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近年来人文价值观忧思(3)

而本届则不然，首先，他们很重视小人物处境，关注小人物的人性问题，这是值得进行深化的叙事追求。然而，完整领会他们的意思后我表示忧思的是，对小人物处境、人性状况的关注，谈来谈去还是起始于人物内心，又止于内心，并且，这种理解也还仅仅是写法上的技巧。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人物可能是当下某个语境的，但所处理人物的人性态度、命运问题，却来自于经典文本的细节、情节。如此，他们链接了人的“恒定性”，但放过了人的当下性，或者具体性。最后叙事所呈现的，实际上是抽象的人性和失去微观社会历史现实、制度秩序史支持的同样空洞的“苦难”和“疼痛”，现实感普遍稀薄。

其次，思想资源上，他们的确与“网络文学”保持着距离，似乎有意衔接着五四启蒙传统。然而，细究他们引以为豪壮的所谓“我们这一代”“新的中国故事”，不过是把异常庞大的小人物群体或社会底层世界，分解分化为某一具体个体的一种叙述本质。在具体个体的故事讲述中，他们只更多地关注个体自身的道德水平、伦理问题和欲望走向，并且最终把这些有问题的文化现象，归结为“启蒙”问题。即是说，不幸福，没有快乐感，或感觉意义感缺失，是因为个体本身不把日常生活理解为“慢”的规律来过，不把心态调整为适应好的生活频率所致。面对如此写作经验和理念表达，同龄批评家的研究处理也基本在同一水平，即用叙事学、诗学赋予其一种合理性文学史意义，很难见到对这种狭小视野质疑的批评文字。这表明，这批作家、批评家的社会学视野都很不完整。

第三，就本“青创会”主体——“70后”“80后”的个体素质、精神表征来看，与我所认识并接触过的知青一代、“60后”中的一些优秀作家、批评家相比较，他们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涉猎，也相当愿意分享自己的现实认知。可是，回味再三，到底缺一样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读书很多，但不杂，都是文学作品或文学刊物；创作方法仿佛多样多元，但归根结底诸多方法都统摄于一个文体——我姑且称之为文学的“近亲繁殖”。写什么，就读什么；崇拜谁，就读谁的作品；在什么地方生活，就写什么地方的文化特色；什么流派什么趣味什么主题更容易获大奖，就追慕什么流派什么趣味什么主题。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便蜕变成了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读书人则变异成了匠人或投机分子。为避贤者讳，“不读书”而导致的后果，套用老作家王蒙作为“著名作家寄语”的《说给青年同行》中的几个词来说，就是：自以为是的“能人”，有的还一身戾气，出口成“脏”；眼里没有完整社会结构、不注重文学的社会性能的作家，只会喜欢那些空心化、浅薄化、恶俗化、碎片化、单纯搞笑、单纯恶搞、咋咋呼呼迎合起哄的所谓作品。这意味着，他们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基本阙如，现代性思想训练基本缺席。

本届“青创会”参会者平均年龄只有35.5岁，支撑把这届“青创会”青年作家锁定在40岁以内的一个文学史成功案例是，鲁迅37岁已有了《狂人日记》，郭沫若才28岁便铸成了杰作《女神》，巴金27岁有了《家》，老舍38岁发表了《骆驼祥子》，曹禺则更小，经典《雷雨》成于23岁的青春年华。

五四一代作家，成长于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替的时代风云之间，他们之中还未被指出来的，其实不止是文学方面的惊人收获，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通才”的多重身份。精通外语、纵论国事、考古发明、订正国故、引领潮流，而文学写作能力仅仅是他们大多数人的一个“业余”，如鲁迅到死也仍然强调他的所有文体表达，仅为“文章”，而所有不同阶段的写作，也仅为研究一个“问题”：国民性。鲁迅先生的思想遗产无疑是个个案，无法效仿。但他的话语方式，以及由此开启的思想方向、叙述视野和问题意识、本土经验资源、方法论，难道不是今天青年作家的“新传统”吗？

但是，很不能令人兴奋的一个现场感觉是，今天平均年龄在35.5岁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我却没能在他们准备多日写就的发言稿中听出、读出五四同龄人的气象来。另外，走出会议特有氛围，我也努力从记忆库存里调动了一些平时的阅读印象，单就获过大奖的某些代表作品来说，它们也不能很快让我说出这些作品突出于其他人文表达的地方来。相反，听到和感到最多的是，油腔滑调、插科打诨和自恋狂妄、目中无人，以及张口闭口精致、技巧、成功、秘诀和经验的私密性等等。即便进一步挖掘文稿中的微言大义，也只不过是关于如何“日常”、如何“幸福”，怎么能“消费”得更快和快速地获得“快乐”等等较一般的叙述形象。至于现在我们所遭遇的真正的文化危机、身份危机，以及我们的感知与现有社会语境、制度秩序之间的“错位感”的那种超越于一般个体道德伦理平均水平的想象，则更是寥寥。

不可否认，时间是一把利剑，优秀的中老年作家、批评家有一天必然要退出文学的历史舞台，现在的“70后”“80后”如果愿意坚持的话，将来的文学舞台只能属于他们。然而，这个“属于”中实在内含了太多因素在里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届“青创会”的确给了我太多令人忧思的“震惊”，而唯独能有效解释这个“震惊”的就是那个不约而同起于个体又止于个体的艺术的人文价值观念。“网络文学”的惊人销量和金钱主义，正是在这里被成功地收编于看起来符合艺术规律实则很成问题的“个体化”的。

毫不含糊，要撰写、叙事、讲述“我们的时代”的成功故事、幸福逻辑和精神概念，只能而且必须从“个人化”开始。但是当这个观念已经大面积疏离大多数人所置身的社会现实语境时，这个让“70后”“80后”这些今天时代主体获得成功并进而被命名的符号，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了使这些主体一步步走向另一种“一体化”，并最终屏蔽普遍性的一个思想误区。

人文的“关键”是什么

如果不嫌麻烦，这里不妨先解释一下文化的内涵。按照经典哲学文化学的一些论述，文化有三个层次。最外层是器物文化，它表征人类文明史的演变；再向内是制度文化，它标志我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最内层是精神文化，也就是文化价值观，是所有文化中的核心，是一切文化的大脑。简单说，这一层的“文化”才是最关键的，对于一个人，它决定你是谁；对于一个民族，它决定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气质；对于一个国家，它在更高层面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形象，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价值符号。

比如19世纪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其中对“多余人”的普遍性观照，标志了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宗教般的精神高度；“五月风暴”之后的福柯、巴尔特、波德里亚等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不止标志了那个时代法国所能到达的最高理性水平，同时，也未尝不是那时候至今世界一流的理论高度，他们对消费社会的界定也就从此构成了人们认知当今社会现实的最新概念。当然，正因为20世纪有了鲁迅，中国自古有之的国民劣根性——才得以凝聚到一批如阿Q、华老栓、祥林嫂、孔乙己的小人物身上，“立人”“白心”的人格建构才变得可能，等等。

在这样一个我特指的精神文化草图中，我们真正匮乏的究竟是什么人文？

概括说，我们最匮乏的是文化现代性。现在，至少有两种论述遮蔽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现代性程度的观察。一种是“古今转化”，被古代社会中的宗法文明模式和元典意义的农耕文化、民间宗教文化孕育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以及万物平等的生命意识所迷失，进而“自致角色”，在语境错位中躲避对当前文化意识形态的判断，陷入自恋自大的妄想之中不能自拔。另一种是“中西转化”，翻译的“间接性”和访学的“旁观者”身份所得的西方文化价值观，造成文化生成上的时差，接受者非但不能从主体性上得到塑造，反而更容易不接地气。以上两点，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当前政治经济话语、人文知识分子话语与日常生活方式之间疏离感越来越大的原因。

在这么两个“转化”中来看，我们的学术界对文化现代性方面的研究既不多，也不够深入。要么局限在学科内部，偏重于地方经验，制约了现代性思想的完整发展；要么方法上缺乏创新，多为文本分析、民间宗教文化阐释、政策图解。用更高视界来观照，无论伯曼“把人变成现代化的主体”与“把人变成现代化的对象”的辨析、泰勒“文化现代性”与“非文化现代性”的区别，还是哈贝马斯关于“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关系的深刻观察，及中国学者张旭东的文化危机就是文化政治危机等研究，在现如今的人文研究和各色大众文化形态中均未得到充分体现，甚至可以说我们的人文研究、大众文化目前还处在文化现代性意识不自觉的阶段。它们只是较低一个层次的小市民文化和不甚高明的感官消费文化符号。

如此普遍性人文话语框架中，文学艺术创作和大众文化形式，只能在文化产业和传统文化的规定性中做文章。前者产生了“浅阅读”意义的大众快感作品，它们分别以怀旧、亲情、爱情、友情、世情为主要符号，消费被消费主义同化了的人性元素；后者则专注于文化传统仪式、宗法文化模式和小市民文化趣味，并编排相关故事、情节和细节。这即是即便赢得普遍赞誉的《钢的琴》的精神叙事，也只能重复“望子成龙”的传统道德文化模式，而无法摆脱文化传统主义，甚至宗法文化价值窠臼的一个深层原因。因为指向孩子、指向小家庭的叙事，中间虽然折腾了一大圈，大有想象性地离开传统和经济主义价值并思索重铸人的精神信念的意思。但随着小菊的回来，小孩也就没必要再需求“钢的琴”，陈桂林们也就没必要再奋不顾身努力什么。这进一步表明，今天时代的精神叙事，仍然是关于如何有保障地赚取物质成功的叙事，人们对《钢的琴》的满堂喝彩，更坐实了无论集体无意识还是知识分子期许，我们时代的精神意识都无可置疑地深陷在了利用“怀旧”与“小家庭”故事，最后整合成“物质神话”的仿佛完全自洽的逻辑编制之中，不得超越。而小孩的前途，或者别的所谓中国经验的符号，仅仅是一个被堂而皇之盗用的美学替代品。

我的论述和视角，也许过于极端，但我的经验告诉我，之所以在成功、幸福和精神的艺术表达上，总不能令人信服，根本原因盖在我们的人文价值观不能有效地组织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配套，进而完整地建立个人的意义生活机制所致。毫无疑问，要打破文艺的这种局面，必须先重新理解一直以来受用的个人化人文观念。只有解决了这个世界观问题，“我们的时代”的文艺创作格局才有望走向大视野、大格局，也才有力量、有提振人的精气神的张力。

［1］肖鹰：《“郭敬明”：消费主义的青春标签——从〈小时代〉看文化症候》，《文学报》，2013-10-10。

［2］张涛甫：《“小时代”的不能承受之轻》，《文汇读书周报》，2013-9-6。

［3］系影评人周黎明、史航等人观点，见http：//yule.sohu.com/20130812/n383915177.shtml。

［4］相关数据参见《中国电视剧市场消化不良——年产3万集播出7000集》，来自《成都日报》《中国文化报》的综合，转引自《宁夏日报》，2012-4-11。

［5］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内部印行，第12页。

［6］参见http：//wenku.baidu.com/view/e03cad2db90d6c85ec3ac64f.html。

［7］见赵文、李祖德等：《〈钢的琴〉评论小辑》，《今天》，2011年冬季号。

［8］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