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书目笺证（书目题跋丛书）

本书是对现代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哲学的全面分析，分别从其儒学诠释中的道德形上学、自律道德、良知本体和历史意识四个维度，审视牟宗三在与康德哲学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认为现代儒学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彻底扭曲和背离了儒学传统，即用道德取代伦理，用规则取代美德，用人取代天，用内在的历史终结论取代了超越的历史可进论；批评牟宗三所建构的道德形上学和宏大历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想，也是士人人生及艺术趣味之根源。这一时期的文艺本体论、价值论、批评方法论和审美趣味论等都体现出玄学的深刻影响。玄学的“有无”之辨引导士人思考艺术本体问题，关注审美主体与对象在“道”的层面上的关系；关于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为士人设计了理想人格，在主客体交融的动态过程中呈现出从“得意”到“自适”的发展特点；玄学的体用思维及名实方法，不仅提高了文艺批评思维的水平，也启发了文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观念、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心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命题，肯定并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心学的出现，是明代文学思想由“师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

本书是首次整体而系统地考察关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首先将关学四书学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将其置于关学学术思想演进和中国四书学史流变的双重脉络之下，从文献学、经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关学四书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揭示出关学四书学的逻辑脉络、主导问题、话语系统和学术特质。作者既着眼于经典诠释与思想演进，学派争鸣与问题论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注重对关学四书学在总体宏观上推进

中国哲学的真实建立，合文献才能有中国，合逻辑才能有哲学。因此所谓“中国哲学”，必须将文本内在脉络转化为逻辑推演。本书即致力于复活古典名学的方法论，并以之解读古典文本。《周易·系辞传》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三五错综是古典名学校验事实的方法。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正是在古今错综之中探寻经典文本的义理，由此实现“中国”与“哲学”的合一。书名用《周易》之典，借以表明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在古今错综之中探

本书以《孔子家语》的真伪公案及其思想内容为主要研讨课题，首先梳理《孔子家语》的形成及传衍情况，其次以历史与逻辑、文献学与思想史、传世文献与考古新发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重义理与考据，从《孔子家语》与传世文献、新出土文献的对勘中，对《孔子家语》的自然观、道德修养论、社会政治观等思想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研讨，从而确证《孔子家语》是一部渊源有自的儒家古籍，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或有加工润色，但其主体部分仍然没有

本书运用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研究《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不仅分析战国中晚期的政治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语境，更根据当时的语境来合理地理解国家建设在当时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探讨作为主要政治行动者的“商鞅学派”这些法家是如何“以言行事”的，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经验借鉴与政治智慧。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是麦大维先生积25年之力撰成的唐代儒学研究的代表作，将唐代儒学的演变与学者群体及学术机构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对学校与祭孔、经学、国家礼制、史学、文章观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每一领域独立成章，按照高祖及太宗朝、650-755年、安史乱后三个时段，依序梳理学术环境、学术活动和学术观点发生的变化，总结各领域及其子领域的学术发展轨迹，分析中央政府学术主导地位的渐趋弱化，以及学术与文学

本书以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从先秦诸子的宏阔视野对于儒家在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道体与道用、政治与道德，以及传统与现代、因袭与变革等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通过这种综合性研究来获得对于先秦儒家在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及政治理想诸多方面于哲学意义上的理解与把握。本书自觉运用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从诸子的宏阔视野来研究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既有利于在诸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彰显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性质、特点与价值