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论

在古代文明世界，印度和中国各自创造独具一格的文学理论体系。本书设立十二个论题，对印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中印两国古代文学理论表现形态迥然有别，而基本原理贯通一致。

本书主要研究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下，通过文本细读晚清重要作家的代表作，梳理和分析了不同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及其特点以及西方形象形成的原因与自我形象的内在关系。

处于学术总结期与转型期的清代文话，表现出集历代之成而不乏新创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古典文章学最后的辉煌。本书在普查清代文话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清代特有之学术风会与时代思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清代文话展开研究。宏观的理论专题研究基于对具体文话文献的提炼总结，力求宏中有微；微观的专书研究旨在考察重要文话个体与相关理论或文体的关联，希冀微中表宏。

本书对创伤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揭示出创伤小说的伦理意义，在此基础上阐述创伤小说中所产生的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探讨创伤事件所引发的“忠实于真实”的伦理问题，阐释创伤事件所蕴涵的独特的美学维度。

在传统社会的政治实践中，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书写是传递意图、开展行动、扩大效应与营构荣耀的重要方式。王锡爵是明代社会中兼具政治与文学身份的典型士大夫，也是明代政治史上能够有效发挥文学之政治功能的人物。本书尝试考察王锡爵的文学书写与其政治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接受语言学、政治学等周边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思学界现有的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理解。

中国古代的小说中，动物形象主要出现在涉及神话传说、志怪记载、民间故事记录的内容中，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借以寄托的主要对象。早期的神话传说，由神话而衍生出的动物寓言、相关民间故事、志怪记载等，成为动物形象活跃于文坛的主要载体。借助于这种更具流传性的文学样式，动物形象较之于植物意象，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展示其本身被人类赋予的文化特性，成为一种文化动物。本书题旨在梳理动物形象在古代小说中的变迁，以此探究隐藏在这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多年来国家意识形态自我建构的特殊需要和过多人的参与，使鲁迅研究日益显现其发展的窘相。在关于鲁迅写作的众多言说之中，该书作者独辟蹊径，将其对鲁迅写作的思考置于中国文学现代化（或世界化）进程中现代作家对于本土民间文化资源的对待态度之大背景下，从鲁迅写作的民俗兴趣发生、民俗文化对于鲁迅写作理论的影响、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主体措置、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写作意义等八个方面，对鲁迅的写作和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

本书研究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既梳理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之历史，以文献呈现新诗传播接受之特点，又深入论证传播接受与经典化之关系；既研究新诗批评和选本塑造经典之特点，又对新诗史著作叙述、指认新诗经典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论证，由此总结新诗经典化特点、规律，反思新诗创作。本书历史梳理与理论思考相结合，是该领域重要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