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近年来人文价值观忧思(1)

目前而言，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镜头覆盖率，“70后”与“80后”无论如何都是今天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换句话说，要判断所谓今天时代文学艺术的基本走向，绝对不是那种昙花一现般以“异类”形象在所谓合适时刻出现，勉为其难地代表一下此时代的“厚重”，象征主义地充当一下此时代“知识分子声音”的史诗性、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东西。而是填充绝大部分时空、占领绝大多数版面，仿佛只能由该时代堪当此任的角色提供的今天时代的“正餐”，比如，关于这个时代人所共需的成功及其成功神话，关于这个时代的幸福及其幸福故事的讲法，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及其精神叙事方向的玩意儿。

正因为如此，关联性地看，《小时代》的物质主义及其他的“偶像神话”；《钢的琴》追求精神性但在执行精神叙事时内部出现的“断裂”；以及“网络文学”在整个“70后”“80后”所构成的文学版图中的微妙作用等等。我以为，都不能只在所分属的学科内部和某一规定性语境来认识，毋宁说，它们已经表征出和正在被认同的某种未来文艺理念，其所输出的人文价值观实在令人担忧，到了不得不进行整体性审视的地步。

作为经济主义价值后果的“小时代”

郭敬明执编、执导的电影《小时代》，已经落下了帷幕。但因《小时代》的强烈刺激而激发的热望、欲望和期待非但没有落下，似乎反而才开始升起，网上网下罕见的议论热潮，就是明证。总结对《小时代》的批评，压倒性的声音不约而同指向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郭敬明本人及其所谓“郭敬明现象”刨根问底，指出《小时代》消费的是“青春标签”和“文化症候”，是“文学向市场转嫁的青春文学定制品”，是“一个男人幻想的女人欲望世界”，是郭敬明式仿袭和拼贴的汇演大杂烩，是时代锻造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自恋人格，是反智主义和“市场经济人工哺乳的畸形自我”［1］。二是从坚守精英文化立场和启蒙精神的角度指出，《小时代》毫无遮拦的物质裸奔，是当前精神“失重”时代的文化表征，人们将“物质”作为精神的救生圈，致使拜物教登堂入室，成为大众信仰，在此基础上，“小时代”观念具有极大的传染性，造成国人精神世界的大面积“沙化”［2］。三是无数微信不约而同聚焦到这样一个现实道德伦理问题，即《小时代》的蛊惑性在于教唆“郭粉们”去追逐某种具体而微的幸福生活，“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的那些东西，过上影片里的那种生活，就得乖乖去找“老东西”当小三小四小五，才有可能。这，就是该片隐含的价值观。”［3］

我对以上代表性批评观点表示部分赞同但又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在于，《小时代》毕竟是一部电影作品，并且是“我们时代”，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程度的一个“大众文艺作品”。文学有文学的创作规律，影视剧有影视剧的制作流程。对于影视剧制作，生产运行机制除了文学作品有的外，更有它独有的“授权”过程。就拿2012年来说，这一年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同意备案公示的国产电视剧共有1040部33877集，而全国所有电视台可播出的电视剧仅7000集左右，这意味着大部分立项拍摄的电视剧根本无法播出，或播出的只不过才1/5左右。从反映“80后”残酷住房现实的《蜗居》遭禁播，而宣扬幸福生活、浪漫故事的《一起去看流星雨》《乡村爱情故事》《当天真遇到现实》等等却能抢占好几个黄金时间档期［4］，不难推知，影视剧中什么价值观需要进一步传播，什么价值观则要求加以阻止、取消，思考型的观众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原因就在于，这类影视剧的公映，暂且不论它的票房到底如何，首先是谁被社会主流价值“授权”的问题，其次才是谁拍的和哪些明星大腕加盟的问题。如果把影视剧的制作及其携带着的人文价值观，仅看做是某一撮人、某一有鲜明风格趣味的团队的逻辑性产物，无疑等于在真空语境下的就事论事。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郭敬明和他的团队长期摸索的命名特点，比如《最小说》那样的刺耳指称和顺势来生的“小时代”给人们强加的接受惯性起作用，别的什么代际的导演、编剧，也可能生产出类似的作品，只不过，不见得就一定命名为《小时代》。现实是，前面所举影视剧长卷对物质神话本身的青睐，并不比《小时代》差多少。

所以，冷静下来再审视《小时代》，我倒认为它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一部虽夸张却微妙贯彻着写实主义原则的演绎粗糙的电影。

首先，它戏剧化地聚焦了当前大学校园生活，和大学毕业生被种种意识形态力量反复影响而成的所谓“成功路径”依赖。这一点恰好是常年寄身于研究机构、长期厮守书本精英文化的教授学者不一定熟知的生活领域。我曾在晚上兼职某高校的课，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必修课的原因，有学分制量化考评，讲台上老师尽管尽情子曰诗云屈原李白韩昌黎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但下面调到静音或振动状态的手机短信微博QQ坏脸，你无法清扫殆尽；教室走廊校园林荫道上，尽管名人画像哲人醒世格言应有尽有，但宿舍里学生关于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小鬼儿儿儿、天下归元、天蚕土豆等等网络作家日进斗金的仰慕却早已不胫而走。另外，校外烧烤店屁股后面挤挤挨挨的劣质招待所关于周末优惠钟点房的消息，也远比扣扣掐掐讨一个烧饼送进嘴里富有吸引力。一个山区来的穷毕业生从牙缝里挤出三五百元寄往某个核心刊物充当论文版面费的情节，对于当前的大学生来说恐怕只是一个拙劣的励志故事。《小时代》中反复出现的台词，“重要的是我与某某某上床的事我男友知道了，这还不算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了我男友与某某某上床的事……”，引发了道德敏感者的轮番轰炸。但是据我所知，高校周围密密匝匝林立着的招待所标间里，几乎天天上演着大学生的实战大片，短信挑唆而产生的相互猜疑也在寝室内外明争暗斗，教授先生们似乎反而见怪不怪、安之若素了。从实际生活解读《小时代》，并不是为该片辩解，我只是想重申一个简单道理：当我们以抽象的精神面对一个烂东西的时候，烂东西仿佛真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异类”，恰好取消了在整个经济生活审视该片作为表征目前经济主义价值后果的视野，导致“文化”的征候遮蔽了实质性的物质征候。而物质性征候，正是郭敬明及其团队敢于花大钱炮制《小时代》，并深信只要期待观众对位就能够获得票房的实证主义法宝。

其次，批评的视角越是具体，越是就郭敬明或郭敬明现象而发，《小时代》的仿袭也罢，郭敬明团队对今天时代的判断也罢，都会在其对立面——大时代和所谓大时代的文化规范中取得论者本不想看到的“反高潮”效果。这是我认为《小时代》既不是典型的文化征候，也不宜放大成道德伦理反面教材的根本原因。因为消费主义造就了郭敬明现象，也塑造了《小时代》中的女性奴才主义、男性成功神话等不假，但是当该片中的众女性“像狗一样”匍匐在成功男性的膝盖之下这一“恒定”情节，并不是以通常所见的损坏他人利益、践踏他人尊严为叙事旨归，那么，我们只专注于如此偶像生产，正好是以“个体”“局部”对“集体”“一体化”的“反叛”，正中《小时代》得以在个体化人文理念下“合法化”运行的理论下怀。当然，即便是阅读导演郭敬明的访谈，都没有迹象显示他有反抗宏大叙事的思想迹象。可是，这也不能就此断言，该片与“个体化”文化观念这个共享的思想语境无关。这如同赵薇导演的《致青春》，虽然赵薇讲述的逝去的青春故事，不完全等同于知青一代的青春岁月。然而，怀旧、喧闹、无悔、梦想、幻想，以及由这些元素堆积而成的“梦想叙事”，本来就是对历史真相进行美学处理和个人化转化以后的“本土化经验”，它们都分享并受惠于被“授权”的历史叙事。

当然，在更高一层面来看，像论者所说的《小时代》是“市场经济人工哺乳的畸形自我”，是时代锻造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自恋人格，等等。其实该片中的畸形自我、拜物教自恋人格，只是一个观看者的理论结论，它本身并非有意以“拜物”“拜金”误入精英们早已准备好了的道德伦理陷阱，而是——至少我认为，它的编排是在修改老一辈“杀人放火，男欢女爱”这个还未完全植入经济主义价值内部的推进。简而言之，是改写并进一步具体化哈维尔意义的“内在性消费主义”［5］的结果。如此，无论几位女性的拜物，还是男主人公的自恋、“偶像派”，都巧妙地编织进了在哈维尔那里是被揭示、批判，但在我们的人文理论语境，是被准许、被授意的“个体化”理论蓝图的“精神叙事”和“幸福故事”。这正是郭敬明有底气放言说，《小时代》不仅超越了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绵绵的上海，而且也能以四个不一样的女主人公的“个人体验”折射大时代、保证只有如此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的一个充足理由［6］。

有了经济主义价值软件和被准许的个体化人文观念的层层铺垫，郭敬明才胸有成竹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为了让年轻女性迅速成功、让男性便捷地保持成功，他不惜让一切人格、尊严、民主和主体性的概念统统见鬼去，唯一保持下来的只有“内在性”和“消费主义”。

反正不涉及外部秩序，不触碰人实现真正尊严、人格、主体性时的外部阻力，只关注成功，管它过程像什么，只要结果正确就行。这正是哈维尔批判消费自我、消费自我内在性的真正用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希望把个人的视角引向那种使个人的主体性舒舒服服丧失殆尽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并从现实内层出发揭示它，解放个体被消费主义——一种看上去远比赤裸裸的政治意识形态隐蔽得多，因而也更具有异化性的价值软件的原因。也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不厌其烦论证增长、富裕所导致的经济主义价值“机制”，不但成为了社会主导话语体系，而且渗入了社会各个层面，《小时代》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直呈自己的成功“秘诀”，且相信此“秘诀”一定能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至于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女性主义问题和个体人格方面的自恋、自大等畸形结果，本来是经济主义价值观运行时，个体，尤其弱势个体，必然承担的后果。我所谓《小时代》虽然粗制滥造，但它是更高一层的实证主义的原因也就在这里。而这一点，正是郭导演扬言《小时代》“超越”了众前辈的上海，《小时代》也以四个不一样女性的“不同体验”能够折射并准确讲述我们这个大国经济生活秘密的真正自信之处。

最终走向“断裂”的精神叙事

倒回去看，《小时代》缺失之处，可以说正是《钢的琴》准备充分去做的地方。那么，这地方又有些什么呢？

一些评论从《钢的琴》的工厂变迁背景，从工人集体的解散到最终重新组合起来，以及从个体经营的了无凝聚力到因为制造钢的琴而重获集体凝聚力的过程，得出结论说，《钢的琴》的梦想价值就在于，表达了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社会所散发出来的精神魅力；另一些评论亦不无感慨地指出，《钢的琴》的意义感集中体现在陈桂林为挽留孩子而动手做不可能做成的事，他成功了，说明我们日常生活中久已缺失的那种意义感被唤回了，因此，该影片是不可多得的正能量叙事［7］。

我不否认《钢的琴》确有如上突出表现，只不过，如果把《钢的琴》与《小时代》放到所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来看，《钢的琴》赢得人们普遍赞誉的地方，仔细打量，似乎并非绝对无话可说。这些地方，我既指该片中导演特别下力气讲述的地方，也指电影叙事无意却实际上凸显了的价值信息。

这些地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影片叙事意义感的节骨眼上，大致有这样几处关键点：第一，陈桂林与小菊的离婚；第二，陈桂林为了挽留住孩子在自己身边，号召工友们去偷琴；第三，用曾经熟练把玩钢铁的手做钢的琴；第四，剧末陈桂林与小菊重新走到一起，关于做钢的琴的最终目的得到明确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