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文化视野下的杜甫研究

本书集合王兆胜、李琳等多位学者研究新时期文学的相关论文。它立足于中国立场，以历史性态度、世界性视野、前瞻性眼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理论与方法进行辨析，寻找其内在规律，评估其功过得失，为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启示。这里既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探讨，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现代文论学科发展现状的宏观描述，还有对热点和前沿问题的追踪反思。理论与实践结合，微观与

本著作主要对接受了道家道教思想的唐代诗人及其诗歌作品进行研究。首先，简要梳理了唐前诗歌接受史，辨析了道家、道教、道家道教思想等核心概念。其次，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原因做了分析。再次，深入剖析了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形式和内核等问题。最后，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概括了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后唐诗呈现出的新风貌。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共六个章节。上编从学理基础、神话和民间诗歌等方面深入探索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古老的精神生态系统；下编从竹文化、铜鼓文化、巫傩禁忌文化、芦笙婚恋文化等方面全面分析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传承至今且依然保持活性的生态精神体系。本书借助生态批评的理论架构，挖掘和整理贵州主要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对其所蕴藏的生态价值进行了新的阐释，同时，突破传统的单向度研究模式，使理论与现象、主体与客体相互渗透

本书主要从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视域，对五部《论语·学而》的英译选本进行汇校集释，其译者分别为马士曼、高大卫、理雅各、詹宁斯和苏慧廉。正是在中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之中，中国传统的“校释”方法，才得以向翻译研究敞开其相对封闭的学术场域，并进而使内蕴于自身的理论潜能被再度激活。就具体的译文校释而言，本书以“关键词”的翻译与诠释为主，并辅之以“校释者按”，以期在“中西经文辩读”的意义上，对《论语》经文

本书探讨了自盛唐至清末民初的时段内，在词这种文体的创作与理论中存在的与古典诗歌领域类似的唐宋之辨问题。本书认为，词与诗一样，在唐宋文化转型的影响下，形成了“唐音”与“宋调”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词中的“唐音范式”奠基于晚唐西蜀的花间词人，在南唐及北宋进一步演变至成熟；词中的“宋调范式”由柳永发端，在北宋后期分化为革新性质的“东坡范式”与改良性质的“清真范式”，这两种“宋调范式”在南宋的辛弃疾与姜夔手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

清初承明制，以八股取士。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会试，朝廷下旨增五言八韵律诗一首，试律取士遂成定制。目前留存的清代各种诗话、选集、别集序跋和诗文批评中都保存了大量试律诗学理论资料。本书以清代试律诗学发展为线索，考察其初期发轫，中期完成到清末新变三个发展阶段的理论特点和成就，深人剖析其阶段性特征，并对核心理论观点进行阐释，全面梳理和展现了清代试律诗学发展脉络。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云南一地，僻处天南，民族众多，词史本非辉赫，在煌煌中华词史中地位及价值亦近乎模糊。然而，云南古近代词史是中华词史的有机组成，见证了地方文化与主流文明的博弈与共融。同时，云南古近代词史始于元、渐兴于明而盛于清的基本历程及词坛风貌，与主流词坛差异较大，具有地方文学价值与特殊的文化意义。本书致力于梳理云南古近代词人词作及词坛的基本脉络与情状，希望复现其状貌与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