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四座城市与四位学者(下)
相对于章、梁讲学的波澜起伏,胡适和周作人在天津、北京的表演,可就没那么多戏剧性了。这里的差别在于,前两者乃大名鼎鼎的政治活动家,主要舞台在社会而不是学堂,其讲学因而构成一种“事件”;而后两者则是刚刚“暴得大名”的归国留学生,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讲学乃分内之事。
其时的太炎先生,正到处发通电,指导各路诸侯如何安邦治国,虽然效果不佳,但毕竟适合于“外行看热闹”。梁启超自1920年春欧游归来后,专注于文化学术,拒绝从事实际政治,但也不希望将自己固定在某个学堂。若使用传统的概念,章、梁的自我期许乃是“一代大儒”,或曰“通人”,而不是“专家”。毕竟时代变迁,周、胡二位名声再大,也都不再以“通人”自诩。伴随着西学东渐大潮,专业化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作为新文化人的周作人和胡适,其自我定位和社会期待均属于“文人”兼“学者”。
四人中年纪最轻的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而一夜成名。这一年,胡适除在北大教书,兼任教务长,还创办《努力周报》,撰写大量学术论文及时事评论。此外,还有公私不分地请吃与吃请,外加马不停蹄地四处讲演。其工作效率之高,实在不可思议。幸运的是,适之先生1922年的日记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已公开发表,我们很容易梳理出其讲演的路线:
2月18日在北京的模范讲演所讲《国语为什么应该研究》;3月18日在女高师用英文作《演说的要点》的讲演;3月25日在法政专门学校演说“科学的人生观”;4月9日到直隶教育厅讲演《道德教育》;4月26日到平民大学讲演《诗经三百篇》;5月26日到女高师讲演《宋元的白话韵文》;5月29日到女高师附属中学讲演《科学的人生观》;6月13日为奉天高师旅行团讲演《道德教育》;6月21日到萃文学校作毕业式的演说,题目为《教会学校与中国文化》;7月6日在山东省议会讲《中学语文的教授》胡适1922年7月6日的日记有“四时,到省议会,讲演《中国国文的教授》”字样,可前边已有“在寓作《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作为下午讲演”的说明,故校改。见《胡适的日记》394—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8月11日在小学女教员讲习会讲演《国语教学的兴趣》;10月14日到济南的第一师范讲演《思想训练的原理》;10月18日在济南的一中讲演《科学的人生观》;11月23日在美国大学妇人会用英文做《中国小说发达史》讲演同上书,270—503页。。
这里所罗列的,仅仅是胡适自己记录下来的专题性质的讲演,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具体题目,日记中只是“讲演”二字者。至于1922年胡适校外讲演的重头戏——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国语文学史》等,留待以下专门论述。
3月9日,胡适告假前往天津,“在南开演说《国语文学史》的第一期”;3月23日“在南开讲演第二次《国语文学史》”。这一天的日记,有两段话很重要。一是:饭后伯苓带我去看学生的自修室。学生都在室用功,精神极好。南开近年进步很快,是一件可喜的事。半年后,与朋友聊天时,对北大学生之动辄闹风潮表示不满,于是感叹:“老实说,我自己有子弟,也不往北大送,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同上书,293、490页。正因对张伯苓所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很有好感,胡适方才乐意前往“集中讲义”。二是:九时半,独坐无事,忽发愿修改去年十一二月做的《国语文学史》十四讲的稿本。连续两天的日记里,记下此书的修改计划,准备从“两千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一直讲到“清代的白话文学”,以及“国语文学的运动”;清代部分注明“参用近作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这可是本年度刚完成的一册精巧的“文学史”。
7月17日,原本准备在南开发表讲演,因到协和医院割痔疮而不得不改期。7月31日起,连续六天,胡适在南开大学的暑假学校讲“国语文学史”和“国语文法”。8月5日的日记中,记下南开大学奉送讲学费百元,旅费12元,接下来是一段感慨:“暑假学校中的学生多有从直隶、山东的内地来的,颇愚陋,但朴实可敬,内中也有很用功的。”参见《胡适的日记》418页。
胡适的编写《国语文学史》,最初始于1921年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这册八星期内编纂的八万字讲义,有石印的本子。接下来便是上述的1922年3月间的删改、暑假中的讲授,以及年底为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时的补正——其间南开暑期学校讲学时所印讲义,流传甚广。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为底子,加上黎锦熙评述性质的长序,再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终于有了公开刊行的《国语文学史》。据黎锦熙称,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补明清部分之缺失,是钱玄同提醒的参见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胡适文集》第八卷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主意恰好与胡适“不谋而合”。只是在胡适看来,《国语文学史》毕竟是未定稿,朋友的擅自刊行,迫使其尽快修订,并于1928年由新月书店刊行其自认为名山事业的《白话文学史》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白话文学史》虽系精心结撰之作,篇幅也大为扩张,但只讲到唐代,而原先许诺一二年内出版的中下卷又不幸胎死腹中,这就使得兼及“两宋的白话文学”的《国语文学史》仍有存在价值。
四人中,对于讲演最为低调处理的,当属北大教授周作人。这一年,周氏除北大教职外,还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并在女高师上课。鲁迅博物馆收藏《周作人日记》之公开刊行,让我们得以详尽了解1922年启明先生的学术活动。日记中只记往北大、燕京或女高师者,属于正常课程;在常见的“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外,还有若干讲演的记录。至于4月29日的日记,给大时代留下一小小的面影:廿九日,阴,上午雨,即霁。抄译爱罗君演稿,下午了。闻西南有炮声。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册237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在炮声中准备讲演稿,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一年的周作人,花了很多时间为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抄译讲稿,并陪其到女高师、北大、燕大、孔德学校、法政学校等处讲演。作为已经成名的新文学大家,周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为他人做嫁衣裳”?须知1920年的周作人,曾有《新文学的要求》(1月)、《新村的理想与实际》(6月)、《儿童的文学》(10月)、《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1月)、《圣书与中国文学》(11月)等著名讲演传世。关键在于1921年的那场大病,先是住山本医院,后又移香山碧云寺养病,在撰写《过去的生命》、《美文》以及翻译希腊作家的小说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的同时,周作人还写了一则《胜业》,此文很能见其志趣: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所以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吗?周作人:《胜业》,1921年7月30日《晨报副刊》。并非真的从此“停止制造”,而是更愿意传播“别人的思想”与“别人的文章”。这种境界的获得,使得“渐近自然”的周作人,日后撰、译并重;而且,即便在自家文章中,也勇于发掘并表彰前人的思想与文章——当然也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意味。
可时势比人强,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被裹胁进讲演的大潮中,只是数量及影响均无法与前三位媲美。略为清理,很容易钩稽出周氏1922年的讲演。2月21日“(沈)兼士约至孔德讲演”,23日“往孔德学校讲演”;5月24日“上午,作女高师演稿”,30日“至女高师自治会讲演”这回的讲题为《女子与文学》,讲稿载6月3日《晨报副镌》,强调女子有文学的需要,“今后的女子应当利用自由的文艺,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思,解除几千年来的误会与疑惑”。;6月13日“上午,作《论小诗》了”,16日“本约为燕大文学会讲演,因不适,辞之”(讲演虽未举行,讲稿载6月21—22日《晨报副镌》);8月4日“田君函约十六日往演说”,13日“连日作演稿,上午了”,17日“(下午)七时赴燕大教育会讲演”,19日“傍晚往燕大讲演,九时半返”;9月21日“上午,至燕大第二院讲演”;10月21日“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这回的讲演拖到第二年的3月3日,讲题为《日本的小诗》,载1923年4月3—5日《晨报副镌》,收入《艺术与生活》);11月17日“晚,起手为妇女作文”;12月16日“上午,至燕大女校讲演”参见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册220—271页。。
如此不嫌啰唆地抄录周氏日记,目的是显示周作人讲演的特色。比起章太炎来,周作人的讲题分散;比起梁启超和胡适来,周作人对讲演似乎也缺乏自信与热情。但有一点,前三者都望尘莫及,那便是周作人的每篇讲演稿,都是很像样的文章。日记中常见连日作讲稿的记载,或一再拖延原先应允的讲演,似乎是打定主意非到“胸有成竹”时不登场。如此苦心经营的结果,其讲演的学术含量,自是比有邀必应者高。可这样一来,“讲演”与“著述”之间的缝隙被抹平,“听众”一转成了“读者”,现场效果想必不太理想。好在北京的高校多,周作人主要面对大学教师与学生,谈的又多是“妇女”、“文学”等专业性话题,讲话文雅些问题不大。倘若放在上海,此类话题没有新闻价值;搁在南京,则必定成为《学衡》诸君的笑柄。也只有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方才有人欣赏周作人慢条斯理、但又是坚定不移地讨论“女子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