”，就是何休所谓“校室”，伏生所谓“余子皆入学”的“学”，孟子没有提起。那么，古代平民所入的学校，是两级制：一级在里，所谓“塾”，“校室”，“余子皆入学”的“学”。一级在乡。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记》所谓“党有庠，遂有序”。伏生所谓“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措语有些含混。不如何休说“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清楚。这是一个“校室”里，因其年龄之大小，而所学各有不同，好比一个小学校里，分为初等、高等两级，并不是一个“里”的区域里，还有“大学”、“小学”两种学校。

这两级学校，都是平民进的。进到乡学里头，就有入国学的机会了；入了国学，就仕进之途也在这里了。《王制》上说：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尚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将出学，小胥、大胥、小学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学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才，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这里头，从乡学里升上来的俊士、选士等，和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都是同学的，而且是“入学以齿”，注，皆以长幼受学，不以尊卑。很为平等的。所争者，乡人须“节级升之，……为选士、俊士、至于造士。若王子与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须积渐，学业既成，即为造士。”《正义》。有些不平等而已。

选举的法子，虽然如此，然而实际上：（一）乡人能够升入大学得为进士的，恐怕很少；（二）就是得为进士，也未必能和贵族出身的人同一任用。俞正燮说：

周时，乡大夫三年比于乡，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兴能者，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案《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注》：“郑司农云：……问于众庶，宁复有贤能者。……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这是另一种选举法，和《王制》无从牵合，俞说推而广之，误。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广之，升诸司马曰进士焉，止矣；诸侯贡士于王。以为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孙，不能礼义，则归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徒设此义，不能行也。周单公用。《左传》昭公七年。巩公用远人，定公二年。皆被杀。……夫古人身经百战而得世官，而以游谈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贤无方，则古者继世之君，又不敢得罪于巨室也。……《癸巳类稿》卷三《乡兴贤能论》。

俞氏此论，于古代阶级社会的情形，可谓洞若观火。我说六经原是儒家改制所托，固然不是凭空捏造，凭空捏造，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持极端怀疑之论，也是错的。然而以意改削的地方，必然很多；竟当他是历史，原是不能的。不过比起后世人所造的古书来，毕竟又可信了许多。因为人的思想，总是为时代所囿。所以古人的胡说，也毕竟比后代人近情。譬如《王制》，就毕竟比《周礼》为近古。

讲古代学制的，还有一层，必须明白，便是古代有所谓“明堂的四学和太学”，这个固然是学校的起源，然而到后世，明堂和学校已经分开了，必不可混而为一。案蔡邕《明堂月令论》：“《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莫入西学；案此处文有脱误，《玉海》卷一百十一，引作“夕入西学，暮入北学”，是。大学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人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大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案《保傅篇》如今《大戴礼》里头有的，亦见《贾子》。魏文侯《孝经传》曰：大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闱，……日侧出西闱，……日入出北闱。”这所谓东、西、南、北四学，和中央的大学，固然都在明堂内；然而后世的学校，却不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阮元说得最漂亮。他说：初有明堂的时候，是宫室制度还没有完备，天子就只有这一所屋子，所以什么事情都在里头办，住也住在这里头。到后来，社会进化了，屋子一天多一天，什么“路寝”哩，“宗庙”哩，“学校”哩，都从明堂里分了出来。然而明堂却仍旧有的，而且明堂里头还保存了许多旧制；所以已经从明堂里分出来的事情，在明堂里还是有的；不过变做有名无实罢了。这句话真是通论，把从来许多葛藤，可以一扫而空。《经室集·明堂论》。明白这个道理，“明堂之中，既有大学和四学，明堂之外，又有大学和小学”的问题，就可以毋庸争辩了。《周礼》的师氏保氏，又另是一种机关，和明堂里头的大学四学，明堂以外的大学小学，都不能牵合。参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二节。

此外又有“贡士”和“聘士”的制度。《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白虎通·贡士篇》：“诸侯三年一贡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贵义也。……故月令，季春之月，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及其幽隐，诸侯所遗失，天子所昭，故聘之也。”这种制度，在古代的选举法上，固然不占重要的位置，然而实在是后来进用游士的根本。

古代贵族、平民都有学校，似乎很为文明。然而平民学校所教的，孟子说：“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正和子游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篇》。一鼻孔出气。严格论起来，实在是一种“奴隶教育”。贵族的教育，也含有“宗教臭味”。俞正燮说：

虞命教胄子，止属典乐。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古者背文为诵，冬读书，为春诵夏弦地，亦读乐书。《周语》召穆公云：瞍赋蒙诵，瞽史教诲。《檀弓》云：大功废业，大功诵。……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止如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如此。……《癸巳存稿》卷四《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

原来学校是从明堂里搬出来的。明堂本来是个“神秘之地”。所以后来学校里的教科，还以“诗书礼乐”四项为限。礼乐是举行“祭典”时用的，诗就是乐的“歌词”，书是宗教里的古典。他的起源，大概如此；后来抑或有点变化，然而总是“不离其宗”的。所以贵族虽有学校，也教育不出什么人才来。所谓专门智识，是《汉书·艺文志》所谓某某之学，出于某某之官。见第十章第三节。专门的技能，则《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世官的不能废，亦由于此。

东周以后，情形就大变了。这时候贵族政体渐次崩坏；做专官有学识的人，渐变而为平民；向来所谓某官之守，一变而为某家之学；民间才有“聚徒讲学”之事，有“负笈从师”的人；孔子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都是这个道理。民间有智识的人，一天天增多；贵族里头，可用的人，一天天减少。就不得不进用游士，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的养客，也是这个道理。当时讲求学问的人，渐渐以利禄为动机。所以苏秦说：“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本传。可见得当时的讲求学问，大都是受生计上的压迫；所以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斗；可见得社会的文化，和物质方面大有关系。游士的智识，固然比世卿高。然而爱国心却较薄弱。孟子对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正是同这班人写照。《梁惠王下》。“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详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可见得当时的游士，把人家的国家，来做自己“富贵的牺牲”，是不恤的。

总而言之，社会阶级制度，是要靠世卿之制维持的（因为如此，才是把一阶级的人，把持了社会上的大权，不许别一阶级的人插足）。然而如此，（一）贵族所处的地位，就不能不优，所处的地位既优，就不能不骄奢淫逸，就不能不腐败，（二）而且贪欲之念，是无厌的，自己有了土地，遂想侵吞别人，贵族变为平民的人就日多。贵族阶级专有的智识，就渐渐的散入平民社会。所以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的自身。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

第五节 兵制

官制和教育选举，都已明白，就得考究古代的兵制。后人讲古代兵制的，有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古代是“兵农合一”、“全国皆兵”的。这个误解，全由不知古代社会是个“阶级制度”，以至于此。考究古代兵制的，都根据《周礼》。案《周礼》：

（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夏官序）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这是古文家的说法，今文家怎样呢？案《白虎通·三军篇》：

三军者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师二千五百人，师为一军，六军一万五千人也。

《公羊传》隐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梁传》：襄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诗》：“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孟子·告子篇》：“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凡今文家言都同。

今古文家说兵制的不同，是无可强合的。然则哪一家的话是呢？我以为今文家言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话，务要减轻兵役。古文家的话，是参考各种古书编成。论理，自然是今文家言文明；论古代的事实，怕还是古文家言相近些。请再看当时出兵的方法，《春秋繁露·爵国篇》说：

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亩。……方里八家，一家百亩。……上农夫耕百亩，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补，率百亩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百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为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为方万里者万，得二十四万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闾巷，街路，市，宫府，园囿，委圈，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与方里这四个字，当作“与方十里者”五个字。六十六；定率得十六万口；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军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与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万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为京□军九，三京□军，以奉王家。

这个计算的方法，和《周礼》大异。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又昭元年注：“十井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又哀十二年《注》：“礼，税民不过什一，军赋不过一乘。”《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集解》引包咸说：“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者，适千乘也。”

案《孟子》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又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赵注“万乘，……谓天子也。千乘，……谓诸侯也。”则孟子之意，亦以为十井共出一乘。而《汉书·刑法志》却说：

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

他这种说法，是根据于《司马法》的郑玄注《论语》“道千乘之国”引他，见《周礼》小司徒疏。然《司马法》又有一说，是：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郑玄引他注《周礼》的小司徒。贾疏说：前说是畿外邦国法，甲士少，步卒多；后说是畿内采地法，甲士多，步卒少。

案照何休、包咸的说法，十井而出一乘，人多疑其太苛。然据《左传》“昭十三年平邱之会，晋甲车四千乘。十二年传，楚灵王曰：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三原注，依刘炫说。国各千乘是合楚国之车，奚啻万乘。昭五年传云，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是一县百乘也。县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晋国之军又奚啻万乘。……昭元年传，秦后子适晋，以车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这一段，引用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所以十井而出一乘并不是没有的事，不必疑心，所可疑者，照《春秋繁露》的说法，诸侯大国十六万口之军七千五百人，《繁露》说“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囗军三。”是说五三三三三口里出七五○○人为兵，不是说每一军有五三三三三人。加以奉公家的一军，共计万人，是人民有十六分之一服兵役，而天子之国，共有一千六百万口，而“为京囗军九”，再加“三京囗军，以奉王家”，服兵役的，不过三万人，未免太不近情。照《汉书·刑法志》所主的《司马法》说，天子之国，有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而六军不过七万五千人。照郑玄所引的一说，一封之地，提封十万井，有人民三十万家，而不过出车千乘，出兵三万人；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应当有三百万家，而亦未闻有天子出兵三十万之说；若仍照六军计算，则三百万家，服兵役的不过七万五千人；恐怕古代断没有这般轻的兵役。种种计算，总之不合情理。我说：论古代兵制的，都误于“兵农合一”之说，以致把全国的人民都算在里头，我如今且引江永的《群经补义》一则，以破这个疑惑。

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考其实不然。……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积而至于一乡。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乡三万人为三军。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为五鄙之法。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有大夫治之，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他国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晋之始惟一军；既而作二军，作三军；又作三行，作五军；既舍二军，旋作六军；后以新军无帅，复从三军；意其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隶之军帅；军之渐而增也，固以地广人多；其既增而复损也，当是除其军籍，使之归农。……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是农不从军也。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若民之为农者出田税，自是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案所述管子的兵制，见《小匡篇》。

案《周礼》只有大司徒五家为比，……小司徒五人为伍，……和夏官序官之文相应，可以见得六乡各出一军，并没遂以外亦服兵役之说。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只说“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并无所谓乘马之法；从杜预注《左传》，才把他牵合为一，成元年作丘甲注。这是不足据的。所以我说：兵农合一，不但春秋以后不然；就西周以前，也并没这一回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民，总有征服者和被服者两阶级：征服之族，是居于中央，制驭异族的。这是所谓“乡”之民。被征服之族，是处于四围，从事耕作的，这是“遂”以外之民。前者是服兵役的。后者是不服兵役的。乡民固然也种田，然而不过如后世兵的“屯田”，并不是全国的农夫，都可当兵；“当兵的”同“种田的”，也分明是两个阶级；和向来所谓“兵农合一”的观念，全不相同。天子畿内，虽有方千里的地方；服兵役的，却只有六乡；所以只出得六军；诸侯的三军二军一军，也是这个道理。春秋以前，列国的兵制，大概如此；所以出兵总不过几万人。战国时代，却就不然了。试看苏秦对六国之君的话。见《战国策》和《史记·本传》。

所以这时候，坑降斩杀，动辄数十万。这时候，大概全国都服兵役的。所以《孙子》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分明是按《司马法》方千里之地，提封百万井，可得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计算的。所以我说：《管子》这部书，可以代表春秋以前的兵制。造《周礼》的人，所根据的，就是《管子》一类的书；所以只说六乡的人服兵役，并不说遂以外的人服兵役。《司马法》这部书，定是战国人所造。他习见当时的人，全国都服兵役，并不知道古人不然；却把古代一部分人所服的兵役，分配到全国人头上去，所以兵役便那么轻了。《春秋繁露》也犯这个毛病。明白这一层道理，便春秋以后兵制的变迁，也了如指掌了。

服兵役的年限，是从三十岁到六十岁。《白虎通·三军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斗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年六十归兵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礼》戴说、《易》、孟氏《韩》诗说并同。《古周礼》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似较今文说加重。《盐铁论·未通篇》：“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后汉书·班超传》班昭上书：妾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似乎把种田的年限，误作服兵役的年限。参看下章第一节。

春秋时代兵制的变迁，《春秋大事表》的《田赋军旅表》，可以参考。又《荀子·议兵篇》的话，很可以见得战国时代列国兵力的比较，也可以一看。春秋战国时代兵制的变迁，还有一端，可注意的。便是春秋以前，还注重于车战；到战国时代，便渐渐趋重于骑兵。所以苏秦说六国的兵，都有骑若干匹的话。这个原因，大约由于前世地广人稀，打仗都在平地，到后来地渐开辟，打仗也渐趋于山险地方的缘故。《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参看。晋魏舒的“毁车崇卒”，《左传》昭元年。是其起源。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个主义就大昌了。

第六节 法律

中国的法律，在世界上居四大法系之一。他的起源、成立、发达、变迁，自然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是要研究中国法律的，先得明白一种道理。古人总说什么“尚德不任刑”，又说什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篇》。又说什么“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而民不犯。”《史记·孝文本纪·除肉刑诏》。又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六年《晋叔向诒郑子产书》。后人给这许多话迷住了，都以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这种观念，于法律的起源，实在大相违背。

无论什么社会，最初时代，总是“礼治主义”。因为古人知识简单，没有“抽象的观念”，一切事情，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只得逐条做“具体的规定”。古人有句口头话，“出于礼者入于刑”。所以“礼”就是“法”。既然要逐事为具体的规定，自然弄得非常麻烦。所以古代的礼是非常麻烦的；就是古代的法，也是非常麻烦的。以为治世可以没有刑罚，就可以没有法律，是大错了的。

然则古代的法律，是什么东西呢？

《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下文说“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注》：谓百工技艺也）、异别（《注》：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数（《注》：百十也）、制（《注》：布帛幅广狭也）。”

《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又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这种刑，也和礼无甚分别的。

我说这就是古代的法律，因为违犯了，就要有制裁的。至于用刑的权柄，也一大部分在乡官手里。所以大司徒之职又说：“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周礼》固然是伪书，然而《管子·立政篇》也说：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弗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

可见当时士师所办的事情，都是乡官移过去的。周礼的话，并不是凭空乱说。至于公布法律，也是在乡官手里的。所以《周礼》说：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立政篇》也说：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朝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究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吏，罪死不赦。

可见当时一切法律都在乡官手里，和后世地方行政官兼管司法正是一样。

至于所用的刑罚，最早的就是“五刑”。《白虎通》说：

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从《陈立疏证》本。

中国古代，什么事情，都是取象于五行。五刑取法于五行，其义是很古的。有人据《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黥”，说五刑是汉族效法苗族的。案古代所谓苗民，并不是现在所谓苗族，第三章第二节已经证明，现在可毋庸再说。《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只是说唐虞有刑而不用，苗民却要用刑；并不是说唐虞以前，没有五刑，要取法于苗民。所以又说“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御览》六百四十五。《御览》又引《慎子》“有虞氏之诛，以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倘使前此没有墨、劓、刖、宫、大辟，所象的又是什么？象刑之说，本不足信。《荀子》便驳他，见《正论》篇；《汉书·刑法志》引其说。然而就照他讲，也不能说五刑是苗民制的。

五刑的科条；《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罪之属千，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周礼》司刑则说：“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郑玄注：“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二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也。”《汉书·刑法志》又根据《周礼》“大司寇，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之文，说《周礼》所载是中典，五刑之属三千是用重典。案《唐律疏义》卷一，《玉海·律令门》引长孙无忌《唐律疏》，都引《尚书大传》“夏刑三千条”，则郑玄说夏刑三千，不为无据；但不知《周礼》司刑所载，果有所本否。

《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者，据礼无大夫刑，或曰：挞笞之刑也。”或说似本于此。扑作教刑，《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曰：扑，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案就是《学记》所谓“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金作赎刑。”郑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赎刑。此之谓九刑。”《周礼·司刑疏》引。案《左传》载叔向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见上。又载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作誓令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文十八年。则九刑古代确有此种刑法，其起源当亦甚古，郑说应有所本。

人民应守的规则，虽由乡官公布；至于犯罪之后，怎样惩罚，却是守“秘密主义”的。所以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注：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六年。“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昭二十九年。大概把用刑罚看做在上者一种特权，要他变化不测，才好叫手下的人惧怕；和“法治主义”，实在大相背驰。然而除刑书刑鼎之外，又有“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定九年。“成文之法”，渐次公布；“秘密主义”，渐次破坏；这也可以觇世变了。

照儒家的说法，古代用刑，但以五刑为主，此外更无甚酷刑，而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传》昭二十年。《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书·甘誓》：“予则孥戮汝。”孥，当作奴。言或奴或戮，并不及是连及妻子，见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可谓文明极了。然而据《周礼》，就有“斩”、“搏”、“焚”、“辜”之刑。“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注：“斩以斧钺，若今腰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搏，当为……膊，谓去衣磔之。……焚，烧也。……辜之言枯也，谓磔之。”其他出于五刑以外的刑罚，见于书传上的，也随时而有。怕儒家的话仍不免“改制托古”的故技，未必实际如此。赎刑之法，见于《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辟疑赦，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一锾六两，夏侯、欧阳说，见《周礼》职金疏。也很重的。

刑狱之制，今文不详。《北堂书钞》引《白虎通》：“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意林》引《风俗通》同。《周礼》：“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注：郑司农云：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玄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或桎而已。又“司圜，掌收教罢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也和监狱相类。又方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则类乎后世的徒刑。

审理的制度，也很文明的。《王制》说：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之刺。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注，必合于天意，《释文》论音伦，理也。注同。邮罚丽于事。注：邮，过也，丽，附也。过人罚人，当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注：意，思念也。浅深，谓俱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之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注：当作宥。然后制刑。

下文又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把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似乎野蛮；然而宗法社会，大抵“守旧”而“蔑视个人的自由”，不能全把今人的眼光，评论古人。至于“凡作刑罚，轻无赦。”则注谓“为人易犯”，“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则势出于不得不然。也算不得什么缺点。《周礼》：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之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有三宥、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赦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愚。之法”。就更为完备了。

贵族的特权，今古文家的说法也微有不同。古文家偏于“优待王族”和“保持贵族的身份”。所以《周礼》：“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罄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迫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其优待王族，可谓达于极点了。案《戴记》是今古文杂的，《文王世子》也是古文家言。又《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许慎《五经异义》：“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则古文说优待士大夫，不如优待王族。八议之法：第一是议亲，第二是议故，次之才是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今文家则纯乎是“尚贤主义”，《公羊》宣元年传：“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盖以为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刑之则恐误刑贤者；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贤者之类也。三年者，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大抵古文家的话，还近乎事实。今文家就纯乎是理想之谈了。

刑余之人，《王制》说：“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是今文家言。《周礼》说：“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是古文家言。似乎亦是古文家言近于事实。《周礼》：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郑注说就是后世的奴婢。

以上的话，虽然有许多儒家的议论夹杂在里头，然而天下断没有突然发生的事实；儒家的议论，也必有所本；据此，可以推想我国古代的法律是颇为文明的。

秦国的法律，似乎是别一法系。《汉书·刑法志》说：“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商鞅、申不害……都是法家；法家的用刑，固然主乎严峻，然而所讲的，只是信赏必罚（把现存的《管子》、《韩非子》、《商君书》等看起来，都是如此）。并没有造作酷刑的理论。秦国用刑之严，固然同法家有点关系。至于“凿颠”、“抽胁”、“镬亨”、“车裂”、“腰斩”、“夷其族”、“夷三族”等刑罚，似乎不是商君等造的。然则这许多刑罚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秦国开化最晚，当时的人，都说他是戎翟之俗。这许多酷刑，难保是从未开化的蛮族里采取来的。所以我说他是别一法系。关于秦朝的刑法，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