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导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弗雷格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一种被称为逻辑主义的数学哲学，即把算术还原为逻辑。为了执行逻辑主义方案，弗雷格设计了一种新的逻辑系统，它在实质上是由二阶逻辑与第五公理构成的二阶理论。然而，罗素在弗雷格的逻辑系统中发现了悖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罗素发现的这个悖论彻底瓦解了弗雷格的逻辑主义。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重新发现了休谟原则，由此引发了新弗雷格主义的兴

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去世两千余年后依然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对于近现代的一些哲学家，我们也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本书为回答此问题提供了开端。回归哲学本质，作者与当代领衔哲学家展开对话，对谈西方哲学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阐述每位哲学家的研究进路、关注问题、遗留问题及产生的影响，开启进入西方哲学史及伟大心灵之门，去探究哲学是什么、古往今来的哲学家研究的基本问题有哪些。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家清晰的描述中

本书从郑玄《大学注》及孔颖达《大学注》疏入手而进行的特别考察和分析，构建了《大学》学的汉唐阶段的主题研究对象。接着又进一步引出对宋代朱熹到明代王阳明，即后世《大学》学的代表性著述与学说的发展演变过程展开考察和分析，这些都是很具有学术价值的思考和研究。此外，本书从考辨《大学》成书的不同观点出发，细致梳理各家对《大学》词、义的解释，提出《大学》是一篇儒家的政治论文。这些归纳提炼及所作出的结论对于澄清汉

嘉道时期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社会大变动的前夜。包世臣一生跨越乾嘉道咸诸朝，仕途坎坷，长期辗转于江淮之间，为地方大员做幕僚，是清代嘉道年间颇富盛名的经世派士子。本书以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为对象进行研究，旨在以微观实证考察社会文化变迁；从包世臣人生经历、学术思想等入手，聚焦其实政思想、经世实践及其历史影响，并与其同时代经世派巨子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行比较研究，以历史演进的纵、横坐标为参照，为包世臣经世

本书基于心灵观念史视角研究分析性心灵哲学中的当代唯物主义发展，旨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分析性心灵哲学的当代发展何以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发展，这一历时性问题关联于心灵观念史视角下的启蒙理性与理性启蒙；二是当代分析性心灵哲学中关于物质和心灵概念的分析限度，这一共时性问题推究关联物质和意识概念的唯物主义概念，即随附、构成和实现等，由此诊断它们所能企及的心灵自然化的限度。

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思想最为深刻的当属德国思想家，例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为了克服知性哲学（包括启蒙哲学）的虚无本质，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耶可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直接性哲学。耶可比的实在论不是以单纯的主体或者客体为基础，而是以主客体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主体与客体的直接性关系就是一切知识客观性的本源，因此主客体的直接性的关系是根本性的。

追寻政治的“是其所是”既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的理论旨趣，也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作者认为，一种好的政治通常被设计为：能够找到一种快速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能够创制一种令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充分且公开表达其意志的制度安排；令每个人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而这一切均奠基于每一个人都拥有完整的道德人格之上。本书即是对这种政治构想的完整表述。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在汉代定型的，而汉代的政治文化又可说是由“为儒者宗”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初步建立起来的，汉代公羊家在其中起了奠基作用。汉代公羊家本着对春秋“实史”与《春秋》“文史”的沉思，在承继先秦子学与经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原道、托王、宗经为表征的独特哲学思维方式。在此思维运作下，汉代公羊家立足“大一统”、“察名号”、“行权道”、“说灾异”等内容对政治秩序、政治伦理、政治权衡、政治敬畏展开

《意志哲学》运用现象学和象征学的方法，探讨了意志与非意志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的罪错性问题，是保罗·利科现象学研究时期的代表作。该书以两卷的形式出版，即《意愿与非意愿：意志哲学（卷一）》《有限与有罪：意志哲学（卷二）》（卷二含《可能犯错的人》《恶的象征》两册）。在《可能犯错的人》中，保罗·利科运用现象学方法描述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易错性”特征，以及由此导致的意志结构的问题。在《恶的象征》中，保罗·利科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