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视角下的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

近年来，中欧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无疑首先与欧洲自身的变化有关。欧洲还重要吗？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欧洲地位和影响力的持续讨论。其次，欧盟对华认知和定位发生变化，中国被看作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以及所谓制度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将如何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最后，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欧洲的对华政策是随美起舞还是与美国拉开距离成为世界关注

《中外关系史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1年创办，李兴教授任主编，陈奉林教授任副主编，立足于本土资源与全球史观，以东方区域和世界视角，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研究与整体推进，反映中国外交和中外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社会关系等研究的前沿与动向，探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打造世界史和中国史融通的学科交叉平台，培养中外东西博通的专门人才，推动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东方外交史、世界史和区域国

本书在当前全球化、地区化、跨学科的背景下，主要突出国际问题学科定位，使地区研究成为联结国别和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层面和节点，地域无问东西南北，理论和方法兼收并蓄，以“新地区研究”引领地区研究风气之先。本书依托云南大学特色鲜明的中国西南面向的地区和国别研究力量，同时这一研究面向的东南亚南亚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经略的重点地区，其大量主题既具有显著的地区特性，也具有普遍的全球性意义。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SecurityTreatyOrganization），简称“集安组织”，成员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本书系统梳理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基本发展脉络和国际互动，为考察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视角。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断发展，在维护欧亚地区安全方面不容小觑。

本书旨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中国对外关系，总结40年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书中理论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和外交理论进行了挖掘，涉及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探讨。实践篇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外交实践进行深度分析与展望，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成就与思考，中美、中俄、中日、中印等大国关系的互动，中国与欧洲、拉美、非洲等地区和相关国家关系的经验和总结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亦越来越密切，对外部世界的深入了解也越来越迫切。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在国内迅速成长。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之学。2022年9月，聊城大学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为推动该学科建设，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秘书处、聊城大学联合创办《区域国别学文摘》。文摘收录了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